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他光辉的一生中跟武汉有着不解之缘，我们采撷几个史实片断以资纪念。

举办新型学校武汉中学

1920年1月28日，武汉《国民新报》刊登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报道：《私立武汉中学之成立》。董必武、张国恩等抱着“革命宗旨”的同仁反复研究，一致认为，办报纸、办学校是“最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最有效的方法”，也最能发挥知识分子的优势和特长。报纸定名为《江汉报》，但因没有资金中途搁浅。办报的路没有走通，董必武、张国恩就专注于办一所中学。这一倡议，马上得到武汉一些名流和教育界人士的赞同。

万事开头难。他们选择了教育会西北角的涵三宫街（现为武昌区粮道街297号）南面的一所旧房子，内有三间教室、一大间办公室、风雨操场一个，还有大小几个院子、可供学生住宿用的两排房子。经过商议开办费由创办人募集；开办基金由董必武、张国恩设法解决。正巧，董的同窗学友雷大同刚从广州回汉，主动要求列为筹办人，愿提供开办费120元，并介绍其同乡刘觉民也列入筹办人。到此，筹办人共9人，除雷大同外，每人捐款20元。董必武手中没有现款可供支付，在数九寒天，他毫不吝惜地把身上穿的皮袍脱下，送到当铺当了20元钱交付了。于是，一所不太惹人注意的学校，于当年3月正式迎来了第一批新生，私立武汉中学在武昌一所简陋的小院诞生了。

私立武汉中学，设法多招收一些贫寒家庭子弟入学。董必武、刘觉民、陈潭秋等为了减少学校经费开支，都主动不支薪。为了引导学生学习革命思想，董必武通过恽代英主办的利群书社，设法为学生购买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等书刊；指导学生办起《武汉中学周刊》，介绍新思想，发表反帝、反封建、推动教育改革的文章。他先后邀请了李汉俊、钱亦石、恽代英、刘子通、黄负生到校演讲社会主义问题，灌输革命思想。他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亲自为学生出题目写文章，修改文稿，使学生得以在学业、思想上并进。

这所学校成了培育新型革命人才的场所，实际上也是武汉共产党人的摇篮之一。其中不少学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一些学生走出校门就奔赴了革命前线。在1927年鄂东爆发的“黄麻起义”，以及南昌起义、广东海陆丰起义、井冈山斗争等革命武装斗争，都有武汉中学的毕业生参加。为此，国民党反动派视这所学校为心腹大患，1927年汪精卫叛变后，桂系军阀查封了这所光荣的学校。

组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私立武汉中学开学后，1920年8月，董必武收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是李汉俊写来的。董必武从这封来信中获悉，上海已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希望他和张国恩在武汉也组织起一个共产党组织。这个消息使董必武喜出望外，他马上与张国恩研究李的建议。两人取得一致意见后，董必武想到在武汉中学教英文、对马克思主义有浓厚兴趣的陈潭秋。

此际，陈独秀派刘伯垂回武汉。在8月的一个晚上，刘伯垂到武昌抚院街的律师事务所见到了董必武，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董必武通报了在武汉地区筹建共产党组织的进展情况。不久，在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举行了武汉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会议--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也就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共七人。会上宣告武汉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并决定租用武昌多公祠五号为联络点，门口挂上“刘芬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以作掩护。

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组建的同时，又传来陈独秀、李汉俊等在沪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消息，董必武与陈潭秋也随即首先在武汉中学建立起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先进青年的组织，、党组织的预备学校。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李书渠等发起，在武汉中学召开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出席大会的共18人。董必武在会上作了热情的演说。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创立和武昌、汉口社会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之后，董必武等继续扩大成员。1921年初，又发展了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入党。这样，在“一大”召开前，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共有9名成员。

为了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董必武、陈潭秋等利用恽代英、黄负生等筹办的《武汉星期评论》造舆论，并派郑凯卿、赵子健等到纱厂工人、人力车工人、铁路工人中去，通过举办平民夜校、识字班等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此时，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逐渐活跃起来。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迎来了从北京、长沙、武汉、广州、上海、济南等地的12位中共正式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全国代表大会。

