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发之前

 当我们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地区作战可能的时候①，我就想：是被派随军移动好呢，还是被留在根据地里工作好呢？

 有一天，何叔衡②同志和我闲谈，那时我们同在一个机关工作。他问：“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愿意从军去呢？”

 我的答复是：“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么？”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也勉强，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根据地来时所经验过了的。”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③。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着的一双还有半新。”

 我们这样谈话过后，没有好久，我就被调到总卫生部工作，随着红军主力出发去了。叔衡同志仍然留在中央根据地④。我们到了贵州，有人说：看见报纸上载有他已遇害的消息。这一年近六十的共产党员，不怕任何困难、任何牺牲，准备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到底，准备随时在党的号召之下无条件地去工作，这从上面我们的谈话及以后的经过，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中央根据地，因叔衡、特立⑤、觉哉⑥、伯渠⑦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出发时我与特立、觉哉、伯渠等，都随着红军移动，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飞机轰炸过无数次，敌人抄袭过无数次，苗山彝岭的绝粮，草地雪山的露营，没有障碍住我们，我们都完全地随着大队红军到达了目的地。只有叔衡同志留在根据地，落到反革命的手中而牺牲。这是怎样的令人悲愤的事啊！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敌人毁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而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活着。那些杀害他的人，已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我在出发前，虽想过随军去或留后方的问题，可是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移转呢？经过些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这类的问题，没有想过，也没有听见别人谈过。当时为什么不想这些问题？这因为红军是要北上抗日的，当时在北面和东面，敌人重重叠叠地筑满了“乌龟壳”⑧，大部队通过较困难。西边的“乌龟壳”要稀落些，主力转移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转移到什么地方，经过什么路线，走多少时候等问题，系军事上的秘密，不应猜测，而且有些问题要临时才能决定。如行军走哪条路，什么时候到达什么地方，有时定下了，还没有照着做，或做了一部分，忽因情况变了又有更改，这是在行军中经常遇到的，只要大的方向知道了，其余的也就可以不问。

 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样地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但在长途中遇到一切天然的人为的困难，不曾令我丝毫沮丧过，同着大家一齐克服过了。到瓦窑堡后，东征⑨时还是跃跃欲试。这样看起来，即在出发前知道路很远，时间很久，险阻艰难很多的话，也未必能变更我随军的意念吧！

 二　从毛儿盖到班佑

 从毛儿盖到班佑，是所谓小草地，我们一共走了六天，每天大约走七八十里路。出毛儿盖向北行，路在半山腰渐走渐平坦，到七里桥约二十余里。路的左边，有矮小草房，约莫百十间，远望矮得好象不能容人进出的样子，到了跟前一看，人不昂头亦可以进去。这些矮小草房，听说是游牧人屯牛的所在，所以叫做牛房。墙壁是用小木杠支持，隔成许多格子，格内涂上一些牛粪，不很坚厚，色是黝黑的，在壁旁烧火，壁很容易被火引燃。内面除牛粪外一无所有，不知牧牛的人怎样居住。过这里以后，连牛房也看不见了。经分水岭，系沿着一列的小山头，转过了一个山头，又是一个山头，数目大约二十余个，下来才是草地边。

 我们初听这个草地名字，以为不过是人烟很少，草木郁密的地方。谁知草地真是草地，在地上看不见泥土，只看见草和水，不但没有人烟，简直没有人迹，所以也没有路，没有树木。山上的树木也少，间或在绿茸茸的丛草间看得见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黝黑的牛粪。草在水中，确是长得茂盛。

 我们所经过的只是草地边。有时走一段地方，两边都是不很高的童山，有时或只一边倚山，没有路。草是一丛一丛的长在水中，这一丛与另一丛中间，就是很深的水。丛草在水中枯了死了腐了，就在这腐草上面生长起新的草丛来。茂密的青草下面，是重重叠叠的腐草，浸在水里，不知经过了若干年月。所以走在丛草上，脚底下是软软的，但也有点滑，走时若不小心，一踏虚了脚，即没有踏在丛草上面，陷入丛草间隙中，要很费力才爬得起来，马竟有爬不起来的呢！山边也看不见泥土，也是重重叠叠腐草上生出的青草，走在上面活活动动，脚板觉得舒服。山上偶然有几片树林。我们宿营能找得着一片树林，那已是喜之不尽了。

 离开毛儿盖，第一天，直到晚才走到草地边。我们在一处很好的树林里宿营。第二天也找着一处树林。以后几天，便是在灌木下搭棚子过夜。直到班佑，才在牛房里宿了一晚。有一晚在灌木下搭棚子，到夜晚找不着柴火，竟没有举火，只吃了一点干粮，就睡觉。

 过草地边的那几天，天天都遇着雨，雨不小。脚在水草丛里走，不待说是湿的。有雨具的人身上稍好一点，可是带有雨具的人不多，没有雨具的人全身都湿透了。不下雨时天气总是阴沉沉的，风刮得厉害，气候冷，须着棉衣。我没有遇着一个熟习此地气候的人，不能一问，每年夏季，是否象我们经过的那几天一样，每天都要刮风下雨呢？在草丛上走虽有点滑，比走泥泞路还好得多。

 色既坝是一条河水流过的地方，河两岸稀疏地长了些树木，两边草地宽广的约一二十里，据说坝有一百里长，我们走过的约四十余里，觉得这块地方很肥沃，为什么没有一户人家？将来人口繁殖，这个坝子怕不能听其自然了。

