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许多革命者的子女一样，特殊的环境与背景使得我们一生中和父母共同生活的时间极其短暂。包括嗷嗷待哺的婴儿阶段，我一生中与父亲共同生活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但是，父亲的爱却温暖了我一生。

1938年12月8日，我出生在前苏联首都莫斯科。父亲当时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40年春，父母同时返国，把我留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在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伊凡诺沃市。它是赤色国际救济会在苏联创办的专门收养在白色恐怖下各国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子女或烈士遗孤的机构。

当时，我只有1岁零两个月，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在国际儿童院，我和毛岸英、朱敏、刘爱琴、林莉、瞿独伊、杨东、曾芳兰、秦季玛、邓金娜、刘霞、王继飞、柴娥丽等三四十个孩子生活在一起。他们都是因父母在国内从事革命斗争，生活动荡，无法抚育子女而被送来的。我们享受着苏联党和政府给予的关怀与照顾，我们和苏联人民共同度过了最艰苦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我渐渐长大了。

父女相识始于书信与照片

1948年，当国内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有条件了，我开始和父亲通信了。从那时起，父亲走进了我的生活。

8月30日，不满10岁的我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讲述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第二年1月20日，我收到了爸爸的第一封来信。因爸爸知道我不会中文，信也是用俄文写的。从这封信中我第一次体会到被父母钟爱的感觉，第一次从照片中见到了父母、姐弟，看到了家人，第一次有了“我的家”的概念，尽管很抽象。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的亲情，对我是那么新奇，父亲盼望看看十年来未曾谋面的女儿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亲爱的卡佳①：……从信中获悉你生活很好，学习也不错。我们为此而欣慰。可你为什么没给我们寄来一张你的照片呢？你大概已经长大了，我们多想看看你呀!哪怕是你的一张照片。”信中父亲还告诉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了许多大胜仗，占领了许多大城市，并即将解放全中国的喜讯，告知我“你的兄弟姐妹们已经团聚，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马上就要进城，那时我们即可经常通信了”。希望我“好好学习取得优异成绩”，并且说：“我们打算对你取得的好成绩给以鼓励，只要有可能，立即给你寄去。”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到来自学校以外的鼓励和鞭策。信末，父亲再三叮咛“望你常来信和把你的照片寄来”。随信，爸爸还附来弟弟送我的一方小手帕和家人的3张照片：爸妈合影、两姐姐合影、小弟自己。

40多年过去了，今天再读这封信，对那份溢于言表的父爱更感珍贵。

1949年8月，爸爸又来信叮咛我：“亲爱的女儿，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再三询问我“这学期你考得如何？暑假你干什么？是否到哪儿过暑假了”？“我们非常想知道(你)学习和身体情况，一定要给我们寄照片来。”其实，自从和爸妈建立了通信联系，我便常常给他们写信，可爹妈想女儿心切，信再多，也觉得少。信中爸爸还写道：“亲爱的女儿，你是否经常想念非常喜欢你父母并经常给你写信？”这问话，在尔后的岁月里我才逐渐地品味出其间父亲爱女心切、急于与女儿沟通感情的心情。信间讲到他和母亲身体时，声情并茂：“你爸现在在疗养院休养，我们都住在一起，他身体还可以，你可以从照片中看到，你妈妈身体也渐好了，就是个子小!哈哈!”每读至此，我都仿佛听到了爸爸开怀的笑!

接了爸爸这封信，我马上把照片寄回家。是年11月11日爸妈联名寄来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

亲爱的卡佳：

你的近况如何？8月30日来信和照片均已收到。我们都很高兴，你这学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卡佳，我们也生活得不错。爸爸有点病，目前正在疗养院治疗，很快就会好的。

你的两个姐姐和弟弟都在北京上学。

卡佳，中国已经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手中解放出来了!

不久以前，新的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望你常来信。

你的父亲陈林(任弼时)

你的母亲陈松(陈琮英)

父女重逢在巴拉维赫疗养院

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

自16岁始，近30年艰苦的革命者生涯摧毁了父亲的健康，才四十五六岁的他就被高血压、糖尿病折磨垮了。1949年12月初组织上让他来到莫斯科治疗。爸爸先住在克里姆林宫皇宫医院，治疗了一阶段即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在这里，才可能接我去见面。

1950年元旦，我在国际儿童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疗养院。与父亲见面的印象令我终生难忘，尽管从照片上父亲的形象我已熟识，并且和父亲通信也一年多了，心中也默默地多次叨念过“爸爸”这个称呼。然而，真正面对父亲时，我不但老躲着他，不敢接近他，并且连“爸爸”这两个宇都叫不出来，才呆了一天，就提出要回国际儿童院。我太习惯完全是孩子们在一起的集体生活了。

