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继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甘宁苏区的一年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完成长征壮举，为造成抗战新局面奠定了基础。这一重大胜利的取得是和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及一、二、四方面军将士的努力分不开的。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二方面军总政委的任弼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试就三军大会师前后任弼时的革命活动作一简述。

一 维护团结，力促红二、红四方面军北出甘南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四川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党中央得到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甘孜的消息后，于7月1日发来贺电，指出：“我们以无比的热忱庆祝你们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明确的提出了在西北地区实行三军大会师的英明决策。在此之前，中央来电中已通报了当前形势及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并于6月19日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报中指出了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方向是北出甘南，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发展。7月5日，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副总指挥肖克，副政委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下辖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全军共约14000余人。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前，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因与中央失去通讯联系，对一、四方面军发生的问题及张国焘的作法毫无所知。张国焘为掩盖其1935年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径，明令四方面军将士不得吐露当时的情况，并给二方面军送来明显有分裂倾向的《干部必读》小册子和一些文件，对二方面军的干部也极力拉拢，对中央的北上指示则是阳奉阴违，另有企图。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任弼时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灵敏的政治头脑来处理复杂情况。他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更好的贯彻党中央的北上意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与贺龙等人抽空翻看了《干部必读》的内容，并对由四方面军保存的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的文件进行了查阅，又与朱德等同志彻夜长谈，并从张国焘处要来密码，与党中央直接恢复通讯联系。通过这些工作，任弼时对这一事件有了清醒的认识，对张的错误作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他和贺龙看到《干部必读》写有“批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机会主义路线”的字样时，就意识到这是分裂中央，下令收回《干部必读》并销毁；当张国焘派陈昌浩等人带领“工作团”到二方面军作报告时，任弼时明确指出：让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中央毛主席和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当张提出要“二六军团调换首长”、“另派政委”时，任均予以坚决拒绝；张又提出要召开二、四方面军干部会来达到“政治统一”，任明确表示唯有在中央12月政治决议基础上才能一致，开会只能“造成上面的对立，将要使工作更困难。”

张国焘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反党分裂活动的行为遭到任弼时、贺龙和二方面军将士的坚决抵制。同时，在中央的一再电示和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力争下，张国焘表示同意北上。6月29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签发了《二次北上政治命令》，随后在甘孜会议上，又商定了分成3路纵队向北挺进，四方面军为先头部队，二方面军为后卫的行军路线。二、四方面军经过短期休整后，于7月上旬先后出发北上。7月27日，为加强二、四方面军的集体领导力量，党中央又正式批准二、四方面军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任委员，统一指挥二、四方面军行动。

为了进一步把团结工作做好，任弼时在北出甘南之前，随四方面军行动。途中他与朱德、徐向前、刘伯承、张国焘等人多次交谈，了解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以便找出圆满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消除隔阂，尽快北上实现三大主力会师。任弼时的工作在一、四方面军之间起到了桥梁和沟通的作用。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任弼时“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他已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争取解决以往的分歧”。徐向前也向任弼时讲了发自肺腑的心里话：（1）中央和毛泽东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2）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是错误的，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是有利的，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以免引起新的争端。（3）有人讲四方面军是军阀、土匪也是不对的，容易伤害四方面军同志的感情。（4）赞成共产国际出面解决原则上的分歧。时任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在回忆任弼时和他谈话时说：“由于你的到来，才将叛徒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党内所造成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加以逐步的澄清。”“你那种和蔼诚挚的态度，教育了我并教育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来。”

任弼时在写给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的信中也表明了自己为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统一的态度：“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向前、傅钟、卓然等同志的谈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的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一、二、四方面军靠近和会合时），已得到他们的同意。现国际正讨论这一问题，大概是可能批准这一会议的召集。我现在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作）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的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的领导。六中全会应着重在目前形势与战斗任务的讨论，对粉碎五次围剿斗争经验只需在主要问题上提出原则性的讨论，而应避免一些枝节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良好结果的小问题。”任弼时关于召开中央会议来解决原则分歧问题的建议很快得到党中央及共产国际的赞同。7月12日，洛甫复电任弼时：“中央已向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给予原则指示并“派遣负责同志出席”。

为促使一、二、四三方面军大会合，实现统一、团结的局面，任弼时还提出了在三军开展政治动员的建议：“此外，我已向总政治部提出并已得同意，立即在二、四方面军开始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在四方面军中应消除一切成见和不好印象。须有良好的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准备，以期在大会合时三个方面军的完全兄弟的亲密的团结一致。同时，我已向陕北建议，在一方面军中也进行同样的动员和准备，已得他们回电，现正在一方面军及独立军师团地方部队中进行这种动员。”任弼时还意识到在消除一、四方面军思想隔阂上二方面军所起的桥梁作用，给贺、关的信中还建议：“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的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这将来到哈达铺时（岷州、西固之间人口稠密的地方）再面谈决定。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任弼时的各项建议得到了中央及一、二、四方面军的积极影响，在各军中广泛开展了迎接大会师的政治动员。二方面军领导贺龙、肖克、关向应还在出草地后，立即给任弼时发出电报：“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

