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30年革命生涯中，曾四度旅居莫斯科，与莫斯科结下不解之缘。

首次赴莫：艰险的旅程，崭新的生活，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5月，上海外滩码头一艘苏联邮轮起碇了。船上有任弼时、萧劲光、任岳、刘少奇等年轻人，他们将奔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学习，寻找救国之路。

注目渐渐远离的祖国，遥望水天一片的远方，憧憬着光明的未来，任弼时心潮起伏。这是他第一次远离祖国，海风扑面而至，掀开了他追求真理的关键一页。

邮轮在日本长崎加水加煤，稍事休整后直奔海参崴。在海参崴，他们与共产国际秘密机关接上头，换好介绍信，作了职业化装后，改乘火车继续前进。任弼时扮作小理发匠，萧劲光扮作裁缝，他俩结伴而行。

接下来的路很危险。当时，苏俄远东还有一部分被白匪及帝国主义干涉军占踞，政治情况十分复杂。海参崴至伯力间有一条河，河北岸是红区，河南岸是白区。赤白交界处设置有关卡，火车经过此处，乘客必须下车一一接受盘查。

不料，任弼时一行经过此地时，这一带流行鼠疫，盘查增添了检疫一项内容。萧劲光等其他伙伴顺利地通过了盘查，任弼时却被扣留了。原因很简单，初到北国的任弼时因衣衫单薄而受风寒，患感冒发烧，被怀疑为鼠疫患者。眼看着同伴们一个个上了火车，任弼时心急如焚。必须想办法脱险！两天后当复测体温时，他稍稍将体温计的水银头露在外边，体温不再高了，关卡就此放行。他爬上火车，只身赶到伯力，追上了大家。

到了伯力就到了“家”。苏联红军热情的接待，使任弼时顿觉换了一个天地，精神上得到彻底解放。此后的行程仍旧很艰苦也很危险。从伯力经赤塔去莫斯科，他们乘的是闷罐火车，没有开水，没有暖气，上车前每人领到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饿了就啃几口，但谁也不敢多吃，因为路上不知要走多少天。沿途，任弼时看到许多成为废墟的工厂、矿山；看到了冻尸饿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闷罐车载着他们直到1921年7月9日，才爬过7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

这时，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任弼时一行当即被安排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他们以东方民族代表身份轮流列席大会。会后，他们于8月3日正式进入东大。

10月21日。东大正式开学。

东大是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学制3年。东大专为中国等东方国家学生分别单独组班。任弼时和刘少奇、罗亦农、胡士廉、萧劲光、廖化平、卜士奇、任岳、彭述之、谢文锦、华林等成为中国班第一批学员。为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一进中国班，每个人即获得一个俄文名字，任弼时叫布林斯基。1924年回国后，他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常用布林斯基签署团中央通告。也是在此时，他将原名任培国改为后来人们所熟悉的任弼时。

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国班设有政治经济学、西方革命运动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教师全部用俄语授课。课堂上，翻译一句一句地译，断断续续，很影响听课效果。任弼时不甘于只听翻译“译课”，下决心利用一切机会与闲暇时间学俄语。在校园里、在课堂上，只要有不懂的地方，有读不准的单词，他就问老师，问同学。他牺牲了不知多少休息时间，很快地，他能直接听懂老师的讲课了。

一年以后，原来担任西方革命运动史课堂翻译的瞿秋白奉调回国，任弼时就接替了他的这项工作，一直到结束在东大的学习生活。

在东大的3年，任弼时有机会参加过几次大型国际会议，开阔了眼界。

为对抗华盛顿九国会议的召开，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起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任弼时和刘少奇、萧劲光、刘世奇等数名东大学生也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

参加这次大会，使任弼时进一步明确了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会议期间，任弼时和国内来的代表探讨革命理论，利用星期天陪代表们参观莫斯科市容。当时，物资尚处极度匮乏中，尽管东道主尽了最大的努力，代表们仍不免感到饥饿，任弼时等节省下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土豆，去慰问代表们。这让代表们在几十年后提起来还十分感动。

1922年12月7日，任弼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4年1月，在莫斯科，任弼时经历了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22日，列宁逝世的噩耗传到东大，任弼时满怀痛悼之情率先描摹了一幅领袖肖像，放在自修室供大家吊唁。

苏共中央决定将列宁遗体移至莫斯科工会大厅停放3日，以便机关、厂矿、学校等各界人民瞻仰。那几天莫斯科正是最寒冷的日子，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不分昼夜地排队等候与列宁告别。由于任弼时俄语讲得好，也曾担任中国班支部的执行委员，与东大支部局的人比较熟悉，他得到一个和东大支部局一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机会，不用排队。于是，他叫上萧三一起加入到东大的行列中。即便如此，任弼时也还在外边站了一个多小时，冻得手脚几乎失去知觉。