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1937年，董必武受命到武汉筹建八路军办事处，他在筹建活动中，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董必武经过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并得到老友熊子民的帮助，首先解决了办公用房。接着又抽调一批干部，在汉口安仁里一号成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由李涛任处长。初建时期的武汉“八办”，人员少、机构简单、地方也比较狭小。但在董必武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先后为高敬亭、傅秋涛、周骏鸣等争取到一定数量的军饷和服装；向湖北省国民党当局交涉释放在押的政治犯；恢复和发展湖北、河南等地区共产党组织，等等。为发展党的组织、保存革命力量，为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和新四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创造了条件。

1937年11月中旬，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南京危在旦夕。11月底，国民党部分党政军重要机关从南京陆续迁到武汉。12月，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也分两批迁到武汉。经董必武与叶剑英商议、并经中央同意，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并入武汉“八办”。武汉“八办”机构突然扩大，人员骤增，原有的房子不够使用。于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找到董老的学生、当时的汉口市市长徐会之。徐比较同情共产党，而且很敬重老师董必武，在他的帮助下，汉口市政府将日本租界中街89号的大石洋行拨给八路军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房子问题解决后，武汉“八办”于1937年12月初从安仁里迁至汉口日本租界中街89号（现长春街57号）。

经过武汉“八办”的努力，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每月从国民政府领取360多万元的八路军经费，筹集了大量多种武器和战备物资。为了吸收广大进步青年抗日，党中央决定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工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在汉招生。长江局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于1938年春在汉设立招生委员会，由董必武、罗炳辉、吴奚如等负责，“八办”工作人员负责具体招生事宜，对报名者逐一谈话后填表，经政治审查后，合格者集中起来，由“八办”派人送往延安。

董老在武汉“八办”多次接见来访的革命青年和学生，其中还有烈士子女，如革命青年钱远镜是董老亲密战友钱亦石的儿子。1937年12月，钱远镜到武汉后，要求参加抗日工作，董老在“八办”多次接见他，并亲自写信介绍他去延安军政大学学习。此外，一批科技人才、文化界知名人士，如机械工程师沈鸿、胸科专家何穆等，著名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斯特朗、伊文思等也都是经武汉“八办”护送到延安或各抗日根据地的。

武汉“八办”从1937年10月成立，到1938年10月撤离武汉，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创办《新华日报》

董必武一贯重视报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巨大作用，有着创办革命报刊的丰富经验。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他更是当作一项重要的紧迫的政治任务周密策划，为《新华日报》的筹备、出版、印刷、发行四处奔波。经过短时间紧张筹备，1938年1月9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建馆举行招待会，向各界宣布《新华日报》即将正式出版发行。1月10日，为庆祝即将创刊的《新华日报》，报馆举行全体人员大会，董必武出席并代表长江局致辞：“《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嘴巴，希望大家做好宣传工作。”《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正式创刊发行。董老于1月18日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奋斗。”宣布了《新华日报》的办报宗旨。本着这一宗旨，董老为《新华日报》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社论，正如蔡寄鸥所说：“《新华日报》，几乎每天都有他的论文。他虽然是五十多岁的人，每天奔忙、写作，没有一刻得休息的时候。”

当时董必武的工作确是异常纷忙复杂，要完成为《新华日报》写稿、审稿任务，经常是晚上开会或送走来访的客人之后，在夜深人静时才得以坐下来。长期的彻夜不眠，使他困倦已极。一次为《新华日报》写社论，写好后来不及脱鞋就和衣睡着了。第二天清晨报社的同志来取社论时，董必武还没醒来。夏之栩、张月霞唤醒他后，发现床前只有一只鞋，另外一只哪里去了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场的人都帮着找也找不到。最后还是在整理被子时，从被子里找出另一只鞋。他的工作精神，的确是让人佩服。

1938年10月，武汉即将失守，董必武于月初率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先遣人员赴重庆，筹建《新华日报》重庆分馆，保证了报纸的继续出版发行。

作者：吕书臣   来源：长江日报 200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