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而我却要说：父亲是我一生的老师，尽管我15岁才见到他，19岁时病魔便夺他而去。

“大女儿，你回来了”

抗战胜利后第二年，我15岁时，爸爸才有条件派人到湖南接我们与他团聚，6月，人们带我和妹妹远征离开老家湘阴唐家桥新屋，先到武汉住在吴德峰伯伯家，即而到达南京军调部执行小组驻地。在那里，曾宪植阿姨为我和妹妹添置了新衣服新鞋袜，把我们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我既兴奋，又紧张，爸爸到底是什么样呢？

几天以后，我和妹妹从南京乘飞机去延安，想到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我心情更加激动。不料飞机抵达延安上空，因天气不好，不能降落，只得转飞北平，我十分失望。

在北平，我见到了当时主持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叶剑英伯伯和李克农伯伯。由于旅途颠簸，水土不服，我身体一直十分虚弱，本打算第二天就乘此机飞往延安。叶伯伯恐怕我身体吃不消，便决定留我在北平先休养一阵。于是妹妹远征随机先行赴延安，我在“叶公馆”休养，心中盼望着与爸妈团聚日子的到来。

长到15岁了，我还没见过爸爸的面，对母亲也没有什么印象。只听说1931年，妈妈临产前一周，爸爸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启程赴中央苏区工作，留下妈妈和即将出世的我。我出生后不到百天，妈妈便因叛徒告密而被捕，怀中抱着吃奶的我被关进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关押中，妈妈坚贞不屈，装作农村妇女，始终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经党组织和周恩来副主席等多方营救，将近一年，妈妈被释放，我这个“小囚徒”也随妈妈一同出来。周恩来副主席电示，要妈妈立即去中央苏区，妈妈为不影响工作，当机立断地把我送回湖南老家，当时奶奶健在。不久，母亲又把长征途中生的妹妹远征送回老家，6岁的我，算是第二次见到母亲，但因年龄小，时间短，妈妈是什么样，我一点没有记住。后来，奶奶去世，我和妹妹就由邻村的一位王奶奶照顾。老少3人相依为命，直到这次爸爸派人来接我。

7月11日，是朗朗的晴天，我又乘上赴延安的飞机。在北平时，我就向人们打听爸爸妈妈的样子，他们告诉我：“你爸爸戴着黑边眼镜，留着小胡子，手里常拿着一根拐棍；你妈妈最好认，到了延安，你看到一个既矮又瘦的女同志，你叫好妈妈准没错。”

终于盼到这一刻了，飞机降落在骄阳下的延安机场。

步出舱门，我一眼就看到了妈妈——又矮又瘦的妈妈，妈妈把我搂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和脊背，疼爱地呼唤我：“大女儿，大女儿！”正当我四下张望，找寻戴黑边眼镜留胡子的爸爸时，妈妈忙告诉我：“爸爸没来，他去接从新疆监狱出来的叔叔阿姨去了，他可想你啦，咱们快回家去吧！”

妈妈带我进了延安城。在新市场——延安唯一的大街上，一辆中吉普在我们对面停下来，妈妈忙告诉我：“快，去叫爸爸，那个刚下车的人就是你爸爸。”我看到爸爸果然象人们告诉我的那个样子，只是觉得他那身灰布军装不那么合体。我快跑几步，真想大声呼唤十几年来默默想念的爸爸，可终因从未叫过爸爸而没有张口。爸爸和妈妈一样，伸出双臂，把我拥进他宽阔的怀抱，连连说道：“大女儿！你回来啦；大女儿，你回来啦！”

我扑在爸爸的怀里，流着幸福的眼泪，感觉到自己再也不是孤儿了。我和别的孩子一样，有亲爱的爸爸妈妈，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幸福油然而生。

爸妈领我上了吉普车，车上已坐了好多人，第一排位子空着，看来是专门留给我们的。我坐在爸妈的中间，妈妈向我一一介绍车上的人：朱总司令、康妈妈、杨尚昆叔叔、李伯钊阿姨……