荣幸的是，当他俩随队沉重地步出瞻仰大厅后，在走廊里又被指派代表东方民族参加“荣誉守灵”。这是葬仪中一项特殊荣誉性任务。每批4人，每次5分钟。4人分立距列宁遗体周围约六七米远的四角。任弼时站在列宁右肩方向，萧三站在列宁左脚方向，垂头默立。这一切给他们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60多年后萧三回忆当年的情景，不无激动地说：“在短短的五分钟里，感想千千万万，我低着头，眼睛望着安详静睡的列宁，5分钟内没有眨一下眼。”

1924年，中国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此时同内急需大批干部，旅莫支部陆续派人回国。任弼时被安排为第二批返回。行前，被派与卜士奇、王一飞、彭泽湘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4年7月23日，任弼时从东大毕业，结束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旅莫生活，和陈延年、郑超麟等启程返国，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取道海参崴，于8月抵达上海，开始了“亭子间指挥革命”。

二次赴莫：中国团中央总书记出席少共国际执委扩大会

任弼时第二次旅居莫斯科是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左右，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这时，任弼时已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了。距前次旅莫不过两年，但是在国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的洗礼下，他已成长为一位年轻的职业革命家了。

任弼时1924年8月回国后第一项工作是按照党的安排到上海大学讲授俄语，同时参加青年团中央的工作。他担任青年团江浙皖区委委员及团中央宣传委员会下设编辑部的编辑员，和邓中夏、张秋人、恽代英、林育英等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和供给《团刊》、《平民之友》稿件。一个多月后，他的工作中心逐渐转移到团中央，积极筹备团的“三大”。这期间，任弼时用辟世、辟时、弼实、辟古等笔名在《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给当时的青年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1925年1月26日，经过精心筹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任弼时代表旅莫地方组织出席大会，并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与张太雷、恽代英、贺昌、张秋人、刘尔崧、夏曦、刘伯庄等9人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又与张太雷、恽代英、贺昌5人组成中央局，分工任组织部主任。是年5月，任弼时开始代理团中央总书记，7月21日共青团中央局会议决定任弼时任团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

1926年下半年，任弼时亲赴广东检查团的工作，处理学生团体的分裂事件。正在此时，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执委会定于11月12日召开。为出席该会，任弼时乘苏联邮轮“列宁号”离开广州。在上海稍作停留后，偕新婚不久的妻子陈琮英一同赴莫。

由于近年中国的大革命运动特别是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了。中国青年革命者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精神深令各国代表赞赏。因而，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在会上受到各国兄弟组织代表的热烈欢迎。

会议结束后，莫斯科市和列宁格勒市的团组织特地邀请任弼时参加他们的大会。因此，任弼时第二次旅莫时间比预计的延长了。利用这段时间，陈琮英被安排到东大学习。

在这期间，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也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上发表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著名讲演。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关于青年问题，斯大林指出：“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深刻而敏锐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尖锐而痛楚地感觉到必须和这种压迫作斗争。就尽力加强青年工作这一点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者应当尽量估计到这种情况”。斯大林的这些论断，使任弼时更加感到责任重大。特别是军队工作问题，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党禁止共青团在军队中有组织，恐怕破坏了革命军队。这样做对吗？为什么和斯大林的论断如此不一致呢？

带着这些疑问，1927年4月初任弼时偕陈琮英返回祖国。不料迎接他的是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及接踵而至的15日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实行的大屠杀。这使上海的共青团员由8000人骤减到3000人，童子团由4000人减到1000人左右；广州的团员人数由6000多人骤减到3000多人，而童子团则大部分无形瓦解。严酷的现实使刚刚抵达上海的任弼时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以至在中共党史中留下了任弼时为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重重一笔。这不能不说与任弼时第二次旅莫有关。

三次赴莫：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1938年3月底至1940年3月，任弼时第三次旅居莫斯科，历时两年。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旅莫，距第二次旅莫已是11年，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初期的洗礼，任弼时已是一位干练持重的更加成熟的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

1938年，为了向共产国际说明国共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为了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为了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与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前往共产国际。何以决定派任弼时去呢？因为在中共中央决策层，任弼时是沟通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最好桥梁，他既是中共自己培养的干部，又曾两次赴莫学习与工作，其个人经历是比较容易获得共产国际信任的。其次是因为他的抗战战略策略思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并且有山西抗战的实践，他的宣传会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3月5日，任弼时偕陈琮英离开延安，取道西安、兰州辗转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再乘苏联飞机抵莫斯科，不久，他接替因王明回国暂时代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的工作，并住进了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

4月14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一份1.5万字的书面报告大纲，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5月17日，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就书面报告又作了口头说明与补充。

