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董必武偕夫人何连芝在广州 

1960年10月，董必武携妻子何连芝故地重游，来到江西瑞金。期间，董老提起隐藏心底二十多年的一桩心事：在瑞金时，他同陈碧英有过一段美满幸福的夫妻生活，两人感情甚笃，长征出发时夫妻分离，此后再也没有听到陈碧英的音讯。说着，董老眼含泪花，动情地说：“这是个很好的姑娘，救过我的命。她比我小了二十多岁。她要活着，还不满花甲，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可惜，董老这次瑞金之行，并未打听到陈碧英的下落，只得怀着遗憾的心情返回北京。岁月匆匆，一晃又过了几十年。 1996年夏，笔者为落实一个党史专题资料，随广东梅州市委党史办的同行，来到粤赣边界的梅岭，在一个叫做牛角坳的山村敬老院，巧遇一位与陈碧英一同度过艰难岁月、时已九十高龄的老人。她叫肖桂芬，江西信丰人。1934年，她在粤赣省苏区妇女部工作。红军长征后，为躲避敌人的搜捕，肖桂芬到梅岭石背庵削发为尼。1935年6月，肖桂芬在石背庵见到陈碧英，得知陈的悲苦。此后两人常有往来，直到陈碧英病逝。至此，陈碧英的下落终于有了结果。同时，揭开了董必武在红都瑞金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

董必武与的陈碧英的结合

董必武与陈碧英结成伴侣，是在“红娘”的牵引下，双方经过感情考验后实现的。

董必武到瑞金时，已经四十七岁，但仍孑然一身。他先任中央党校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教务主任，后任副校长，工作十分繁忙。大家见到董老年纪那么大了，白天东奔西跑，晚上回来还要自己洗衣做饭，有些同志便为他做起了红娘。二十四岁的陈碧英就这样经人介绍走进了董必武的生活中。

陈碧英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六岁时就随母亲乞讨，受尽人间凌辱和磨难。十五岁时经女友陈香莲介绍认识了共产党人肖石庆，从比投身革命。陈碧英办事果敢，斗争积极，1928年，她二十岁时加入中共党组织。1930年年底她被党组织调往福建省汀漩市，次年担任中共汀洲市委宣传部长。

期间，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多次到汀州搞社会调查，认识了这位热情心细、充满活力的姑娘，对她有了很好的印象。当他得知有人将陈碧英介绍给董必武时，毛泽东非常支持，特地把陈碧英从汀州调到瑞金，安排在邓颖超所在的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工作，并要邓颖超力促此事成功。

邓颖超非常热心。一天傍晚，邓颖超、蔡畅、李坚贞来到陈碧英的住处。邓颖超悄悄地问她：“你觉得董必武这个人怎么样?他还没有爱人哩。”

陈碧英那白晰的脸蛋上，顿时泛起一抹红晕，低头不语。

见她默不作声，邓颖超笑着说：“董校长这个人心地善良，很会体贴人。你与他结为伴侣，是会幸福的。”

陈碧英的脸霎时红到耳根，她低着头，双手摆弄着衣角，微笑着不说话。

又是一个傍晚，邓颖超邀了贺子珍、李坚贞等簇拥着陈碧英来到董必武的住地叶坪洋溪村。跟董老打过招呼，她们就悄悄地离开了。

第一次与董必武单独在一起，陈碧英不免有些拘束。渐渐地，她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年纪虽然比自己大出许多，但人挺温和，说话有水平，做事干脆利落，对年轻同志极为关心。尤其是看到董必武讲起亡妻心头大恸，禁不住热泪潸潸，对他更生尊敬：他不仅为人坦荡，而且有情有义。敦厚豁达的董必武，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她年轻而单纯的心。而董必武眼中的陈碧英外表秀丽，言谈举止颇有气质，俭朴心细不怕困难，是位好姑娘。