长辈们亲切地笑着向我嘘寒问暖，使我懂事以来第一次享受到这种融融的爱。我终于鼓足了勇气，按照湖南老家对父亲的称呼，轻轻地喊了一声“爹爹”。不料，爸爸就象没有听到一样，倒是坐在第二排的朱总司令答应了。我纳闷极了，转过脸用十分不理解的目光看着这位慈祥的老人。妈妈忙给我解释：“大女儿，陕北有个毛主席，还有这位朱总司令。我们延安的娃娃都叫朱总司令‘爹爹’。所以总司令以为你叫他哩！”这时“爹爹”伸过手摸着我的头和蔼地说：“大女儿，你来延安，见到你的爸妈，也见到了我这个‘爹爹’。”我高兴地笑了。

吉普车把我们载到了杨家岭大礼堂，中央首长为新疆回来的同志接风，我随爸妈也去了，但因为我太兴奋、太激动了，根本吃不下饭，便独自走到院子里。

从两湖水乡到黄土高原，这里的一切都令我倍感新奇。正当我琢磨着房子——窑洞，弄不清它是怎么回事时，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走到我跟前，亲切地抚摸着我的脑门，用湖南话问我；“你是那个！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从那里来的，你爸爸是谁？……”我一一回答着，心想，这人也是我们湖南人，他是谁呀？恰好，这时爸爸从大礼堂出来，急忙走过来向我介绍：“大女儿，快叫毛伯伯，他就是刚才在车上妈妈告诉给你的，咱们延安的毛主席呀！”我赶忙喊了一声“毛伯伯！”

这一天，1946年7月11日是我永生不忘的日子。我认识了自己的爸爸妈妈，认识了许多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要能吃苦，要好好锻炼自己”

不久，爸爸把我送到延安中学读书。我们全部住校，吃延安当时规定的三种伙食标准的最低档——大灶。星期六回家和父母团聚时才可以解馋——吃爸妈的小灶、妹妹的中灶和我的大灶合在一起的饭食。

一次，我生病了，好几天吃不下饭，我的同学刘少奇的儿子刘毛毛就向食堂要点儿面粉和盐，煮成糊糊给我做“病号饭”。学校把我生病的情况通知了爸爸妈妈，请他们接我回家治疗。可是爸爸既没有派人来接我，也没有派人来看我。我很不愉快，想故乡，想带我长大的王奶奶，甚至想大米粥、酸泡菜。星期六，爸妈派一位叔叔接我回家了。一见面，爸爸看我真的是病了，人也瘦了，心痛地说：“我还以为你不习惯陕北的生活，吃不了苦，所以你的老师通知我时，没有去看你，也没有让叔叔去接你，希望你在学校锻炼得更好些，原来你是真的病了呀！”我这才明白了爸爸的良苦用心，怨气一扫而光。这一次，爸爸留我在家里休息了几天，身体好一些了，又马上让我回学校去，并嘱咐我说：“要能吃苦，要好好锻炼自己，要努力学习，长大了才能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

爸爸很疼爱我，从各方面培养锻炼我。当时部队搞军事训练打靶时，爸爸常抽空参加，并一定带我去参加。15岁的我好奇心重，又不知道害怕，不管爸爸打什么枪，我都要求打，什么三八大盖、小口径手枪，就连后坐力很大的机关枪也不例外。

1946年在延安机场打靶的情形，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其它枪种爸爸都同意我打，只有机关枪爸爸不同意我打，他怕后坐力太大我承受不了，然而他耐不住我再三请求，勉强同意了。我兴致勃勃地上了阵，尽管我觉得自己完完全全按照要领去做的，但终因人小、力小，一扣扳机还是把我震得往后一退。过后肩膀疼了好几天。爸爸说我：“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常常参加射击训练的结果，我的枪法大有长进。这样，每逢朱总司令约爸爸去山里打猎时，准带我同去。

