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任弼时在转战陕北途中

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领导人。

他的思想理论贡献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从1933年开始任中共湘赣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长征途中，先后担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和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等职；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他长期担任军队政治工作领导职务，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中，坚持开展卓有成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并摸索总结出完整的经验，取得辉煌的成绩，为我军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重视军队政治工作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就开始从事革命的军队政治工作。从创立人民军队起就非常重视开展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在红军建设的实践中，把政治工作比作生命线，已经在当时红军主要领导者中形成共识，并不断地发展、完善这一科学论断。任弼时在革命实践中，丰富、发展着我军政治工作理论，为我军政治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7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已完全陷于被动，红六军团被迫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当任弼时接到中革军委的训令后，立即召开省委会和全军政工会，传达训令，巡视检查政治工作，督促部队加强政治教育，以争取新的决战胜利，创造新根据地。

1934年8月，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西征。10月在与红三军会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发现红三军在夏曦错误领导下，政治机关陷于瘫痪，冤假错案甚多，红军中的党团组织被解散，在连队还没有党的支部，大部分政治工作系统还未建立，严重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于是，任弼时、肖克、王震联名向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发电，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红二军团的政治工作队伍。任弼时等立即采取措施，从红六军团调方理明、袁任远分任红二军团第四、第六师政委，另调一批政工干部建立两个师的政治部，迅速普遍地建立连队的党支部。任弼时和王震、关向应、张子意致电周恩来：我们决定以原六军团政治部为二军团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政治部。

部队在永顺休整期间，任弼时召集开了一个团以上的干部会，初步批评了夏曦的错误。此后又陆续启用因过去错误处理而被撤销职务的干部，恢复了他们的党籍，这些措施使红二军团政治机关和各种政治工作制度逐步健全。这是任弼时和红六军团给予红二军团的非常深远的帮助。

1935年1月27日在大庸县丁家溶任弼时又主持召开红二、六军团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总结了三个月来红二军团工作转变的成绩和弱点，尖锐批评了夏曦公开解散党、团组织，取消红军中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等严重错误。指出两军会师以来，在红六军团的帮助下红二军团中“党的基础初步建立，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党员人数增加了四倍，各师团政治机关、连队中的政治组织已系统地建立起来了。“指战员的积极性正在发扬，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恐怖现象速渐消失，战斗员的胜利信心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增强了”。[1]为了进一步把红二军团建设成铁的红军，转变游击主义习气，任弼时明确提出当前红二军团的建设任务是加强党的领导，发展党的组织，健全政治机关制度，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建立经常的强健的系统的政治工作，强化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的观念，纠正轻视政治工作的倾向，加强教育战士提高指战员政治素质，加强连队支部工作，努力扩大部队。

他处处强调政治工作，主张在游击队及群众根据地都应争取政治工作，争取群众，共同进行武装斗争。

无产阶级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质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出发点，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古田会议提出加强党对红军领导的一系列根本措施，并在各地红军中贯彻执行。

任弼时在重视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的同时，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0月又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当时，第八路军和各留守部队、医院、学校及边区各地区部队，全国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统一领导之责。

中央军委令改编后的部队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与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奋斗，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红军改编后曾采用和国民党军队相一致的单一首长制，原有的政治部改为政训处。面对抗战初期的严峻形势，针对八路军的思想状况，任弼时指出我军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总的原则仍然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建立健全党的政治工作，这是巩固和增强战斗力量的武器，是抗战军队的生命线。[2]

他在1937年7月红军云阳会议讲话中强调，红军改编后，现在的战斗任务有大的变动，但红军的宗旨没有变，阶级斗争并没有消灭，表现形式起了变化。有人认为改编以后，我们也是国防军，和国民党军队没有区别，这是错误的。因此，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防止对政治工作和红军传统的破坏，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3]8月1日，总政治部发布任弼时起草的《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强调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战斗力，保证在抗战中的胜利。《决定》还针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将取消政治委员制，采用单一的首长和官阶制度，政治工作的地位和组织形式都将起变化，面临新的战斗环境，军阀军队的影响容易侵入等情况，强调：党的纲领和作用，依然是“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始终应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保持和发扬“机动灵活与英勇的战斗作风，指战员间的友爱和团结与居民的和爱关系，干部的以身作则和艰苦斗争”等传统，是红军改名后“完成其抗日模范军和团结中心的任务的决定条件”[4]，并且要以红军素有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友军，提高他们的抗日情绪和巩固其战斗力。平型关战斗后，他派黄克诚到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发现取消政委制后，政治工作显著削弱，军阀习气开始滋长，师部首长很赞成恢复政治委员制度。10月19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联名将《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报告中央，“建议部队仍保持党代表制”，毛泽东电复：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5]

这以后，部队团以上均设政治委员，营设教导员，连设指导员；政训处改为政治部。恢复了红军时代的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1938年2月任弼时发出《总司令部与野战政治部关于整军训令》，指出，须“依赖更加艰苦的政治工作和坚强的党的工作”，才能保持八路军的艰苦卓绝，意志团结，坚决勇敢，高度政治警觉等优良模范传统，并要求各部队要健全各级政治机关组织，特别是健全支部的工作与领导。[6]

为了更好地作战和进行政治宣传，在任弼时的直接领导下，1938年1月八路军总部创办了《前线》周刊，任弼时经常发表文章，总结抗战经验。由于八路军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力量不断增强，太原陷落后，依靠自己的实力和游击战方式成为敌后御敌的主导力量。