洋溪离叶坪村有四五华里，董必武常抽空到叶坪村。叶坪村南有个绰号“长腰婆”的寡妇，名叫谢新娣，陈碧英就住在她家。董必武看到，陈碧英平时总是穿着灰色军服，打着绑腿，戴着军帽，腰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黑布鞋，出门工作时总是夹着一把伞，肩上挂着一个绿色布包，包口上缠着一条白色毛巾。这一身戎装打扮，给这位文雅端庄的少女增添了几分飒爽英姿，显出一副威严气概。当她脱下军装，赤着双脚，挽起裤管，同妇女们一起站在村头溪水中为同志们洗衣裳时，宛然是一位村姑。她的人缘极好，村子里的青年人称她“大姐”，老年人称她“陈同志”，姑娘、大婶称她“碧英”。董必武每次到叶坪，总对陈碧英增添几分好感。

一天，毛泽东见到董必武从陈碧英那里出来，便迎上前去笑呵呵地说：“还等什么呢?快办了吧。”董必武笑着点了点头。正当董必武考虑与陈碧英挑明关系、办理结婚时，中央党校校长任弼时被调往湘赣苏区，新的校长由中共中央总负责博古兼任，这样，党校的实际工作全部落在了董必武身上。另外，博古要求要转变党校的教学方向，要把苏共党史和苏俄革命史当成党校基础教材并加以背诵。董必武对此有异议，与博古发生分歧。为了说服博古，搞好党校教学，董必武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一天，董必武到长汀调查，当天乘夜色骑马返回瑞金，途中在穿过一座大山时，快马失蹄掉进山谷，董必武摔成重伤。由于苏区缺医少药，董必武的摔伤久治不愈，加之又染上了疟疾，病势愈加危重，急病攻心，董必武几次昏迷不醒。大病中，他是多么需要亲人的照顾啊。此时此地，他不由得想起了陈碧英。

然而，当时陈碧英不在瑞金，去了兴国县搞扩大红军工作。细心的邓颖超知道董老需要人照顾，想着法子把陈碧英叫了回来。陈碧英得知董必武得病卧床，心急如焚地朝党校奔去。眼前的董必武已判若两人，陈碧英见如此模样，一阵凄楚悲怆袭入心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滚落下来。

董必武强打起精神，安慰道：“小陈，哭什么呢?”

“董校长，你病成这个样子……”陈碧英抽抽噎噎。

“不要紧，摔那一跤，幸亏被树枝挡着，没伤着骨头；疟疾并不可怕，躺几天就会好起来的。”董必武精神似乎好了一些，嗓门也显得高了。

“疟疾，不就是‘打摆子’吗?”陈碧英一听，转忧为喜，脸上露出了笑容：“我有办法，我小时候就知道一个治疗‘打摆子’的秘方。你等着，我就去采药。”说罢，陈碧英高兴得像孩子一样，一溜烟跑出门去。

傍晚，四周一片宁静。陈碧英将草药熬好，端着药碗，站在床前。

一股暖流传遍董必武全身。他接过药碗，“咕噜咕噜”几口，将药喝下。

这一夜，董必武睡得很香，次日一觉醒来，全身轻松了许多。

为了根治董必武的疟疾，陈碧英接连几天冒雨上山，采集了好几服草药。同时，她还向当地药农学到了治疗跌打损伤的草药。陈碧英每天采来草药熬好，看着董必武喝完，再给他碾制好跌打损伤药敷在伤痛处，才静静离去。十多天光景，董必武就可以下床走路了。

闯过了这道鬼门关，董必武心情格外舒畅。他深情地对陈碧英说：“碧英，这些天我是同病痛斗，你是同魔鬼斗，是你战胜了魔鬼，才使我摆脱了死神，恩重如山啊。”

“不，不能这样说，我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陈碧英嫣然一笑，“我觉得你真好……”

“碧英，我们结婚吧，就在叶坪村。”董必武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

“我听你的。”陈碧英温顺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他俩的结婚报告得到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的批准。叶坪村一间破旧的民房，是他们的新婚洞房，董必武的一床夹被单，一床旧毛毯，是他们的新婚用品。叶坪村的群众弄来米酒、花生和水果，热热闹闹地为他们庆贺。毛泽东、周恩来、何叔衡、邓颖超、蔡畅等人乘兴赶来，举起茶缸、粗碗，共祝新婚夫妇白头偕老，革命到底。