可是，太奇怪了，当我和他一起生活了仅8天，我就投入了父亲的怀抱，再也不想离开他了。

这一个多星期，是我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的生活。父亲用他全部的爱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此外，父亲还是我识汉字、说汉话的第一位老师。

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更会写一手漂亮的汉字。在16开的白纸上，爸爸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大、小、多、少、日、月、天、地”；写下了“中国、苏联、北京、莫斯科”；写下了姐姐、弟弟和我的名字；写下了“妈妈你好吗？”“大姐姐、姐姐、弟弟，你们好吗？”“弟弟，你有多大了？”等等最简单的汉字，最常用的词语、短句，像字帖一样，好几页。为教我准确发音，他还在每个汉字右下角用俄文字母注明拼读。每天，在他一字一音的带读中，我学习读写这些基本语汇。

当时，我正读小学4年级，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当他看到我的记分册上各科全优的成绩时，十分高兴，称赞夸奖的同时又告诫我：不要骄傲，学习一定要踏踏实实。

一个多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时间过得太快了。我感到自己确实舍不得离开他，多么想在疗养院多呆几天啊!可是，爸爸要我以学业为重，我只得回儿童院。临走的头一天，我哭了。这是我长到10多岁，第一次为离开父亲而落泪。

回到国际儿童院，我第一次体会到人间思念亲人、思念父亲的感觉，很深、很深。过去没有和父亲接触过，我根本不觉得，如今，我每天晚上都想爸爸，老想到他那儿去，想得很苦，没有办法，就给爸爸写信，差不多隔一天写一封，有时甚至天天写。爸爸也很想我，我刚离开疗养院4天，在尚未收到我的来信时，爸爸就先给我写信了：“你走了4天，但还没收到你的信，我估计你能按时到达。唯一不放心的就是火车上比较冷。你走以后，我很寂寞。……卡佳你在伊凡诺沃生活好吗？11号赶到那儿了吗？功课落下了吗？落下多少？你写信告诉我。卡佳，你别忘了你说过的，每两天给我写一封信。这样不会影响你的学习，我也可以不寂寞。”最后又叮我一句“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两天后，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后又回信写道：“卡佳，这几天我生活照旧，就是比你在时寂寞一些。”连接这两信，我才知道爸爸也很想我，他已习惯我生活在他身边了。

这一阶段爸爸和我书信往返频频，特别是讨论我是否回国一事，爸爸把我当作大人一样与我严肃认真地分析利弊，其间充满了民主意识的循循善诱。

当时，我由于年龄小，对许多问题根本考虑不到，对于回国与否，全是孩子式的凭习惯和感觉：出于习惯在国际儿童院的生活，舍不得离开同学们，我不想走；出于和父亲的感情，我又想和他一起回国。爸爸在1950年1月20日的信中写道：

“关于回国还是留在苏联这个问题。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再作决定

一、回国当然有有利的一面。第一、对你作为中国姑娘可以尽快学会中国话，这对你今后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你将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这对你也非常重要；第三，你将和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这对你看来也是需要的。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因为你不会讲中国话，你回国后第一年只能学中文，然后才能上学(当然也可以在学校里学中文)，你将耽误一年的学习。

二、你如留在苏联学习，这也有好的一面：第一，你不会耽误一年的学习；第二，你大学毕业之后，你不仅完成了高等教育，而且将精通俄语。当然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你无法学会中文，这对你今后来讲是莫大的困难，此外你完全脱离国内的生活。

这就是供你选择的具体情况。我想你最好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完成大学教育，然后带着专业知识回国，这就是你在这里的时候我向你说的。

但这一意见绝不是最后决定，你完全可以自己考虑对你怎样更合适。如果你坚决要回国，并像你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如果我不带你回国，你将永远哭泣、思念，而且还会影响学习，那我将在莫斯科治疗后带你一起回国。

你接到这封信后，再想一下，然后告诉我你对这一问题的最后决定。……”

1月30日，在连续接到我的3封信之后，爸爸又来信说：“上封信你已经决定和我一起回国。我希望你3月10日从伊凡诺沃来莫斯科，也就是还有40天。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对你1月12日至26日的学习情况很满意，并希望你继续努力学习。我身体还好，血压降到160(过去是240)。我想2月底可能会痊愈。”信中还摘要转述了妈妈和姐姐的来信及大姐姐用中文给我来信的内容。我真高兴爸爸最终同意了我同他一起回国。

