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全家与聂荣臻及女儿聂力合影。

右起：聂荣臻、聂力、任远远、任弼时、任远征、任远芳、陈琮英、任远志。

今年４月３０日是我父亲任弼时９０周年诞辰纪念。

父亲在短短的４６年生涯中，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同其他革命先辈一起，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和民族的希望，迎着狂风暴雨，昂首挺胸地走过来了。他将一生完全奉献给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的事业。他的生命之花将永远放射出绚丽夺目的光彩，闪耀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

父亲１６岁时在给我祖父的信中就宣告了自己一生的抱负：

“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１９２５年，父亲２１岁任团中央总书记，曾几次面对面地与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过坚决斗争。

父亲当时还是中共中央第一届军事委员会三成员之一。

１９３４年，父亲和肖克、王震等同志率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与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后创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１９３５年，二、六军团长征，第二年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此之前，毛泽东等同志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又分手了。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父亲运用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同朱德、刘伯承、贺龙、徐向前等同志一道，终于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为中国革命开创了新的局面。

１９３８年，父亲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一些领导人支持王明，父亲用作报告、谈话、拜访等各种方式，列举大量事实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宣传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终于说服共产国际改变了看法，为在全党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创造了重要条件。

正如彭真委员长所说：“在我们党内和党外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弼时同志多次地表现了他的坚强原则性和惊人说服力的统一，这成了他的工作作风的一个特点。”

１９４１年父亲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曾指出：

“民主建设与经济建设，是有相互密切关系的，两者缺一不可，忽视了一方面，另一方面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党内必须发展批评自我批评。允许党员说出心里话，则能有真正民主的实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先搞“抢救运动”，后又抛出“自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父亲几次向毛主席反映情况，提出必须马上纠正，毛主席接受了他的意见，两人商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随后中央又制定了九条，使整风运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１９４３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１９４４年父亲明确阐明了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

“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

“革命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

“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

１９４４年受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委托，父亲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父亲以全票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一起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历史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正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个集体领导下所取得的。

１９５０年，毛泽东主席回忆他最辉煌最得意的解放战争时说：“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总理补充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１９６１年周总理在和一位外国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回忆起那段历史时动情地说：“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这一代领导集体是相辅相成、团结友爱、相得益彰、缺一不可的完美整体。这正如鲜红的旗帜上凝聚着五颗金星代表我们祖国一样。

毛主席从重庆回延安后休息一段，从１９４６年５月底至１１月初父亲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他提出发展和繁荣解放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思想，并着重指出：

“在有利于发展和繁荣解放区经济的条件下，可以允许外国资本家到解放区投资……外资可以独办某些企业，约定一定年限由政府收回；也可以合股经营，按股分利……为着发展解放区工业，吸引民族资本以致外国资本到解放区繁荣经济，我们必须防止过左的劳动政策。”

１９４８年当全国土地改革高潮中亟需纠正“左”倾错误时，毛泽东主席致电刘少奇同志：“我们准备发表弼时同志的一篇演讲，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即中央１月１８日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这篇演讲作为中央的政策性文件，对土地改革的顺利发展和保证全国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这篇讲演中，父亲还最早提出了新中国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父亲身体由于两次被捕受到严刑拷打，特别是电刑的摧残和多年的积劳成疾。新中国刚刚诞生不久，又爆发了朝鲜战争，当他正日夜思虑着去完成许多工作时，病魔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如果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用唯物主义观点纵观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历程，就能清楚地看到父亲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所付出的巨大劳动和取得的丰硕成果。而这些都属于党和人民。

为纪念他，毛泽东主席题词：

“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周恩来总理号召人民纪念，学习他：

“奋斗不止、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

“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什维克精神”。

父亲敢于向毛主席直接反映问题，同志们也喜欢向他说心里话。所以李富春副总理在父亲去世后说：“我们党少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陈毅元帅则说：“我们可以从各方面去追忆弼时同志所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这需要很大的不朽的一部传记来追述他。”

聂荣臻元帅说：“我以为最值得学习的是弼时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坚强党性。”

叶剑英元帅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父亲坚定维护党的团结，反对轻易搞“路线斗争”，关心爱护干部，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考虑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很多同志有问题都来找父亲解决，在延安时期他就有“党内的母亲”称号。

父亲曾说：“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父亲在谈到反贪污、腐化、堕落时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

胡耀邦同志在任党的总书记时和我的一次长谈中深情地说：“恩来同志、弼时同志是我最崇敬和最怀念的。”

父亲继承了中华民族最优良的传统、品德和情操。我党元老林伯渠称赞他：“向内外敌人坚决奋斗，战胜一切，是为完人。”

一位多年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老同志说：“在政治上如此坚强，在重大原则上寸步不让，在理论上造诣之高，在思想上、品德上如此高尚，在个人性格上这样平和，在生活上如此克己，而弼时同志将其融为一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在父亲身上体现的是那样全面、完整、自觉、自如。

父亲对革命充满信心，解放前夕，他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以优于一切历史上的革命，就是因为只有我们才能采取最为公平合理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的生产力，达到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人人有事做，人人有书读之目的，而不使任何一个人得不到生活的满足。我们这样作，首先是使劳动人民得到满足，其次也使地主分子得到生活出路。”

当我凝望着深沉的天空时，那里仿佛浮现出父亲的誓言……

《人民日报》 1994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