形影不离的恩爱夫妻

在瑞金，陈碧英的威信很高，样样工作都能拿得起，干得出色。邻里争斗，妇女之间闹矛盾，家庭不和，都愿找她诉说，请她调解。她除了干好工作，照料好丈夫的生活外，还常被群众拉来请去，累得喘不过气来，回到家就像散了骨架一般。董必武见了，劝慰她说：“做事不要太急了。家里的事我多干点。分心太多，往往什么事都干不好。”

陈碧英的文化水平低，董必武坚持每天晚上陪着她学习一个小时文化。自己有时要外出没有时间，他就请徐特立给陈碧英“开小灶”，这样坚持了半年多，陈碧英的文化和工作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

1933年4月的一天，陈碧英回到家后，还未进门就突然跌倒在地，不省人事。董必武听到后急急赶回家，从卫生队请来医生抢救。医生说，她得的是一种怪病，病一发作就会跌跤。这时有人告诉董必武，陈碧英此前就有这种病，累急了就发病，可当她醒来又当没那回事，又不顾一切地投入工作。董必武听了十分吃惊。

醒后的陈碧英见到守在身边的丈夫，眸中满噙泪水，愧疚地说：“这病我没能告诉你，不会怪我吧?”董必武心痛地说：“你怎么不早说呢?要是病情发作时身边没人，后果会是怎样?”

第二天，董必武强拉着妻子来到中央红色医院，请了傅连嶂院长作了详细检查。经傅连嶂医治，陈碧英的病有了好转，病发次数明显减少。

此后，董必武极少让妻子单独行动。在苏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贫苦出身的陈碧英懂得很多可吃的野菜，并练出一手野菜加工技术。陈碧英有病，可姐妹们还得拉着她去挖野菜。有时，陈碧英单独去挖野菜，董必武总要跟着去，挖鳅鱼草、胡须草、莴草、野芋子。董必武一边跟着挖，一边跟着学，既学会了识别野菜，还学会了怎么做野菜，比如炒野芋子时要放点醋，莴草每次不能多吃，做法要变换花样，有的煮，有的炒，有的冲“八宝汤”，有的要加点米粉做成“神仙丸子”等等。这一技术，使董必武后来在长征路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几次因断粮险些饿死，是路边的野菜解了饥苦。董必武曾说：“从碧英那里学到了识别野菜的本领。如果没有这套本领，我可能饿死了，也可能被那些不能吃的野草毒死了。”

董必武飞针走线、缝补衣服的本领，也是从妻子那里学会的。妻子有病，董必武有空就陪着她，她干什么自己就跟着学什么，久而久之，女人会做的活他都学会了。长征出发时，陈碧英还专门给丈夫做了一个针线包。长征途中，董必武曾给身边的战士们说：“碧英给我做的这个布包包可是个宝啊。有了它，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要不然衣服破了，鞋子烂了，临时到哪里去找针线布块?”在路上，他除了给自己补破衣破帽，也给战士们补。他还曾风趣地比喻说：“碧英是针和线，我就是一块破布。有了破布没有针和线，破洞就补不起来。帽子补好了，衣服鞋子补好了，补上去的破布看得见，可别忘了那小小的针和线啊。”

1933年3月，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后又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席。当时，“左”倾中央领导人在苏区上下掀起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党、政、军许多领导同志被戴上“罗明路线”的帽子被撤职、打倒。董必武心里清楚，这是一场“左”倾宗派主义打击异己的斗争。为了限制这场错误斗争的扩大化，他想方设法保护一些同志。虽然“左”倾中央领导人也屡屡对他暗示或施加种种压力，但董必武并没有畏缩。作为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虽然不很了解政治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她相信并全力支持自己的丈夫。

1934年年初，董必武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后又兼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苏维埃最高法院院长。在这期间，董必武严格监督和检察党风党纪的实施。特别是在1933年年底至1934年5月中央苏区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检举运动中，董必武不徇私情，依法严惩苏维埃的贪官、蛀虫。据1934年3月统计公布的结果：贪污分子送最高法庭审判的有二十九人，开除工作的三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审判的一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七人，给予严重警告的二人，给予警告的四人。

