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他始终站在中国革命潮流的前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中国革命诸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进行了探索，做出了杰出贡献。农民问题是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李大钊一直关心和注重农民问题，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探索，他的探索形成的关于农民问题的可贵思想，对以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和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对李大钊对农民问题的探索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1895年，李大钊开始入乡间私塾读书，固然他受到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但也不乏有新思想的冲击。9岁的李大钊抄录当时被视为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富国策》①，可见李大钊童年所受的并不只是《四书》、《五经》的封建教育，进步思潮的传播同时也冲击影响着李大钊的成长，正如大钊在狱中自述中所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再兴民族之事业”②。

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在这里接触到启蒙科学、康梁的文章和英语等新知识。此时李大钊“感于国势之陵夷不振，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③。从1907年始，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度过了近6年的学习生活，受到了系统的西方政治法律学说的专门教育，并开始了再兴民族之斗争。

李大钊在青少年时代耳闻目睹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内忧外患和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他的家乡大黑坨村，有7000多亩土地，绝大部分掌握在几家地主手里，地主残酷剥削和压迫，加上连年天灾，使广大农民饥寒交迫④。早在1912年李大钊就对地主剥削“连年水旱”造成的“农叹于野”⑤表示了忧虑。1913年李大钊在《大哀篇》中揭露民初诸多政党，以党谋私的罪恶行径，并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特别是“农失其田”、“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灭灾乘之，人祸临之，荡祈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人殍横野”⑥。他迫切希望结束这种“少数豪暴狡狯之专政”，社会动乱，农民破产的旧局面。为造就真正的民国和人民的幸福，寻求强国富民之策，他明确提出“振农”为首的思想⑦。

为了深入了解农民，李大钊总是利用探家的机会在农村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1917年5月李大钊回家探亲，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通信的形式寄给《甲寅》日刊发表，以探索解决农民问题的良策。1918年初，李大钊把从家乡收集来的反映农民疾苦的民谣向刘复编的《新民谣集》供稿，如“瘦马拉搭脖、糠饭秕矛活”⑧，是指地主若以糠饭待雇工，雇工也会用秕子活来对付地主。李大钊这样做的目的是唤起知识界对农民的同情，让更多的人了解农民的疾苦，并为解决农民疾苦而斗争。

李大钊关注和同情农民的同时，对农民逐步有了认识。1914年11月，他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中指出“群众势力，有如日中天之势，权威赫赫，无敢侮者”⑨。1916年李大钊依据古今中外历史，尤其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造成的朝代更迭，更明确指出“一部廿四史，斩木揭竿，狐鸣篝火……民彝者，可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⑩。基本说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李大钊认为“政治上、社会上一切改革，罔不酿于劳动阶级之运动”11。更为可贵的是李大钊认识到乡间民众是革命力量的重要所在，正如他说的“真正之舆论在乡间，不在都会”12。

当然，此时李大钊对农民的认识虽不乏唯物辩证的观点，但还夹杂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总的来讲李大钊虽然关注农民，提出振农、通商、惠工，以振农为首的主张，但未找到正确指导思想和实现振兴实业的正确道路。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李大钊对农民的了解和同情和他对农民的这些初步认识为他以后探索农民问题奠定了基础。

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3。十月革命的胜利立刻吸引了正在探索民族解放道路的李大钊。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以马克思主义思考中国问题。

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赢得胜利的关键”14，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忠实的同盟军。这一思想对李大钊产生了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所讲的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配角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情所决定的。可贵的是李大钊从中国的实际来考虑问题，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而且“盖国情之不可与客卿谋也久矣”15，对于中国国情，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认识。在这样的基础上，李大钊在1919年2月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中明确提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16。这就阐明了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李大钊的这一光辉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农民问题的结果，它隐含着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成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正确认识的先导。

基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加上李大钊在研究俄国革命时，认识到俄罗斯知识青年深入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对革命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针对我国农村的现状和农民的要求，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主张。李大钊站在时代的高度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青年认识这个道理”17。李大钊批评有些青年“专想在都市上活动，却不愿回到田园”18。他宣称“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就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19。李大钊并没因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而回避农民的弱点：“那些老百姓，都是愚暗的人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他们之间也是按着等级互相凌辱，去结那些官绅棍役的欢心。”20同时李大钊指出美国村落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三件东西是图书馆、邮局、礼拜堂。而中国农村则是当铺、鸦片馆、庙宇，反映中国农村封建、愚昧、落后状况21。所以知识青年应去作改造的工作，李大钊认为农村有了知识青年就有了“改进的希望”，“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22。只有光明的农村，才有真正的社会进步。

