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大军进京了，解放大军的总指挥部、中共中央仍然住在西柏坡，而且还有些重要事情要在这里办理。

苍翠的古柏被河边吹来的微风涂抹成湛绿的颜色，又一个春天来到了。

一棵古柏的下面，是任弼时的住处。这是个农家的小四合院，院子狭窄得很，好似半截儿胡同。北房两间，一间办公，一间寝室。东厢房有任弼时的两个女儿远征和远志居住，西房、南房是工作人员与警卫员的住室。只隔一堵墙壁的西邻，住的是毛泽东；一墙之隔的东邻，住的是周恩来。他们三家的门前，倒有块较为宽敞的场坪，场地上的杏花儿开得最早，已是白花花一片了，桃树的花蕾已努开了红润的嘴儿，几棵垂柳也吐出了嫩绿的新芽。再往前，下个高高的台阶儿，便是那块苇塘，连着苇塘的即是辽阔的稻田。

说密语的“胡子”

任弼时由陕北来到这里，已经住了七个月。每天清晨，他照例是东方一亮就起床，然后走下那个高台阶儿，穿过苇塘中间的小路，再到稻田当中的一条大道上去散步。

这天，清早起来，几名警卫员跟着他走出院子，刚一出门，他返过身来对他们说:“你们跟着我出去，把早晨这大好时光给浪费了。我转这么一小圈儿，用不着警卫，你们都回去学习吧!”

剩了邵长和一人跟着他。他让小邵把手枪藏在衣襟下面，两人肩并肩地走着，像是两名战士，一个老兵，一个小兵，一个满脸大胡子，一个嘴上没毛的娃娃兵。遇着种田的老乡，“老兵”总要停下来，问这问那:“一亩田打多少？够吃不够吃？”好像他是专门来做调查研究的。 朱老总也爱大早出来转一圈，两个人常常碰在一起，那就会有不少话要说，甚至研究上了工作。前几月，小邵常常听到他俩的对话是：

“动工了吗？”

“动工啦。”

“几点竣工？”

“两点。”

结果是在两点拿下了一座城市，或胜利结束了一个战役。这几天呢？对话的内容全变了，小邵虽然不能全懂，但他可以揣摸得出来，说的是中央要在西柏坡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不久还要召开政协会呀、建立新中国呀这些大事。 医生建议任弼时每天出来散步，是让他休息脑子，但他何曾有过一刻的休息呢？散步回来，路过食堂，他又走进去，看看食堂炊事员，嘱咐他们把伙食搞好:“我们的条件还差一些，吃些粗粮也不要紧，只要做好了就愿意吃嘛。这几天要从前线回来一些同志，他们都很辛苦，要尽量搞好一些……”

警卫员小邵站在旁边，默默地听着，心里却在想:在转战陕北的时候，“胡子”就负责中央纵队的安全、后勤等各方面的工作（任弼时不让别人喊他书记，包括警卫员在内，一律喊他的名字。如果喊他“胡子”，他更会高兴。久而久之，便把他称为“胡子”了），如今，中央召开重要会议，他仍然要把上上下下都安排周到。他说的“从前线回来一些同志”，怕是各个战场的主要指挥员，应该说都是高级将领。可他却只说“一些同志”。看起来，好像是顺便到伙房随便说了几句，实际是在安排这个会议的伙食。那些炊事员、管理员，大概会领会首长的意思的。

吃过早饭，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三个邻居，都从“家”里走出来，坐在一棵杏树下面的木墩上。不一会儿，刘少奇和朱老总也来了。他们本来是到主席的办公室去开会，却坐在这里谁也不愿挪动了。场坪的四周，有堵土板墙围着，没有闲人到这里来。场坪上暖融融的，不冷也不热，又安静得很，除了一群群“嗡嗡”的蜜蜂在为他们奏着乐，便是那花间跳着舞的几只蝴蝶，再就是远处那鸟的歌唱了。

他们各自打开一份文件，一边看一边在讨论研究。小邵等几个警卫员在围墙四周警卫，听得见首长的说话声，却听不清说的什么。好像是在会议上的报告，听到几句“北平方式”、“绥远方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话……他们有时严肃认真，有时又谈笑风生。一直到树影子偏东了，才各回各家。

“灵活一点嘛，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多”

夜静了，任弼时又开始进行他的工作。主席给他派的保健医生米大夫在门外徘徊了很久，终于鼓着勇气走进来，恳切地说:“史林同志，您的血压今天已经超过了二百，原来给您规定的一天工作不能超过四个小时……”听说米大夫是苏联的医学专家。

“知道啦，您去休息吧。”

过了一个小时，米大夫又走进来，用恳求的声音说:“您不能再工作了，史林同志!”

“这不，我才工作了三个小时吧？还有一个小时嘛!”任弼时看了看表，用手抚摸着满是胡须的两鬓和下颊，对着米大夫微微笑了笑。

“那您整整工作了一个白天就不算数了？”米大夫倒认真起来。

“快写完啦。灵活一点嘛，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多，您就让我再工作一会儿吧！”任弼时在跟大夫商量，使人感觉倒好像是在请求领导批准。他说完，看看米大夫还站在那里，就说：“大夫请回去吧，你也该休息了!”