我眼睛好，常常是我先发现目标，我的腿又勤，打到猎物，我都抢先跑去拾回；我还时时提些幼稚的问题，他们一边回答我，一边高兴地笑。我为他们的打猎活动增添了不少乐趣。

曾在野战医院当过护士的我，身边喜欢带些酒精、棉球和绷带等。一次，朱总司令、爸爸带我和张振奎叔叔去打猎。不料，张叔叔装猎枪子弹帽时，不小心把手炸破了，直流血，我急忙把张叔叔的手包扎好，爸爸很欣慰地跟我开玩笑：“大女儿，就因为你带来了这些纱布、酒精、棉球，害得你张叔叔的手都炸破了，”朱总司令紧接着说：“还是我们的大女儿好，有心眼，有备无患嘛！这次要不是大女儿带来这些东西，张叔叔的手可能要感染化脓喽……”实际上，两位老人都很欣赏我的做法，我也很得意。

“你们住在这里，千万不要……”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暂时撤出延安。学校因我年纪小，开始没有安排我随学校转移，他们希望爸爸带我走。但是爸爸却让我跟学校行动，自己背着背包，和同学们一起接受锻炼。当时我们一家六口人，分散在五处：大妹妹远征随着“保小”转移；妈妈带着小弟弟随中央工委过了黄河；小妹妹远芳远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爸爸和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

从延安撤出，行军很艰苦，日宿夜行，不论天多黑，也不能打火把。我从小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踏出第一步不知第二步往哪迈，只好在前面同学背包上拴一条白毛巾，隐隐约约地随着这个小白点前进。

不料一次过河，终因眼睛看不见，把右脚趾骨摔裂，伤势较重，从小趾到大腿，全部肿了起来，并引起高烧。没办法，行军时就借助毛驴、黄牛，连牲口都无法走的地方，就靠同学们背着前进。一日，我正拄着棍子在街上艰难地行走着，意外地遇见了父亲的警卫员张振奎叔叔。他惊讶地问：“远志，你怎么啦！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把情况告诉他，并询问他来做什么。原来爸爸考虑远征妹妹年龄太小，怕她吃不消，便派张叔叔去接她。这时张叔叔看到我的样子，当即决定把我和妹妹一块接到爸爸身边。一起走的还有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彭德怀的侄子彭起超。我们几个一同来到了中央机关当时的驻地——王家湾。

那是一天的下午，我的心情和我初到延安第一次见到爸爸一样高兴。爸爸只知道妹妹要来，为此他已数次到窑洞口张望，却不料我、毛毛、彭起超也一起来了。当他看到我们时笑眯眯地说：“你们怎么都来了？你们都好吗？”我们几个象归巢的雏燕一样扑到爸爸身边，爸爸挨个揽到胸前亲了一下我们的额头，简略地问了每个人的情况，突然注意到我不灵便的腿，急问：“大女儿，你是怎么啦，怎么拐了？”我告诉他摔伤的经过，他急忙查看了我的伤脚，心痛地为我开心：“轻伤不下火线，你怎么回来了呢？”说完又吩咐张叔叔给毛毛和彭起超安排住处。爸爸一手拉着妹妹，一手搀扶着我走进窑洞。

这是一孔很特别的窑洞，外部形式与一般“一明两暗”的房子差不多。内部结构却不尽相同，这是中央驻王家湾时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和父亲四个人办公兼住宿的地方。

“一明”这一间，正对窑门便是一个炕，周恩来与陆定一共用。“两暗”中左边一间为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一道门与正屋衔接；“两暗”中右边的一间是爸爸用的，特别的是，与正屋衔接的却是与炕同高的豁口，上了豁口右边是炕，炕头却是一个炕洞，据说是老百姓平时用来存粮的仓库。

爸爸指着那个炕洞说：“这就是你们的床。”我和妹妹无不惊讶地问爸爸：“这么深的洞，上下那么不方便，怎么睡呀！”爸爸耐心地解释：“这村子很小，我们来的人又多，你们就凑合睡在这里吧！爸爸每天把你们拉出来就是喽！”这样，我和妹妹就在宽将够我们躺下而长却不足以将腿完全伸直的炕洞里安顿下来。

这时毛伯伯、周伯伯、陆定一叔叔闻讯都来看我们，毛伯伯亲切地抚摸我和妹妹的头，对我说：“大女儿，你们都来了呀，想爸爸没有？”我和妹妹忙回答：“想啦！也想毛伯伯了。”毛伯伯点头笑着又指着我的胃部用湖南话问：“你的胃还痛不痛？”我说：“在行军路上痛过几次，现在好些了，谢谢您。”他又转过头看着妹妹说：“老朋友，咱们又见面了，你还好吗？”因妹妹生在长征路上，所以每次毛主席见了她都风趣地称她“老朋友”。接着周伯伯、陆定一叔叔也分别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我和妹妹沉浸在幸福之中。