任弼时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补充说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共产国际经过讨论，于1938年6月11日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中的许多问题认识转变了。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任弼时，明确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发出国际援华号召，开展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运动。

任弼时第三次莫斯科之旅是他四次旅莫中最忙碌的一次。他不但在国际讲坛上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而且亲笔撰文在苏联《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上向国际无产阶级和苏联人民进行广泛宣传。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9月，任弼时就在《真理报》上发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10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数月后，他就在《真理报》上发表《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同时他还组织人力，翻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的有关文章，在兄弟党中分发，让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了解毛泽东的抗战思想。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最早的中译本也凝聚着任弼时的心血。1938年，苏联外文出版局翻译出版中译本。任弼时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参加了部分翻译和校订工作。其中第四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任弼时负责校订。他对译文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完成一章，就让在莫斯科“中国党校”的同志们学习一章，同时检查译文的质量。

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任弼时发现并负责地解决了一些遭王明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打击的同志的问题。他和周恩来一起，使沉冤6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得以平反，使被“挂”了3年的原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长吉合（张期生）和失去工作不被理睬的师哲顺利返国参加抗日战争。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调任弼时等回国。25日，任弼时同到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等离开莫斯科启程返国。同行的有邓颖超、陈琮英、陈郁、师哲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阿里阿罕等9人。

任弼时回国后，中共中央再也没有派驻代表去共产国际。

四次赴莫：专程治疗并休养

任弼时第四次旅居莫斯科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5月底，为时半年。这次赴莫是任弼时人生的逆旅——专程治疗并休养，几乎没有政务活动。

从1940年回国到第四次赴莫，任弼时度过了整整10年艰苦操劳而又功绩卓著的岁月，他成为中共中央的“大管家”，是毛泽东的亲密助手。

开国大典后，毛泽东专电斯大林，商量任弼时去苏联治疗一事。11月下旬，中央决定任弼时去苏联就医。

1949年12月上旬，任弼时抵达莫斯科，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此次赴莫，任弼时只带了医生刘佳武和秘书朱子奇。克里姆林宫医院用半个月时间为任弼时作了仔细的体检，但并没有把详细病情告诉本人，只说他主要是高血压病，肝和心脏有些扩大，有些糖尿病。医生采取中药治疗，同时采取限制饮食热量摄入和全卧床休息。此外，每星期洗澡一次，早晨用一种有药的水擦身。

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的访问。毛泽东曾先后去克里姆林宫医院及巴拉维赫疗养院专程看望任弼时，任弼时也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特留任弼时吃饭。饭桌上，任弼时向毛泽东建议，应该赶快派一批有较高政治觉悟、又有实干苦干精神的青年到苏联来学习，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种专家。

21日，斯大林70寿辰，任弼时在朱子奇陪同下出席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晚会。疗养期间，我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偕夫人朱仲丽曾多次到医院看望任弼时。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直至2月17日回国，在此期间也抽暇到医院看望老战友任弼时。

经过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半个多月的诊治，任弼时的健康逐渐好转：身体感觉比以前要有精神些，头不那么经常昏痛。

1949年底，任弼时转入巴拉维赫疗养院，继续疗养。

在苏联疗养期间，最开心的莫过于和分别10年的小女儿远芳的重逢了。

远芳是任弼时偕陈琮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时出生的，取俄文名卡佳。1940年3月，任弼时奉调回国，时值国内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考虑到路途的艰难和国内抗战的形势，为了回国后工作便利，任弼时再次牺牲了天伦之情，把才一岁多一点的小女儿留在异邦，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远芳在国际儿童院一住就是10年。她的童年是和苏联人民一起在艰苦的卫国战争中度过的。认识父亲是她上小学四年级时通过书信开始的。

父女俩通信一年多后，任弼时到莫斯科治病。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时，任弼时无法接女儿去住。他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就可以接女儿来住了。

1950年元旦，在国际儿童院老师的带领下，远芳来到疗养院，与父亲的见面令远芳终生难忘。尽管从照片上远芳已熟识父亲的形象，心中也默默地多次叨念过“爸爸”这个称呼，然而真正面对任弼时时，远芳不但不敢接近他，并且连爸爸这个两个字都叫不出，才住了一天，就提出回国际儿童院，远芳实在是太习惯完全是孩子们在一起的集体生活了。

任弼时十分理解女儿的心态。他留远芳在身边住了8天。也就是这短短的几天，远芳被爸爸的爱深深地打动，投入爸爸的怀抱再也不想离开他。

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是远芳有生以来从未经历的全新生活。任弼时用浓浓的父爱给小女儿无微不至的关怀，给小女儿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任弼时从教小女儿汉字、汉话入手，引导女儿回归。

当时，远芳正读小学4年级，任弼时非常关心她的学习。远芳深知这一点，所以，第一次带给爸爸的见面礼就是成绩单。看着女儿清一色的全优成绩，任弼时欣慰至极，连连夸赞女儿用功，但是，又告诫女儿：不要骄傲，学习一定要踏踏实实。