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大纲，提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报告中他强调了必须坚持共产党对自己武装的绝对领导，说明了八路军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保持着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各种制度均无改变。中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抗日持久战的胜利。中共须以最大的努力，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共产党在其间的绝对领导，在一切敌战区内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并选择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创立坚强的抗日根据地，使其成为游击战争的领导核心。[7]在5月17日的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就书面报告又做口头说明与补充：八路军在红军时代就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今天依然保存着。“这一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决不放弃或稍减弱对八路军的领导”，并把经过群众中的政治动员扩大队伍作为自己的一个任务。由于目前的斗争环境较苏维埃时代更为复杂，因此，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军事力量最重要的是巩固部队中的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的政治水平，以最高度的警觉性，防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及托派汉奸的破坏等”[8]。

任弼时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补充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战的发展过程及我党的全面抗战方针政策。引起共产国际执委会高度重视，作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对中共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给予了崇高评价。

在军队和党的关系上，任弼时指出：“在尊重军事机关‘直接指挥系统’的同时，‘要反对党不管军事机关工作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特别注意防止军事机关超越党，不把重要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讨论，只是通知一下党，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9]1943年1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批评了军权高于一切，以军治国的军阀主义思想，阐明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成为革命军队，就是因为在我们军队内部建立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我们的军队是有优良的政治工作的传统的，政治委员，政治工作机关和部队中的党是有极高度的政治威信的。[10]

在抗战中，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工作适应了新情况，解决了新问题，取得了丰富的新鲜经验，使我军的政治工作理论达到全面发展和成熟，从而提高了战斗力，有力地保证了抗战的胜利。

二、坚决维护党的团结　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

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接下来的战略任务就是共同北上，与党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实现三军大会师，开创抗日新局面。

张国焘在同二方面军会合前虽然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但他仍坚持要与党中央平起平坐，主张“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职权由驻国际代表暂行行使”。对北上问题，张国焘也与中央意见相悖。

如何维护、促进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这一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任弼时身上。任弼时在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前，就把团结问题摆在首位。他教育干部战士，会师时不利于红军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红军团结的事不做，努力向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学习。会师时，两支部队充满团结友好的气氛。任弼时在强调团结的同时，坚决反对分裂阴谋，抵制了张国焘反中央的宣传，戳穿了张国焘图谋控制、拉拢、分化红二、六军团的宗派妄想，及时制止了张国焘送来的反中央的文件在红二方面军的下发，并及时销毁，明确交代，让张国焘派来的人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中央，反毛泽东和一、四方面军的问题。

任弼时在与张国焘谈话时，张提出：“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调换首长”，“另派政委”等，都被任弼时拒绝。此后，张又派人向任弼时提出召开二方面军干部会，以求政治上“首先一致”。任弼时告诫来人，只有在中央12月政治决议基础上才能一致。张国焘提出召开党的会议，任弼时就提出：“报告哪个作？有争论结论怎么作？”把张顶了回去。以后张又说要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想以多数压少数。为此，任弼时又增加一条，提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这样，张国焘的图谋未能得逞。

任弼时为了顾全大局，挫败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按朱德、刘伯承的意见，索性离开二方面军和张国焘一起行动。他在坚决扼制张国焘分裂行径的同时，向中央表明自己维护团结的主张，广泛地做好红军高级将领的思想工作，他分别找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谈话。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诚恳和平的态度，使已经感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领导人，立即同意他的意见，统一认识。任弼时给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等发了一封长电，分析党内建立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的迫切性，并提出具体建议。他指出：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的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任弼时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议程应该有总结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

对任弼时的建议，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张闻天复电任弼时，并告红四方面军，中央已向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的情况，说明“此会自然应有全国的代表及红军代表到会，会议的主要日程为审查五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及决定今后的政治任务”。

任弼时在建议中还说：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顺利的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待二方面军集结哈达舖时，我准备回二方面军。[11]他的主张立即得到二方面军领导人的一致赞同。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地区后，战争形势又趋紧张，党的六中全会无法召开。张国焘在军事行动上又与中央唱反调，几番提出西渡黄河，难于协调一致，无法实现中央提出的9至11月的战略计划。为解决迫切的军事指挥统一问题，中共西北局于9月中旬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任弼时在会上对张国焘再次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力主北上与中央会合。经过斗争重新肯定了北上的方针。9月19日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联名致电党中央及朱德、张国焘，建议马上由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中央采纳了上述建议。

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等二方面军领导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做工作，联名致电，吁请红四方面军停在现地区，听候陕北之决定。指出：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同时致电中央，建议按各方情况与需要，迅速作出三个方面军目前行动计划的决定。中央书记处与政治局讨论张的西进计划后，致电朱德、张国焘，并红一、二、四方面军首长，指示：四方面军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在这种情势下，张国焘被迫重新下达北进命令。10月22日，红军三个方面军完全会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自二、四方面军会师以来，任弼时凭着坚强的党性，为维护党的团结、红军的团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党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这方面所起的桥梁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江泽民同志指出：“任弼时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立下很大功劳的。党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他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六岁，但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前进。”[12]

注释：

[1][2]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93，38.

[3][4][7][8][9]任弼时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398，399，431，431，306.

[5]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上卷[C].273.

[6]任弼时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366.

[10]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4[C].414.

[11]任弼时的非常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3.

[12]任弼时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

（作者 何丽萍  系第四军医大学吉林军医学院政教室副教授。）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