那天晚上，爸爸把我和妹妹叫到身边再三叮嘱我俩：“这里是毛伯伯、周伯伯我们办公的地方，为了解放全中国，任务很艰巨、很辛苦，要保证他们休息好，才能有充沛的精力工作。你们住在这里千万不要大声讲话，更不能随便打闹，走路时，脚步一定要放轻……”

爸爸不但这样告诫我们，他自己更是十分注意。有时，早上起得很早，他惟恐影响周伯伯他们休息，索性就从我们住的窑洞窗口爬出去。当他要咳嗽时，忍得住，就走得离窑洞远远的地方，实在忍不住，就用毛巾捂着嘴。爸爸的行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大女儿，‘炒芝麻’的时候到了”

这阵，爸爸比在延安时更忙了，他要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他要负责中央机关的行政工作；他要尽可能地照顾我和妹妹，他实在太累了。

白天，他和毛伯伯、周伯伯一起开会，研究分析各个战场的形势，确定战略方针；晚上，他伏在小炕桌前，在小油灯或蜡烛的微弱光亮下聚精会神地批阅文电、起草文电，常常通宵不得休息。我很心疼爸爸，但却苦于不知该怎样帮助他。

他有严重的高血压，工作一累就常常面红耳赤，头痛脑涨。这时我和妹妹一起帮他按摩头部。跪在土炕上，时间稍长，膝盖就痛得不行，但我从来不吭一声，一定得等爸爸说：“大女儿，我好些了，你休息吧！”才放手。

可能窑洞炕热，陕北的蚊子和臭虫多得出奇，尤其是臭虫更多。看到爸爸工作那么紧张、劳累，常常一支烟从点燃到最后却顾不上吸一口，而可恶的小蚊虫却叮得父亲烦躁不安，我就每晚点上蜡烛烧蚊虫。我手持燃着的蜡烛，顺着炕洞中的每一条缝隙，墙上、炕上、窗台上，从这头烧到那头，从东边烧到西边，听着火焰中臭虫被烧得噼啪响，心中不免为它们不能再欺负爸爸和伯伯们感到快慰。我们形容这声音为“炒芝麻”。日子久了，一到晚上，爸爸就会提醒我们：“大女儿，‘炒芝麻’的时候到了。”就连周伯伯也时时诙谐地说：“该你来消灭另一个战场上的飞机（蚊子）和坦克（臭虫）了。”

生活在这孔窑洞里的人们亲如一家，大人们情同手足，孩子们倍受照顾。吃一个好点儿的菜，他们相互推让；天气冷了，一件大衣你给我披上，他又给你盖上；一人有事出去未归，几个人数次到门口张望等候；一个孩子有病，几个老头儿都忙。

有一次我到河沟里洗被子，陕北河沟里的水冰冷刺骨，我身体本来不好，结果引起高烧。这一下，他们更忙了。夜里，爸爸端来一盆冷水，拧一条毛巾放在我的额头上又去看文件、电报，过一会儿，再来为我换一条毛巾，而后又是伏案。

周伯伯时时过来帮爸爸照顾我，一会儿摸摸我的头问：“大女儿，好些了吗？还哪里难受？”一会儿跟爸爸一样也给我换毛巾降温。一连好几夜都是这样。

白天，毛伯伯走到爸爸的炕洞口用湖南话问我：“大女儿，你好些了吗？还烧不烧啦？以后水太冷就不要到河里洗被子了，脏就脏点吧，现在是过渡时期，等条件好些咱们再去讲卫生好吗？”说着回头对他的警卫员说：“小李，你去问问咱们的医生，有没有退烧药，拿来给咱们的大女儿吃。”

陆定一叔叔也跑过来对我说：“我这里还有几颗薄荷糖，大女儿，你含在嘴里可能好过些。”