8天，一晃就过去了。为了女儿的学业，任弼时还是送女儿回国际儿童院。变化真有点不可思议，仅仅几天，远芳真的舍不得离开爸爸了，多么想在疗养院多呆几天啊！

临行的前一天晚上，远芳哭了。这是她长到10岁，第一次为离开亲人、离开父亲而落泪！

任弼时想女儿。

远芳离开疗养院的第四天，任弼时见还没有女儿的来信，就率先给女儿写信：“你走了四天，但还没收到你的信，我估计你能按时到达。唯一不放心的就是火车上比较冷。你走以后，我很寂寞……卡佳，你在伊万诺沃好吗？11号赶到那儿了吗？功课落下了吗？落下多少？你写信告诉我。卡佳，你别忘了你说过的，每两天给我写一封信。这样不会影响你的学习，我也可以不寂寞。”并叮嘱远芳，“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

终于，任弼时接到女儿的第一封信，欢喜之余，马上复信，“卡佳，这几天我生活照旧，就是比你在时寂寞一些。”

这一段是父女俩书信往返最频繁的日子。主要是在讨论远芳是否回国的问题。任弼时把女儿当作大人一样，与之平等地严肃认真地分析利弊。

任弼时了解女儿的矛盾心理，1950年1月20日，任弼时复信女儿，全面客观地为她勾勒回国与留苏的不同蓝图。并且把最终决定权交给了女儿。尽管任弼时希望女儿能够在苏联接受高等教育，学成回国参加建设，“但这一意见决不是最后，你完全可以自己考虑对你怎样更合适”。在这句话上任弼时加了重点标志。

远芳决定和父亲任弼时一起回国。她接连给任弼时写了三封信，向任弼时报告学习和生活情况，表示愿意回国的决心。

任弼时惟恐远芳因要同父亲回国而心浮气躁影响学习，1950年1月30日复信说：“上封信你已经决定和我一起回国。我希望你3月10日从伊万诺沃来莫斯科，也就还有40天。”他特别叮嘱女儿：“你一定好好学习。我对你1月12日至26日的学习情况很满意，并希望你继续努力学习。”信中任弼时还向女儿报告自己的健康状况，乐观又充满信心：“我身体还好，血压降到160（过去是240）。我想2月底可能会痊愈。”

但是，任弼时的身体没有像他自己预计的那样2月底痊愈，而是拖到了3月底。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治疗于本月底完毕，前日会诊，认为结果良好，但为巩固已得成绩，迅送我去黑海边休息四至六星期后回国。”

在黑海疗养期间正值春暖花开，任弼时的健康状况较平稳，心情很愉快。他写信告诉任远芳：“我在3月30日和刘佳武一起，坐了两天的火车，4月1日到达黑海疗养所。我们休养所在黑海边，这里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并且可以在海里游泳。这里比莫斯科暖和，树绿了，花开了，我每天在这里散步。”随信还给女儿寄去一张黑海的照片。信末，仍旧忘不了询问女儿：“你的学习和生活怎么样？希望你详细告诉我”，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关爱，令女儿沉浸在无边的幸福中。

1950年5月9日，任弼时由黑海回到莫斯科。一周后，克里姆林宫医院复查，医生诊断为：“（一）第2-3期高血压症、糠尿病。（二）第1-2心肌营养不全。（三）血管硬化。”鉴于任弼时病情有所好转，医生同意回国，并建议回国后先休息两星期，9月再到疗养院休养一个月；经常要有医生照顾；工作时间要缩短，每日工作时间总共不得超过3至4小时，星期日必须休息。

1950年5月17日晚10时，从莫斯科发出的列车载着任弼时父女及刘佳武返国了。任弼时结束了第四次莫斯科之旅。

28日，任弼时一行安抵北京。朱德亲自到车站迎接。陈琮英也率子女全家出动，像迎接凯旋的战士，迎接任弼时归来。这是任弼时家第一次全家团聚。任弼时高兴地带领全家拍了一张全家福。他张开双臂一边搂着儿子任远远，一边搂着小女儿任远芳。这一家的团聚来之不易啊！任弼时与陈琮英20多年的婚姻生活很少有安定的日子。为了创建新中国，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和沐雨栉风的艰苦征战使他们不得不舍弃天伦之乐，孩子们更无法获得父母的疼爱！大女儿苏明为爸爸的获释而夭折，长征出发时寄养在老乡家的儿子音信杳然……想想这些，任弼时不禁感慨万千。

遗憾的是生活没有假任弼时以更多岁月，第四次赴莫返回不到半年，46岁的他英年早逝。

摘自《湘潮》2003年第3期  作者:蔡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