 草地大约高出海面在五千公尺以上，所谓雪线地带，气候是很冷的。我们夏天从这上通过，尚非着棉衣不可。一入秋冬自然更要冷些。那里气候虽很寒冷，但草却能那样的茂盛，别种于人类有用的植物，一定在这个地方有生长的可能。不过我不是研究植物土壤学的人，不能详细来考究，行军中仓卒一瞥，也无暇考察。革命胜利后，有专门人才来这地方考察一次，一定有许多适用于人类的东西发现出来。

 三　长征中的女英雄

 十三个月的时光，在不断地战胜敌人五百余次的堵截、追击、侧击、袭击战斗中，步行二万五千里，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历尽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这是英勇无畏的红军的创作，已为全世界人所惊叹为空前的奇迹了。我现在要说的是长征中的女英雄。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时，原调有三十多个女干部，最大一部分是送总卫生部，几个有病的养病，四个有身孕的在那里休养，做工作的约二十人。卫生部检查了这部分做工作的女同志们的体格，认为不适合于远征条件的留下了五个人，那时候被留下的五个女同志是多么的不高兴啊（后来有两个仍跟随别部分到了陕甘，毫无问题）！移到麻地（距卫生部原驻地六十里）整备行装时，有四个女同志“打摆子”（江西称疟疾为摆子），也被留下了。她们一个一个的都哭着脸，要同我们一块儿走。实际上她们病了走不动，又没有担架，结果，就违反了她们的愿望。真正随军出发的还不到三十个女子。

 长征中，只卫生部一个蔡医生的老婆掉了队，她不是调出来做工作的，调出来做工作的妇女，没有一个掉队的。

 病得很厉害的女同志，在长途中锻炼了一下，转而健康起来了。四个怀孕的女同志，都是在旅寓中生产的。产后一晚半日就要行动，应有的休养和调理是得不到的。一个女同志在藏民区的下打鼓生小孩，连青稞麦她也不够吃，偶然分得一点羊肉，此外是没有什么营养可说了，产后将息了几天，经过草地，也平安地到达了瓦窑堡。

 值得讲述的，还是那些工作的女同志们。她们到卫生部是担任照料抬担架的民工和看护病员的工作，初出发时差不多有六十副担架，途中一个人要管理三四副。这是异常艰苦的工作。那完全是夜行军，又不准点火把，若遇天雨路滑，担架更走不动。民工的步伐是不会整齐的，体力不一样，没有抬惯，前后两人换肩走路都不合拍，对革命认识的程度又不一致，有的是在路上临时请来的。照料民工的女同志跟着担架走，跟得着前面一副，又怕后面的掉队，跟着后一副，前面又没有人照管。休息时候要防着民工开小差。民工可以打盹，她们都不敢眨眼。特别是每晚快到天亮的时候，民工的身体疲乏了总想打瞌睡，宿营地还隔若干里，前后队伍都催赶快走，这时她们就在几副担架的前后跑，督促和安慰，劝说和鼓励，用一切法子，来推动民工往前走。有几次民工把担架从肩上放下来，躺在地下不动，无论如何都不肯走，她们中体力健强的，就只好代民工扛肩。这样干的有四个女同志。她们是那样的不怕困难，那样去完成她们所负的任务，是许多男子所望尘莫及的！

 做工作的女同志，绝大多数是自背行李，包裹一卸，马上又要去做群众工作，这些都和男子一样。有两个女同志真是步行二万五千里，马一下子也没有骑过。也有一个女同志，在长途行军中组织上曾给她分派过十三次骡马，到藏民区时，她的最后的一匹马也滚到山沟里去无影无迹了。其实她这个人，有马自己也骑得很少，她扛担架，扶病人，在紧急时，把病人背上山去，都出过异常的力！

注　　释

 ①　作者原注“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张闻天同志在《红色中华报》第二三九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说红军在必要时应当转移地区作战。”

 ②　何叔衡（一八七六——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一八年参加新民学会。一九二○年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七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一九三一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长汀突围战斗中牺牲。

 ③　作者原注“江西西部的所谓草鞋，不是用草编成的，完全没有草的痕迹：布底、针线缉得很密，鞋前面有三个或五个布条做耳子，后跟也是布做的，样式如草鞋有耳，实际上全不用一根草，但名字仍叫做草鞋。”

 ④　中央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赣南、闽西地区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起义，建立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从井冈山进军赣南，逐步形成了赣南根据地；三月至十二月，三度进军闽西，又逐步形成了闽西根据地。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九月，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十一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根据地最大时辖二十一个县城，二百五十万人口。

 ⑤　特立即徐特立（一八七七——一九六八），湖南长沙人。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不久赴苏联学习。一九三○年回国。一九三一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代部长。一九三四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在延安从事教育宣传工作。一九四○年冬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⑥　觉哉即谢觉哉（一八八四——一九七一），湖南宁乡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一九三四年参加二万万千里长征。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司法人民委员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⑦　伯渠即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原名林祖涵，湖南临澧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中主持政治工作。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去苏联学习。一九三二年回国，一九三三年二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部长和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一九三四年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七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九四四年五月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谈判。自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起当选为中央委员，自七届一中全会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⑧　乌龟壳指国民党军队在根据地周围建筑的碉堡。

 ⑨　东征一九三六年春，中国共产党为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的实现，把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编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二月二十日抗日先锋军自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冀察抗日前线；蒋介石和阎锡山调兵沿途阻扰前进道路，抗日先锋军被迫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这次军事行动被称为“东征”。同年五月五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并宣布将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

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杨尚昆给各部队和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电报和书信，为出版《长征记》征稿。这是董必武同志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写的三篇互相独立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