李大钊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主张在当时是极为可贵的，因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胡适等在反封建时不大注重群众的力量，更不懂得农民问题。到农村去的主张对不久发生的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也具有指导意义。另外，李大钊的这一主张指明了青年运动的方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三

李大钊在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革命实践中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工人运动，随后中共二大把主要精力致力于国共合作，因而李大钊很少有机会接触农民运动的实际。1923年7月共产国际指出“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23。从此，党对农民问题重视起来。特别是国共合作更促进了农民运动的高涨。伴随着革命斗争的推进，工人运动的失败，愈来愈显示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促使李大钊去深入研究农民问题，而此时中国农民斗争的尖锐化和李大钊亲自领导深入开展了农民运动为他提供了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素养，使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探索农民问题成为可能。

1924年国共合作后，李大钊成为国共两党在北方的负责人。他以工人运动为主的同时还明确指出：“对农民运动也需要加以重视，现在各地农民抗捐抗税的斗争在相继兴起，需要我们去发动组织和领导。”24五卅运动后他将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放在农民运动的组织和发动上。李大钊及北方党组织在领导农运时认识到，开展农民运动，必须注意培养当地的农村干部，组织起农民协会，建立起中共党的小组或支部作为领导核心。为此，1925年10月初李大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提出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中巩固党组织。经过各级党组织的努力，1925年底，京东、宛平、乐亭、玉田等7县，都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人数达1800多人25。为培养农运干部，1925年底北方区委成立第一个学校。在李大钊指导下，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大批同志深入农村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到1926年6月，察哈尔、热河、山东、山西、直隶5省已有农民协会50多个，会员2万多人。河南省农会会员人数约27万之多26。李大钊还亲自到各地视察指导农民运动。1925年冬，李大钊到内蒙古主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起工农兵大同盟，并指导办起《蒙古农民》杂志27。

李大钊在自己领导农运的实践基础上，并“花了很大的功夫，调查、统计研究土地问题”28，写成《土地和农民》一文。该文用大量的历史和现实材料对中国农民及土地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

首先，李大钊指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农民运动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指出了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李大钊指出：“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力量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29他说：“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30这表明李大钊认识到农民加入革命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从而形成了农民是革命重要动力的观念。

其次，李大钊指出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他分析了农民破产的趋势、原因，指明了解决土地问题的途径。李大钊说明“今日土地问题实远承累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31。他在文中列举大量图表统计资料，分析了中农破产和土地集中的趋势。“水潮似的全国农民破产的潮流，正在那里滔滔滚滚向前涌动而未已”32。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已趋于难境，重以兵祸连年，流离失所。入民国以来，苛捐杂税，负担日重，各省田赋有预征数十年者，佃农及雇工所受的压迫比自耕农更甚”33。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耕地农有“便成了广大的贫农所急切需求的口号”34。

“耕地农有”显然是受了孙中山的影响，孙中山曾说“农民问题的真正解决，是要有‘耕者有其田’，那才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35。李大钊认为：“耕地农有，历史上的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只“惜其(孙中山)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36。李大钊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提出了“耕地农有”的途径：“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37李大钊进一步指出：“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38因而农运干部“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协会”39。李大钊在当时农村变动的实践尚不充分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基本合乎中国近现代农村变动基本特点和规律的中国农村社会改造方案——“耕地农有”，具有理论的前瞻性、科学性，从而为农民运动指明了方向，也为以后土地革命解决土地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

最后，李大钊开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农民。李大钊在文中指出：“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故以自耕农，佃户及自耕兼佃户为最多。”40并且李大钊通过量化来界定中农小农。从田权方面来说分出“田主”的农场平均每家20亩，半田主平均每家38亩，佃户平均每家15亩，富农150亩，中农70亩以上，小自耕农10亩以上41。李大钊还列出了他们的年度收入表。当然，李大钊的分析未必精当，但却具有开创性。