在党中央的指示和二四方面军的政治动员下，广大指战员北上决心坚定，革命热情高涨，8月初，红四方面军占领包座，红二方面军也于8月8日到达包座，这里距甘肃境内仅有一、两天路程。至此，二、四方面军北上已完成了第一阶段草地行军的任务。

二 制定战略，开辟陇南临时根据地

1935年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一次重要会议，制定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并逐步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和施行。此时，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和三大主力会师在望的局面对党中央的决策无疑是如虎添翼，加速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因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接到四方面军占领包座的电报后，立即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发出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8月12日，党中央又给西北局发来了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指示电报，提出了一、二、四方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是：“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为此，要求二、四方面军尽可能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等部队站稳脚跟后，以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威胁兰州；以另一部攻击河州（现临夏），威胁青海，以便友军（东北军）接防兰州及河西甘凉肃三州。完成上述任务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准备进攻宁夏。

根据中央指示，西北局迅速作出了战斗计划。8月1日，朱德、任弼时等人联名复电中央“约八月中旬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朱德、任弼时、徐向前、刘伯承等人分析了时局形势，“决定以二、四方面军共同组织岷（州）洮（州）西固战役，乘敌主力尚未集中岷、洮之前，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8月5日，朱德签发了《岷洮西固战役计划》。5日至12日，三路纵队先后从包座出发，开始实施《岷洮西固战役计划》，至9月7日，战役胜利结束，在不足一月的时间里，红四方面军一纵、二纵先后攻占和控制临潭、漳县、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岩昌等县的广大农村。

8月3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指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因此，二、四方面军应“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为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部署“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出动，首先插出王均防线之后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再与王均作战。”“二方面军向东的结果，首先吸引钟松旅于陕甘交界，使之无法西进，其次相机给王均以打击，再次把陕南苏区与甘南联系起来。”同时强调，“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不但是冬季红军向西北行动的必要步骤，而且在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之间不久就将举行的双方负责人谈判上也属必要。此外，在保护甲军与李毅，使（其）不受蒋介石可能的打击，以及解决给养补充问题都是必要的。”

9月1日，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哈达铺。依据党中央的部署，红二方面军决定实施：“成徽两康战役”，9月8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总指挥肖克、副政委关向应，在哈达铺联名签发“成徽两康战役”的基本命令。11日至19日，在短短的10天时间里，红二方面军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城，控制了西和、礼县、天水及陕西凤皇、略阳等地区的广大农村，与一、四方面军形成遥相呼应，互为犄角的新局面，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战略计划中极为重要的一步。

“岷洮西固战役”和“成徽两康战役”计划胜利实施后，西北局和二四方面军领导立刻开始部署部队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开展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西北局先后发布《关于目前红军进入西北地区组织临时革命政权问题的决定》、《关于甘肃红军新占地区的组织的决定》等文件。经过一段工作，红四方面军方面，成立了以傅钟为书记，曾传六、何长工等人为常委的中共甘肃省工委和以何长工任主席的甘肃省苏维埃政府；红二方面军方面，建立了以甘泗淇任书记的中共甘陕川省委，并在成徽两康地区扩红2000多人。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南部开辟的洮河和西汉水流域两块临时革命根据地不仅完成了中央的战略部署，威胁到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也使二、四方面军获得了宝贵的休整和补充，为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奠定了基础。

在整个战役行动期间，作为西北局副书记的任弼时参与制定了许多重大战略决策。从北上到甘南期间，任弼时一直随四方面军总部行动，并主持西北局工作，与党中央保持联系。如占领包座后，立即给中央发去电报，利于中央制定下一步计划。8月3日，党中央采纳任弼时关于加强会师团结宣传的建议，发来“关于欢迎三个方面军团结一致”的电报。岷洮西固战役实施后，西北局对二、四方面军行动曾以朱、张、任名义发电征询党中央意见。为此，党中央于8月30日给朱、张、任发来“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提出了基本方针和三个方面军的行动部署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等制定了“成徽两康战役计划”，并为施行这一计划，与刘伯承一起回到二方面军，加强了指挥力量。随二方面军行动后，他仍然与中央及西北局保持密切的联系，于12日、17日、19日连电中央军委及西北局，告知战役施行情况。因此，任弼时是这一阶段战略行动的策划者和执行者之一。我们现在看到的“岷洮西固战役计划”原件正是由任弼时保存下来的，西北局关于开辟陇南根据地的有关文件也正是任弼时在西北局期间发布的，是西北局集体领导智慧的结晶。也正是在中央的决策和西北局的集体领导下，才顺利开辟出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完成北上会师的又一重要步骤。

* 摘自《缅怀与研究》本文收入本书时节选第一、二部分。

（作者:李荣珍  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