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南渡长江，南京已获得解放，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革命即将在全国完全胜利，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很快就要安全变成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李大钊同志所企求的“青春中国之再生”已经实现，在这时来纪念大钊同志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大钊同志是三十年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布尔什维主义最早的倡导者，歌颂者，是中国人民及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着中国之“回春再造”，就必须振起革命的精神与各种各色的黑暗势力进行残酷的战斗，他在“青春”上明白地、沉痛地告诉中国青年说：

“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

大钊同志这一号召推动了全国青年，特别是华北青年，尤其是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受他的激励最深，因为他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他介绍青年以许多马克思学说的书籍，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使青年英勇地活跃起来，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个运动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它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而尤在这一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向到新民主主义的划时代的标志。

“五四”时代：有些号称进步的思想家还在极力宣扬杜威、詹姆士实验主义及尼采、伯格森的唯心论时，大钊同志就更进一步在他的作品中间带着辩证唯物论倾向的思想；有些号称进步的历史家还仅仅有片断地疑古空气时，大钊同志就更进一步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开始运用历史唯物论来作发现中国历史规律的尝试。

大钊同志当时所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我们今天看来还不够成熟，或者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尚有“未必精当的地方”，可是，“他的遗文却将永在，因为他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参照鲁迅给“守常全集”的题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一个革命者：一方面要看他思想发展的过程，大钊同志是一个大学教授，他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急进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家，以后又从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逐渐成熟，终于成了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他这一思想发展过程与中国无产阶级的觉醒以及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准备过程的经历是一致的。他是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使之随时代前进；另一方面还要看他实际的行动，大钊同志一贯为马克思主义而英勇奋斗的原则精神，坚决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他的高度共产主义的气节和操守，是树立了共产党员最好的模范。如果我们是一个实事求是者，而不是一个空谈家，就必须老老实实考察自己和他人思想发展的过程，不虚伪，不夸张，而还他一个真实的、本来的面目，尤其重要的是要看他实践的过程，如果言行不符，甚至相反，则虽有美妙的言论，也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如考茨基之流罢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共产党人不怕自己还很幼稚，不怕自己还不够强大，只要我们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中能够掌握着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够战胜一切。我们共产党人的思想和共产党的力量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大钊同志的功绩，不仅在于他反对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而尤在于他赞扬和介绍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及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开始就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不受第二国际等机会主义的毒害。他在全世界疯狂反苏反共的潮流中，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线上，来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作不调和的战斗，正因为如此，他才被帝国主义者集团和军阀一同来绞杀他及他的许多同道者，帝国主义者随时都是勾结我们国内的军阀、卖国贼来绞杀我们的革命。自张作霖以及蒋介石等毫无例外。现在帝国主义者仍在联合向革命进攻。前几天英国紫石英等四个军舰企图阻挡我人民解放军渡江，就是最好的证明。但这一次却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时期已成过去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已经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旗帜之下，成了强大无比的力量，任何帝国主义者，只要它敢于冒险来侵犯中国人民，干涉中国内政，它就必归于粉碎。

今天我们纪念大钊同志，我们不仅应当充分认识这一点，而且要学习大钊同志这种言行一致为追求真理改造社会的革命精神，同时不仅要表现在破坏旧社会的革命斗争中，而且要表现在建设新社会的艰巨工作里，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更雄厚，使我们的革命事业更前进。

《人民日报》1949年0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