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生前曾长期襄助毛泽东，主持中央领导工作，是老一代中央领导核心人物之一，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声誉。

任弼时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是一面光辉的旗帜，他曾多年领导青年团向着人民的解放奋进。

1946年春夏在延安，作为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又倡议重建青年团。从青年团的最初蓝图设计，到试点、扩建，直至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的召开，始终是任弼时的心血所浇灌而成。

历史性的倡议

1946年日本投降后的第一个春天。五月，中共华东局领导同志委派杜前、马仪、李云洁、李诚几位山东青年工作负责干部，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青年工作情况。

党中央书记处负责常务工作、领导中央青委的任弼时同志责成先在杨家岭中央青委机关举行汇报和讨论会。会议持续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中央青委的工作人员每隔几天都要从杨家岭到10里路外的枣园，中央书记处所在地向任弼时同志面报。

任弼时同志是全党最受崇敬的领导人之一。和人相见，他的脸上总是挂着慈祥、和善的笑容，热情地同你打招呼、握手、亲切地让你坐在他身旁。谈话时，他首先总是凝神聚目静听着你的诉说，不喜欢打断别人的发言。他习惯于倾听别人的讲话，同时边听边分析边判断。这中间，绝无漫不经心。当你的发言结束后，他才说说他的分析、他的见解，回答你最需要回答的问题。他常用同你商量的口吻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如实地汇报情况，并提出一些问题：

中国革命历史上，青年工作曾有过光辉的过去，青年作用曾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在1942年中央批评青年的一些失误之后，出现了松懈无力，缺乏领导的新情况，有些地区的青年组织已经是名存实亡，处于取消或半取消状态。经过多年来党的领导和教育，在革命斗争中涌现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这些人的要求，同一般青年人是不同的。现在的问题是：青年工作机构没有一定任务；青年工作干部弄不清青年工作该干什么，因而普遍不安心。所以说，要么，干脆明令取消现有的青年组织，以便使这些工作人员去做党的其他工作；要么，就从根本上采取措施，加强青年工作。

在我们长长的陈述过程中，任弼时同志始终默默地倾听，认真地思索，终于形成了意见。他缓缓地平静地说道：“你们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搞青年团？过去，在‘七大’的时候，冯文彬、李昌他们曾提议要重新建立青年团。那时，中央不同意，我也不同意。现在，你们可以再研究一下，是否可以建立青年团。好不好？就这样吧！你们好好去研究研究吧。”

他的话，对我们来说真可以比作一声春雷。我们所有的青委工作人员和山东来的同志，为青年工作的现状焦虑不安，却谁也不曾想到过建团的事。原先，大家对青年工作只感到面前仿佛有重重浓雾，想求得一个新的出路，而苦于找不到。任弼时同志的话，象拨亮了我们心中的一盏灯，一下子，眼前豁然开朗。真个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第一次枣园会议

在杨家岭半山腰一间旧式土窑洞里，中央青委的会议热烈地进行着。任弼时同志的意见激发与引导着人们的探索，大家围绕着是否建立青年团和建立一个怎样的青年团，展开热烈的讨论，最后取得了一致的见解。会后以中央青委的名义，写成《中央青委关于成立青年团的建议》。

在讨论过程中，我们曾数次得到弼时同志的首肯和鼓励。这份建议书，他看后感到高兴和满意。

1946年8月盛夏的一天，弼时同志告知我们：你们关于成立青年团的书面建议，已经看过了，我要见见山东来的同志们。同时，中央书记处要开个会，座谈一下关于重建青年团的问题。

枣园在杨家岭西北方向，这是一个古山村，是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在弼时同志的窑洞里，他亲切地接见了杜前、马仪、李云洁、李诚和中央青委的同志们，招呼人们在他身边坐下，随意攀谈起来，细细询问了山东和其他解放区的青年工作情况。

接着，朱德同志和政治局委员康生、中央委员饶漱石和书记处秘书胡乔木都来到这里，大家坐定之后，任弼时主持开会。

他说：全国解放区有两种情况：现在还有青救会组织、还有青救会员的解放区是山东解放区、华中解放区和晋察冀边区。已经没有青救会组织、也没有青救会员的地区是晋冀鲁豫边区和陕甘宁边区。今天要商量一下，在青年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是否要组织起来，建立一个青年积极分子组织的问题。

说罢，他要青委会工作人员做了系统地详细地口头报告。

讨论开始，朱德总司令率先发言。他讲道：我看可以组织青年团，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要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要研究如何使这一代青年受到教育。青年团的经常工作内容，主要是教育，除了学校以外，就是实际行动教育。教育要根据青年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教育方法要到群众中去找，时时刻刻都可以进行教育，兄教弟，弟教兄，在一切日常生活中进行不拘形式的教育。朱总司令指出：青年团的工作方法不能千篇一律，不能到处一个模样。青年工作的组织形式也不能强求一致，有城市的，有乡村的。青年团要做的工作多的很，目前正在进行的反贪污腐化，青年团就可以去监督，防止搞贪污腐化。最后，总司令提醒我们：成立青年团，团员不要贪多，要办好。青年们加入团的受到教育，没有加入的，也要受教育。要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青年的作用就带有先锋的作用，但加上“主义”就不好，就讨人嫌。

朱德同志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巨星，他也是党的七大时的五大书记之一。他的思想和弼时同志有着高度的默契。他的谈话，对青年团的建立有着重大的影响。他是第一个在中央会议上正式发言要建立青年团的老革命家。