四个小时，对任弼时来说，那是太少了，无论如何不够他用的。无论哪一天，最少也没下了十小时。工作一忙起来，哪里还想到时间，只能是没日没夜，常常在深夜十二点以后休息，清晨天一亮又要起来，何况这几天正在准备召开会议呢。

一天夜里，米大夫走时，把催史林同志休息的任务交给了警卫员邵长和。小邵一边值着班，一直在琢磨办法。他进去催过两次，都没起作用。过了一会儿，他望望柏坡岭东方的天边就要发亮了，任弼时还在聚精会神地工作，左手托住后额使劲搓了搓，又“唰唰”地写下去，好像永远也没有写完的时候，已经连续工作了一个整天和一个通宵了。邵长和心里一动，他拿起脸盆，出去打盆洗脸水端进来，放在盆架上，说:“史林同志，洗脸吧!”他是想提醒“胡子”，已经到了该起床的时候了，你还不去睡觉？快去睡一会儿吧!

任弼时打了个呵欠，想去擦一把脸。他从床头的一条绳上摘下毛巾来，不由往床头一坐，身子往墙上一靠，手里拿着毛巾，呼呼地睡着了……他太累啦!

邵长和在一边看着，心里多着急啊!他走上前来，想把他叫醒，躺到床上好好睡一觉。可他试了几次，也没喊出声来，他不忍心把他叫醒。对任弼时来说，能多睡一分钟是多么难得的事啊!小邵担心的是把他喊醒以后不去睡觉，又回到那张木桌前继续工作下去，所以，索性就让他坐着睡几分钟吧!

任弼时的身体很不好，除了血压一天天增高，还有心脏病和糖尿病，所以主席才给他派来医生，专门照顾他。按他的病情，早该脱离工作专门休养了。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在这要进行历史转折的伟大时刻，他无论如何也是休息不下来的!所以又根据这个特殊时期的需要，医生给他规定了每天工作不超过四个小时。他的几位伙伴，主席、副主席都劝他注意休息，甚至批评他。别的事，不管大小，他绝不违犯组织纪律，惟独这件事，老是执行不了。只给他四个小时，那怎么行呢？哪天他都工作到四小时的四倍或五倍。

“现在延安条件艰苦，哪有布搭棚子!”

这位年轻的警卫员，从延安跟上他以后，听到不少任胡子的故事，自然也亲眼看到了许多让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事———

江青跟主席结婚以后，那是个炎热的夏天，她想找个环境安静、风景优美的地方去乘凉。可延安附近的山梁，大都是光秃秃的，找不到这么一个所在。后来她想在住处前面用布搭起个棚子乘凉，可那时物资困难，要东西是有严格领批手续的，如说她自己用，当然批不准，便说主席如何辛苦，如何需要个乘凉的地方，甚至说主席有这个意思。后勤人员都感到很为难，谁也不敢答复，便将此事汇报给任弼时（书记兼秘书长）。任弼时未加考虑，也没有为难，即刻便回复:“现在延安条件艰苦，哪有布搭棚子!”

这件事传出去以后，不少人在背地里朝“胡子”伸拇指:“好样的!坚持原则，公正无私!”“甭看胡子铁面无私，可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哩!”又一次，已经撤出延安以后，住在一个村里，房东大婶很喜欢任弼时的小儿子远远，送给他一个橡皮老鼠。小远远也玩得爱不释手。任弼时看见后让小儿子唱“三大纪律”，唱完后，小远远眼里含着泪花，将皮老鼠还给了房东。任弼时十分喜爱他的小儿子，但却决不让他做一件不应该做的事。

“我们的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难道能让我老停下来吗？”

1949年的3月，任弼时一家，随中央机关迁到了北京，住在香山。因为他的病情逐渐加重，连开国大典都未能参加。

毛泽东劝他到苏联养病，意思是让他养好了再回来。国家的事情虽多，总不像在西柏坡的时候那么吃紧了。那个时候大决战正在劲头上，关系到战争的成败，拼拼命总还值得。现在不能再让他那么拼下去，要让他养好了病再工作。

但是，没过了几个月，他又由苏联回来了。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毛泽东知道他所患的几种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治好的。

“我总觉得有许多工作在等着我。在那里住着心里不踏实。”

“你的病怎么样了？”

“好多啦。”

“血压呢？”

“降下来了。”

“降到了多少？”

“由二百多降到一百七八了。”

“实际上你还不能工作!”

“我们的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难道能让我老停下来吗？”

“已经回来了，那就在国内休养吧。”

“……”他想说，可以仍按照过去的规定，每日工作四小时，但却没有说出来。因为他想起过去向来没执行过这个规定，现在为何要说呢？自己努力去做就是了。

就在这一年的10月份，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主席不让他再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劝他，把工作全部丢开，一定要先治病。他嘴上答应，实际上还是歇不住。工作一会儿，顶不住了，再躺一会儿。直到最后起不来了，在他意识到已经不行的时候，还在说:“给我的时间太少了!哪怕……”

他的话还没说完，便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追悼会上，刘少奇说:“他几十年如一日，不声不响，勤勤恳恳地埋头工作，从不计较名誉地位……”陈老总说:“他是人民的骆驼，只为人民贡献，对自己却从来无所求。”

湖南乡亲送来一副挽联:

生在湘阴，死在北京，埋在世界人民的心中；

望着遗容，怀着悲恸，永念革命导师的精神。

《信息导刊》 (2004年 第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