在这场大规模的检举运动中，陈碧英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她除了在生活上给丈夫无微不至的照料外，从不去干扰丈夫。有人向她打听有关消息，她的回答从来都是“不知道”，有人想走她的后门说情，她回绝道：“老董不听我的，我去说了也没用。”如中央粮食调剂局担任收集粮食工作的刘某，利用职务包庇贪污分子，阻碍群众检举揭发，自己经管的账目混乱又不许检查，公然无视党纪国法。刘某的问题被立案审查后，他多次找到陈碧英，走“夫人路线”以求蒙混过关。没料到陈碧英不吃这一套，刘某碰了鼻子。刘某被开除党籍，并受到法律的惩处。

董必武对妻子的评价是：“碧英这同志很本分，从不对我施加影响来为别人走关系，这是很可贵的。”

挥泪决别情未了

1934年7月，中央机关开始从叶坪；沙洲坝西迁，董必武夫妇住进云石山梅坑村一户大祠堂里。

到了9月，紧张不安的气氛笼罩着红都瑞金。一夜间，大路上忽然出现了路标，写着“长江”、“黄河”的纸条摆在地上。这样的路标一天天多起来，人们满怀疑虑望着这些西指的箭头，虽然上面没有任何解释，也能感觉到形势不妙。人们开始悄悄地议论起来：“看样子要行动了!”“恐怕红军要走了!”

一天，陈碧英听到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将要撤出中央苏区的消息。她焦急地等待着丈夫回来。一见到董必武，陈碧英就急切地问：“必武，我们是走还是留?”

董必武坐在凳子上，神情十分严峻，摇了摇头说：“我什么都还不知道呢。”

陈碧英坚定地说：“反正我是要跟随你，你走我也走，你留我也留。”

没过几天，董必武就接到随队伍转移的通知，可是陈碧英并没有接到通知。董必武赶紧去打听，原来中央有规定，除几个中央领导同志外，其他人一律不准带家属。确实需要随队伍转移的女同志，必须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

董必武希望妻子能同自己一起走。根据统一安排，他带妻子到医院进行体检。没料到，陈碧英的体重差了一斤，被刷了下来。

陈碧英顿时泪眼汪汪，董必武的心情也很沉重。但是，这是组织的规定，有什么办法呢?他耐心地劝导妻子：“分离是暂时的。到时我一定会回来接你。”

董必武知道妻子那种突然晕倒的怪病并未根治。于是他带着碧英到傅连嶂那里又做了一次全面检查，开了些药，千叮万嘱碧英务必要保重身体。

队伍就要出发了，陈碧英坚持要送丈夫上路，送了一程又一程。董必武多次劝阻她别送了，她却噙着眼泪摇头，继续相送，一直送了三天、三夜，快要走出中央苏区了，董必武狠狠心，坚决劝她回去：“莫送了，倒转去吧，你还要一个人走几天回头路啊!”陈碧英很不情愿地站住了，把系在腰带上的小手电筒解下来，递给董必武，声调哽咽地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路多留心啊!”

望着陈碧英转身往回赶路那艰难、沉重的身影，董必武的泪水终于涌了出来。他在心里暗下决心：革命胜利了，我一定要回来接她!可谁能料到，这一别就再也没有了她的音讯!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次，董必武曾感慨地对范秀英说：“一切行动听从党的指挥，革命就一定胜利。个人要服从党。出发时我爱人陈碧英，组织上叫她留下，我半句话没有。可谁想到，现在连她的一点消息都没有。”

董必武暗自思忖：我就不相信会找不到她。有机会我一定要回瑞金去，活着找到人，死了找到骨。但是，长时间的打听仍未有陈碧英的半点信息。在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的积极催促下，董必武在延安与何连芝结了婚。婚后，董必武坦诚地对何连芝说：“陈碧英是个很好的同志，我至今还想着她。”

1946年，胡宗南进犯延安。在撤离延安时，组织要求所有人都要精简行装。这时，何连芝见有一把锈迹斑斑的小手电筒，认为没有用了，便随手把它扔了。不久，董必武找不到这把手电筒，便问何连芝，何连芝说把它扔了，董必武顿时火起：“你怎么不问一问就把它扔了，那是在江西出发时陈碧英送给我的，你好糊涂啊！”

是啊!他打着这把小手电筒，走过了一道道水，翻过了一架架山，电筒里的电池用完了，他也舍不得扔掉。在千难万险中，在饥寒交迫中，他把小手电筒放在小包袱里，将这把空手电筒连同思念之情一起背到了延安，如今，却让何连芝当成废品扔了，他怎能不气?