几位老人在我生病期间还时常风趣地逗我开心：“大女儿，你这一病可好，坦克（臭虫）可就没人去消灭了，这损失可就大喽！”

直到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那几位老人忙碌的身影又会出现在脑海里。我觉得很幸福，但又很后悔，后悔那时太不懂事，几位老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不但没条件为他们分忧，帮他们干点什么，反而给他们添了那么多麻烦。如今当我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也有了子女和孙辈，我才逐渐理解了他们那颗既爱革命事业又爱孩子的心。

“光明在前”“努力学习”

不久，爸爸他们流动性越来越大，带着我们这群孩子转移实在不方便，就决定把我们几个孩子和机关中年纪小的工作人员及体弱有病的同志全部送过河东。

当我们准备过黄河时，我真舍不得离开爸爸和伯伯们。当时，我身边只有一个不到两寸大的小电话本，我从延安出来一直带到身边，它是358旅的一位名叫李传常的团政委撤出延安前送给我的战利品，很精致，我很喜欢它，决定用它请毛伯伯等题词。

我依依不舍地和他们辞行。周伯伯出差了，记得当时毛伯伯躺在帆布椅上，我蹲在他面前，趴在他老人家膝盖上，请他题字，毛伯伯慈祥地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要过河了，给你题什么呢？”思索片刻，欣然挥笔写下了“光明在前”四个光辉的题词。接着，爸爸又为我写下了“努力学习”的题词。这也是爸爸对我一贯的希望与要求。

就这样，我珍藏起小本，满带着父辈的殷切期望东渡黄河，又开始我独立的生活。

过河不久，组织上决定调我到贺龙中学学习。当时正是全国解放前夕，爸爸的工作更忙了，血压高、糖尿病日趋严重，但他仍旧时刻惦念我的思想、学习与生活。我也十分想念爸爸，接二连三地给他写信，但好多天也没收到他的回信。正在不安时，忽然收到爸爸1947年7月27日的来信，一开头就向我解释“未曾单独给你写信，并非忘记了你们，而是当着有人要走时，来不及单独给你写信。你和远征走后，我时常想念你们”，信中还说，就在我和远征离开爸爸的最初不到10天里，他们就搬动了3次，“两次夜行军都遇着大雨。有一次夜行军天又黑雨又大，当时我想着，幸喜你们没有随我们行动，不然那是可以引起病痛的，因为所有的人全身衣服都打湿了。”爱女之心跃然纸上。信中他肯定了我一到校就找老师补习功课，说：“这很好，下学期如果没有适当学校可进，就正好这样继续补习下去。读书主要在于自己用心，希望你能坚持，用功学习，而且在国文、算术方面多用功，平常要多看解放区出版的报纸，借以增加你的政治常识。”

1948年10月，一次我患泻肚病，爸爸从聂荣臻夫人张瑞华阿姨的电话中闻讯，很不放心，特意派邵昌和同志来看我，并带来我所需要的学习用具以及半磅毛线，叮嘱我“一定要自己打好两双毛袜，以备你自己冬天用。这里不比南方，也没有延安住窑洞那样温暖，要自己好好保重。”

当时我刚从爸爸那里来到学校不久，因我在延安上初一时没有安定的条件，更不可能按部就班地学习，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受军训、造地雷、坚壁清野、转战陕北，所以没能插上初中二年级，心中不痛快。爸爸在托邵昌和同志带来的信中特别鼓励我：

“……这也不要紧，但绝不要因为许多功课已经学过就不用心了。以前对你说过，要善于掌握时间去学习。你们这辈学成后，主要用在建设事业上，即是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上，需要大批干部去进行。建设事业就是要有科学知识。学好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必须先学好数学、物理、化学，此外要学通本国文并学会一国外国文，有了文学的基础，又便利你去学科学……”这时候爸爸就已经按照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去要求我学好数、理、化及外语了。他对我的教育从来都是至于整个革命事业中，丝毫没有为个人、为小家庭着想。