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乡村崩坏原因的分析得出农民是革命主力军，对农民问题的核心土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并开创性地对农民进行了阶层分析，标志着他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已日趋成熟。需要说明的是，在同一时期，共产党人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尤其是毛泽东也对农民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指出农民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42，是革命的可靠同盟军。可以说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成为一部分共产党人的共识。李大钊的探索代表了党内的正确方向。因而他的《土地和农民》一文，受到毛泽东的推崇：“把它收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供讲习所的学员学习。”43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全国的农民运动。

四

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开始。为了配合北伐，党中央指出：“北伐政治，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44为此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委一方面选派农运干部到南方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农运经验；一方面派遣大批同志深入农村领导农民运动。这时，对北方红枪会、天门会等农民旧式武装自卫组织的问题在北方区委内产生了分歧。党内一部分人因红枪会内部人员复杂、派系繁多、封建迷信色彩严重，主张持否定态度，甚至诬蔑红枪会为“妖匪”。李大钊经过调查，发现农民的这些自卫武装经常展开抗捐抗税和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起了很好的革命作用。于是给北方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肯定红枪会为农民武装运动撑腰，并向中共中央多次提交关于红枪会的报告。1926年7月李大钊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届三次中央执委扩大会议上，力主通过了他提出的《关于红枪会决议案》，为红枪会运动在政治方向上找准了坐标45。

为了在理论上肯定和支持红枪会运动，李大钊在对北方红枪会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写成《鲁、陕、豫等省的红枪会》一文。该文是党研究探讨农民问题的重要文献之一，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李大钊批驳了对红枪会的指责，赞扬了红枪会的革命作用。李大钊指出红枪会不是什么“妖匪”，而是一种农民的自卫武装组织。它的出现“完全是因为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兵匪所压迫所扰乱而自然发生的反响”46。“这个现象可以证明中国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败局中解放出来，这样的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47。“武装农民自卫运动的发展，不但可以增加农村的壮丁，并且可以崩溃军阀的势力，根本的破坏军阀的营垒”48。对红枪会的性质、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

第二，农民自卫武装的革命作用显示了武装农民的重要性，李大钊强调要武装农民，认为这是革命胜利的关键。李大钊说：“中国民族的解放的成功，多半要靠工农民众的努力……一般农民感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必要。”49因为武装的农民“可以制胜军阀，可以崩溃军阀的军队”。所以“农民群众参加到革命运动中来，就要武装他们”50。李大钊敏锐地认识到建立农民武装，是农民自身解放的关键，是国民革命胜利的关键。

第三，李大钊指出红枪会中农民的弱点如“反洋人，信真主、迷信”还有“落后的农业经济反映而成一种农民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51，这些会导致“红枪会的匪化”，“可以把农民运动分裂，易受军阀土豪的利用，以致农民阶级自相残害”52。李大钊认为这些弱点经过觉悟的青年、农运干部的教育引导完全可以克服，从而变旧式的红枪会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达到“抵制暴官污吏，打倒劣绅土豪的目的”53。

在这篇文章中，最光辉的就是关于武装农民建立农民武装的思想。这表明李大钊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在当时走在党内的最前列。当时党整体来说对农民问题重视不够，更不用说农民武装了。更严重的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主义者说农民运动过火，是越轨行为。只是在一年之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更明确指出了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54。李大钊、毛泽东的探索都触及了中国革命的实质。但是李大钊和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没有占据党的主要地位。也正因为没有真正注重农民这一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使党丧失了对农民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综上所述，李大钊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做出了杰出贡献，对以后党的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开辟产生了启迪作用，对土地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注：

① 中国革命博物馆馆存材料。

②③ 《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9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 《李大钊传》编写组编《李大钊传》，第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⑤⑥⑦⑨⑩11 12 15 16 17 18 20 21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1、6、5、108、164、186、494、110、648、648、651、649页。

⑧ 段宝林： 《从李大钊同志搜集的民谣谈起》，《民间文学》第5期或1918年《北大日刊》。

13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0——147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3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9 22 28 29 30 31 32 33 34 36 37 38 39 40 41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45、45、824、834、824、826、833、831、824、824、833、833、825、828、872、871、872、873、875、875、877页。

23 《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21—1925)104页，中央党校出版社。

24 彭健华：《1924年秋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后对北方区工作部署》。

25 26 27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李大钊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6、77、79页。

35 43 李葆华： 《回忆父亲李大钊一些革命活动》，《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

42 54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28页。

44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2辑，第32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4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部分第2册第149页。《李大钊研究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