“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叶剑英

1937年秋，在山西抗战前线。前排左起：林彪、任弼时、聂荣臻。

任弼时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称为党的五大领袖，却是走得最早的一位；然而时间不能冲刷走的，是“人民的骆驼”在人们心中的烙印。

骆驼的方向感强。在延安，任弼时向毛主席指出“抢救运动”出现了“逼供信”的不良势头，推动整风运动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1944年的大生产运动中，任弼时说过，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他总是极富政治远见。

骆驼的脚步实在。遇到问题时，任弼时从来都尊重事实、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放战争中土改运动蓬勃发展，他带病还要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周围20多个村子进行调查，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被作为指导文件印发全党。

骆驼吃苦耐劳又坚持不懈。经历了白色恐怖、长征、几次运动，任弼时始终抱病坚持繁重的工作。当他病情加重时，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说：“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逝者长已已，生者当思之。今天，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新的起点，我们更应弘扬求真务实精神、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工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几个月后，就有一位不满十七岁的青年成为党员。此后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奋斗三十年，并在四十年代与毛、刘、周、朱并列，成为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这就是任弼时。他虽英年早逝，其精神却在党内影响至深。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教员之家。5岁就随父亲读书，7岁入明德小学，12岁去长沙考入师范附属高小，后入长郡中学，在校内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

1920年，他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学业，联系旅法勤工俭学未成，便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去那里勤工俭学。经研究会介绍，他到上海参加俄语学习班，在那里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1年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联，通过赤白军交战的火线，历经种种艰辛到达莫斯科，进入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1922年初，任弼时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此时，苏联局势艰难，他一天只能领到200克黑面包，忍饥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回国后他到上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因张太雷长期离职，两年间由他代理中央书记。当时他才二十来岁，却敢于向党中央领导陈独秀提意见，有一次气得陈独秀把他的意见书当面撕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同志深感他与陈独秀争论时的观点正确。“八七会议”上他被选入政治局，成为中共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随后四年间，他一直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任弼时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因缺乏经验犯过“左”的错误，后来通过实践又在工作中大力纠“左”。

1933年，任弼时奉派湘赣边区，在长征中是红六军团和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1937年秋，任弼时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翌年春又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争取国际支持。194O年，他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任弼时任大会秘书长。会后，他与毛、刘、周、朱并列为中央五大书记。1947年春，他拖着病体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行军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时称他是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

1948年春，中央进入河北西柏坡。任弼时的血压很高，心律又严重不齐，却仍时时支撑着协助周恩来工作，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1949年3月，他随中央进入北京，主持召开共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赴苏联治疗。1950年4月回国后，他没按医嘱休息，立即投入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晚，他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病情突然恶化，次日去世。叶剑英在追悼他时这样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党员中，任弼时是出身“共青团”的年轻的老革命家，后来又一直以刻苦坚韧著称。这位有着“骆驼”性格的坚强战士，少年时期身处思想活跃却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湘境，决定“毕业之后，欲志于工业”，走工业救国之路。这一愿望固然是好的，然而他成年后看到———若腐朽的社会制度不改变，兴办工业以强国并无可能。从而走出国门，到苏联寻求真理，最后走上了终生革命的道路。

中国革命之所以艰难，不仅由于外部敌人强大，同时也在于内部消极因素众多。任弼时在党内之所以长期受到普遍敬重，在于他勇于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这种斗争又不是过“左”地整人，而是抱着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态度。

任弼时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直坚定地支持毛泽东。1938年赴莫斯科时，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又不因此徇私情，对江青一直坚持原则，不给特殊照顾，康生一类人对他一直是敬畏交织。任弼时能严格要求别人，恰恰在于自己一身正气，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正如古语所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更令不从。”

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长期担负着到各地恢复党的地下组织的危险工作。1928年末，他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接头时被捕，国民党当局却未搞清他的身份。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预定的假口供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妻子陈琼英，以便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敌特按他所说到上海查对，因组织上已有安排，未露破绽，三个月后获释。

1929年末，他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当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已是火灾中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外国警探怀疑有假，便使用电刑，竟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任弼肘苏醒后仍坚不吐实，这种顽强态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产党，继续关押拷打。幸亏党组织通过关系营救，才使他获释。

此后多年，他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加上日夜劳累、血压高，看东西时常眼花。长征时，他领导红二方面军，年仅三十出头，可是干部战士们从外貌看多以为他已有五十岁。任弼时也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抓紧时间工作。

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中央机关的同志说起任弼时，都认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中央特会科报销，并耍泼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直闹到掀翻了桌子，最后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毛泽东得知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

1947年，贺龙曾感慨地说过：“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贺龙的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干部们普遍厌恶康生这种人，而对任弼时则由衷敬佩。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来源:《信息导刊》 2004年 第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