何连芝哭了，她知道这极大地刺痛了董必武的心。这事，何连芝一直感到很愧疚，就在她逝世前夕，何连芝还很后悔地说：“我不该扔了那个手电筒!”

再说陈碧英。她与丈夫分手后，抄近路返回瑞金。按照组织的决定，她回广东坪石兴梅地区开展地下工作。

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部沦陷，敌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党的组织遭到空前破坏，到处一片白色恐怖。陈碧英在兴梅地区苦寻几天，未能与组织接上关系。万般无奈的陈碧英一路乞讨，终于在1935年3月底，在兴梅山坝口找到了母亲。

父亲和弟弟都被还乡团杀害了，母亲只身逃离家乡后给人打短工。在陈碧英来到母亲身边最初的一段日子里，母亲还赞同女儿去找组织，希望她还能回到党里去和董必武团圆。可是，随着局势的日益恶化，母亲的这种愿望渐渐变淡了、，她害怕会有人把陈碧英给认出来，她的身份一旦暴露，那是非杀头不可的。母亲的担心与日俱增，一天，母亲拉着女儿说：“碧英啊，董必武已经走了，情况怎么样很难预料，你快三十的人了，另找个人家吧。这样一是生活有个着落，二是我们母女也不易被人认出。”陈碧英听了死活不依。母亲急了，跪在女儿面前声泪俱下地说：“你一天不答应，我就一天不起来。”陈碧英又哭又拉，母亲就是不起来，陈碧英痛哭流涕跪在母亲脚下，心如刀绞，痛苦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母女俩离开了山坝口，来到石背庵乞求神灵保佑。就在陈碧英就跪地秉香，流着泪暗自为董必武祝福的时候，一位尼姑从身后轻轻走来，陈碧英起身一转过来，尼姑便迎上前去：“碧英，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了”陈碧英一眼便认出肖桂芬，肖桂芬将陈碧英拉到自己的房内，姐妹俩互相诉说着遭遇的困境。

陈碧英也想削发为尼，这样她可以“清清静静”地等着与董必武团圆。可当她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跟母亲一说，母亲痛苦地哭泣起来：“碧英，你要做了尼姑，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陈碧英心软了，在石背庵住了几日，便随母亲来到梅岭山牛角坳的山间小村住了下来。

经人介绍，陈碧英与该村的老光棍严修道结婚。由此，母女俩与严修道一家三人，在山间耕作，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来了。

谁也不知道陈碧英当过红军，做过董必武的妻子，村里人就知道这是一对逃难的女人，说严修道遇到了好福气，一下子添了两个善良能干的女人。陈碧英对那段历史也一直缄口不提。

光阴荏苒，转眼十几年过去了。住在深山密林中的陈碧英除了不时到石背庵与肖桂芬聚聚外，哪里也不去。后来，石背庵遭匪徒浩劫，肖桂芬转到十几里外的南山庵，姐妹相聚的机会更少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一天，肖桂芬急匆匆赶来，悄悄地对陈碧英说：“董必武还活着，住进了北京。”陈碧英听了，沉压了十几年的思念之情进发出来。

可是不久，陈碧英得知董必式已与何连芝结了婚。在瑞金时，何连芝任过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是自己的好姐妹。陈碧英只好把激情收回肚子里，昂头朝天长叹道：“这是天意啊!”

自此，陈碧英就再也没有提起过自己的往事，因为她觉得那段往事总会勾起内心太多的苦涩，不堪回首。她在心中默默祈祷，保佑董必武生活幸福、健康长寿。

1983年7月，陈碧英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两个月后，七十五岁的陈碧英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时，董必武逝世已有八年了。生前他们夫妻终未能再相见，但他们纯真的爱情却永远感人肺腑。

来源：红都党史网 2006-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