读着爸爸的来信，不禁使我回想前一段在爸爸身边时爸爸对我的教育。当时，尽管爸爸工作很紧张。但无论多忙，他都尽量抽出晚饭后的一点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他带着我、毛毛和妹妹等几个孩子到村外小河边散步，有时间我们各自的生活情况，有时对我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教育，甚至给我们讲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给我们讲述当年自己在敌人的监狱中如何坚守党的秘密不暴露身份与敌人斗争；讲述毛毛的母亲是怎样在南京被反动派杀害。毛毛哭了，我也流着泪。爸爸抚摸着我们的头安慰教育我们：“不要哭，要懂得憎恨，要化悲痛为力量！”

正是在爸爸身边的这些日子，我和毛毛这几个刚从大后方来的半大孩子接受了最直接的革命教育，我们进一步懂得什么是国民党，什么是共产党，干革命又是为了什么。

爸爸对自己的孩子，对生活在身边的战友的孩子都关怀备至，对烈士遗孤，更是悉心照顾。一次他听说叶挺将军的儿子叶华明也生病了，只因叶华明和我是同学，他便在托人给我带去的食品附信中特说明：“奶粉白糖各两包，听说华明也生病，奶粉白糖各一包送给华明。”对华明就象对自己的爱女一样，绝对平等，没有亲疏之分。这点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渐渐的接济比我生活差的人也成为我的习惯，这都是爸爸身教的结果。

“缝缝补补又三年嘛”

全国解放了，我们搬到北京，全家团聚了，尽管我们仍旧在学校住宿，但每周六都可以回家。这一段爸爸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我们进行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和刻苦学习的教育。

家住景山东街时，住房是有电灯的，一开始搬来，爸爸就告诉我们“人走灯灭”，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提醒大家，至今我仍未改这个习惯，并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

有几次，妈妈让我和妹妹把破旧衣服拿出来打袼褙做鞋底用，爸爸走过来一一翻拣着，拿起这件说，领子破了可以缝缝，拿起那件又说，这件袖子可以补补穿，还时不时地自语：“缝缝补补又三年嘛！”结果，我们那几件破旧的衣服总是挑来拣去舍不得毁掉。

我和妹妹盛衣服的箱子都是爸爸从延安撤退时用来装文件的木箱，很粗糙简陋，平时就放在卧室的窗下，一次上学前忘记关好窗子，赶上了大雨，木箱被淋个透湿。当妈妈帮我晾晒时，爸爸注意到我的衣裤补了又补的样子，既心慰，又心痛。结果不久他去苏联养病时，居然带回好几条黑色短裤给我，真难为他的悉心与周到。

他在苏联治病时，就已把我当成家中的大人了。他把治病的详情寄给我们，并让我和妈妈转告弟妹们。我从小在湖南老家吃惯了辣椒，到了北方，天气干燥，可我难改旧习，因此常常因吃辣椒而引起身体不适，爸爸在国内时常提醒我。而远在莫斯科他也不忘记此事，涉及到他吸烟问题时，他写道：“至于烟，那是很自觉地不吃它，唯不知远志是否还是自觉地不再吃辣椒？”还特别在说他自己的“很自觉”和我的名字“远志”下加了重点号，父亲无言的身教又一次鞭策着我。①对我的学习，他更是念念不忘，希望我“要补习到初中毕业后确实能考进师大附属高中，不要从初中毕业就投考什么预科去着想。”

父亲的教导渐渐地化为我的行动。读书时，我从不主动向妈妈要一分钱。有时爸爸妈妈忘记给我车票钱，我身上有三分钱就乘三分钱的车，其它路程就步行，遇上一分钱也没有时，就全程步行。参军后，一身军装里里外外，从未做过入时的衣服；成家后，经济比较紧张，我带着孩子平时艰苦渡日，病时借贷吃药，顽强地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这一切都当归于父亲对我的教诲与影响。尽管这一生中，我从认识父亲，到父亲病逝，才仅仅4年多。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是屈指可数的，但父亲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

注释：

①爸爸为了不让我吃辣椒，在去苏联养病前，曾和我订了条约，他从此不吸烟，让我从此不吃辣椒，我们各自都自觉地遵守条约，爸爸确实也没有吸烟，而我呢，爸爸从苏联回来看我瘦了，就给我解除了条约，我可以少吃些辣椒。

《回忆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