至今，我保存下的爸爸给我的最后一信是他从巴赫维拉疗养院去黑海疗养院后寄给我的，那已经是1950年春天了。爸爸的心情很愉快，他告诉我：“我在3月30日和刘佳武同志一起，坐了两天的火车，4月1日到达黑海疗养所。我们休养所在黑海边，那里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并且可以在海里游泳。这里比莫斯科暖和，树绿了，花开了，我每天在这里散步。”随信附来一张黑海的照片。信末再次询问我：“你的学习和生活怎么样？希望你详细告诉我。”爸爸恨不得我每天都向他汇报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在苏联，经过近半年来的诊治与疗养，父亲的病情有所缓解，我们决定启程了。为了让弟弟热情地接纳我这个小姐姐，爸爸特给仅读小学2年级的弟弟写信说：“……我回来时，将你的远芳姐姐带回来，她很可能也进你的学校读书，将来你们两姊弟可以同去同回。你看那又是多么的好啊!可是我要先告诉你，你的远芳姐姐生长在国外，她十一个月就离开了爸爸妈妈，现在十一岁了。她已在苏联小学四年级毕业，下半年本应该进五年级，但因她不懂中国话，回国后要先学习中国文，才能转进中国小学的五年级，所以她只好像娇娇一样到你们学校去学中文。你也要帮助她学中国话，她回家后你必须准备处处帮助她，不能因为她不懂中国话就去欺侮她。我现在除买一架女脚踏车给小姐姐外，另买一架男孩脚踏车给你，可是远芳姐姐还没有车子，你要准备将你现用的车子将来送给远芳姐姐作为你们相见的礼物。我想你是会同意，而且一定要这样同意才好，这也是我在事前要向你说明白的。”

临行，爸爸什么珍贵的东西也没买，只给我买了几本苏联小说和几本课本，给姐姐弟弟们买了一些学习用品。

缺憾中的慰藉

在回国的旅途中，我又得以和父亲朝夕相处了。在火车上，父亲除了教我写汉字，说中国话外，还经常带着我找列车上的苏联人聊天。谈得最多最投机的是列车上的炊事员，父亲还和他合影留念。几天下来，我也和他处熟了，最后下车时，我把自己攒的苏联硬币大约有20卢布全部给了这位苏联的炊事员。

列车从莫斯科出发，行进了10天10夜，到了中国满洲里境内换车头。停站时，我下车到商店买东西，遇到一位男同志用俄语问我：“和你一起坐车的是谁，叫什么名字，他干什么工作？”我告诉他：“叫弼时，干什么工作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经这人一问，我才想到问问爸爸，而爸爸像是自言自语地对我说：“我干一般工作，坐办公室。”直到他去逝后，我才知道他工作性质的重要。

我随父亲回国不久，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其他中国孩子大约30人左右也乘火车回国了。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20岁左右，最小的才9岁，有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因为他们当中年龄大的还会说几句中文，年龄小的一句也不会。于是组织上决定让这些人去哈尔滨上学，继续学俄语。

我从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感情很深。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不愿分开，很抱团，特别愿意走到哪里都在一起。因此，我十分想和他们一起到哈尔滨读书。这次，爸爸没有同意，但他怕我不适应，就把几个家里不同意去哈尔滨读书的女孩子，我的好同学先接到我家，有邓发的女儿邓金娜、曾三的女儿曾芳兰、秦邦宪的女儿秦季玛。父亲让他们在我家住到去哈尔滨的同学都走了，才让她们各自回自己的家。从9月份开始，我们4个女孩子一同入了育英小学一年级，系统地学习汉语。经过努力我很快地掌握了汉语，连续跳级，3年完成了国内小学的学习，考上了初中，后来又考上高中，上了大学。

今天回想起来，父亲当时的决定是对的，没有让我去哈尔滨学俄语，趁年龄小，接受语言的能力强，没费多少时间就掌握了汉语基本内容。为尔后在国内继续求学以至于毕业后顺利进入工作岗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回国至进育英小学的5个多月时间，是我一生中连续生活在父亲身边最长的日子。父亲既是我的汉语教师，又是我在家中的“大翻译”。我是靠着父亲这座语言大桥和母亲、姐弟们开始了最初的交流。

父亲疼爱我，却不溺爱。每到休息时，他爱和秘书(我们称呼赖叔叔)下象棋、跳棋。后来，赖叔叔也常和我下着玩。开始，我经常因为输棋而发脾气、耍赖。父亲并不因为我年龄小就迁就我，而是严肃地批评我。这样不但纠正了我的毛病，而且促使我棋艺快速进步。不久，我的跳棋就经常能赢赖叔叔了。上小学后参加跳棋比赛我常得第一名。这当然有父亲的功劳。

父亲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刚回国不几天，他就带着我去看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郭仁。当时，郭仁叔叔和兰春阿姨刚刚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女孩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那时的我还不能用汉语和他们交谈。

病魔无情，和爸爸回国不足半年，它却残酷地夺走了爸爸的生命。我曾掰着手指计算过，有记忆以来，我也只是1950年5月至9月，这短短的五个月有幸和父亲生活在一起。12岁时我才见到父亲，不足一年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这不能不说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而得以欣慰的是，在父亲的教导下，我成长了，成熟了，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注释：

① 任远芳的俄文名译音。

来源:《党的文献》1994年第2期  作者:任远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