会场上的气氛始终是活跃的、热烈的。任弼时在此次会议前已组织和领导青委对重建青年团这一赋有历史意义的课题进行了近两个月之久的探索。因此，在这次讨论中，他始终静听着其他同志的发言。最后，他满面兴奋与喜悦发出最有权威的、最初的、最响亮的建团信号，他说：“大家一致意见，同意组织青年积极分子，建立青年团。这样，对青年积极性的发扬，是有帮助的。”他着重分析解放区青年基本状况，说明组织起来的必要。他说：“目前全国解放区共有二千万青年，其中四百万左右积极分子，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中间状态的约占百分之六十”。“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四百万左右青年积极分子，能吸收入党的是少数，仅四五十万，今后再发展一批，也不过百八十万人。另外，还有三百多万青年积极分子”。“看来还是组织起来好！组织起来既便于教育提高他们，发挥积极性，又可以通过他们去提高广大一般青年的积极性。我们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还要在战后的各项建设中教育他们，提高他们，通过他们去带动广大青年。”

接着他回顾了青年工作历史经验与教训，指出：历史上共青团所以会“犯先锋主义第二党的错误，主要是因为未去研究青年的特点，未去研究适合青年的一套方法。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今后，这还是一个基本问题”。“青年团的工作对象是青年，如果不研究青年的特点，不采用适合青年的工作方法，就不会有发展，就没有前途”。他提醒大家：“如果不认真改进，还可能重犯以前的错误”。任弼时特别强调：“做好青年工作的关键在于教育。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这些话都有千钧力量，对过去，对今日，对未来的青年工作者永远是座右铭。

接着弼时同志话题一转，展开手中青委呈送的建团的建议草案，逐条回答我们提出的关于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名称、性质及一般青年群众组织等问题，说：“按实质，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目前，就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因此，名称可以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如果再扩大一点，防止其成为狭隘组织，也可以叫民主青年团”。“团的性质，是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在团内要进行些共产主义教育。”另外，“在团组织之外还需要有各种各样广泛的青年组织”。“青年团要在各种广泛的青年组织中起先锋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对于建立青年团问题，不但作了历史回顾，理论阐述，并且提出建立组织的具体步骤，指示我们“建团的试点工作，现在就开始去做。”

第二次枣园会议

9月，天朗气清，金风爽人。任弼时来到杨家岭。他说过的，要把青年团的事，向住在杨家岭的毛主席报告、商谈。两天后，任弼时通知我们：“明天，你们到枣园来，中央书记处再开一次讨论青年问题的会议。”

1946年9月13日，晨光熹微，我们——杜前、王治国、马仪、李云洁、黄若暾、何启君一行，来到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的小会议室里。只见陆续到来的革命家们正互相亲热而礼貌地寒喧着。这里有会议的主持者任弼时和朱德。还有留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们：林伯渠、徐特立、蔡畅、陆定一、习仲勋、马明方、康生、饶漱石、陈伯达及中央各部门高级负责人胡乔木、黄敬、刘宁一、李颉伯等人。

这次会议是就关于成立青年团，中央给各解放区的电稿进行讨论。任弼时首先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毛主席说搞青年团是好的，可以征求一下各解放区的意见。接着任弼时把前次中央讨论的主旨作了扼要阐发，再次说明建立青年团组织的必要。他不但注重在解放区建团，同时考虑到国统区，指出“要同国民党作争取广大青年的斗争，青年工作就特别重要。”因此，“现在要建立的青年团，应当比过去的青年团更广泛些，要包括民主青年，只要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的都可以参加，入团后，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任弼时同志的这一讲话正是重建青年团的最初基调。同时，他还指出：党对青年团要加强领导。我们着手建立青年团，开始先从下面，从党的群众工作、青年工作基础好些的地区作起。

在中央青委的同志详尽地报告了关于建立青年团的建议以及青年团的初步蓝图后，老革命家们开始抒发自己的见解。

69岁高龄的徐特立同志从座椅上站了起来，这位老一代教育家，对青年问题有着独道的见解。他分析青年的特殊性，指出青年的学习问题、工作问题、职业问题，还有婚姻问题以及童工问题，都是青年在社会中的特殊问题。既然有其特殊性，青年团这个特殊组织一定是需要的。他强调，党要领导青年，不去领导是不对的。青年没有组织就没有工作。青年团这个组织，最好是由青年到成人的人去搞。这样可以更能体贴青年的要求。青年容易狭隘，也需要成年人去领导，把他们的特殊要求加以解决，领导他们到社会里来，到党里来。青年，不一定都进了学校才算是受教育。党和青年团领导他们，就是教育他们。

徐老坐下，林伯渠同志接着发言。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林老主张青年团要在青年中起核心作用，所以数量不宜太多，太多了，就没有这个作用了。同时，他指出，青年团，对于什么样的青年，就做什么样的工作，这很重要。这样就不怕没有组织，没有工作了。不要主观主义地想得太多。太多了，你那活动，人家就不来参加了。他们要求什么，就做什么。他还说，军队里并不妨碍搞青年团，军队里也有一批青年，搞起团来，也有味道。从青年起，就加以教育、训练，是起很大作用的。“科班出身”就是不同。从小抓起，效果就不一样。他对军内团的工作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你们将来搞青年团，可不要超过党，不要越过军队的纪律。你们如要工作搞得好，党和军队会象孩子一样加以爱护！如果搞得不好，搞出些不成材的孩子，那就不好了。为此，他强调要做好团的工作，要真正培养后代，就要好好总结一下过去共青团的一套。

朱总司令的发言更强调团要服从党的领导，他坚定地说：在解放区，在我们党有了政权的地方，政权最重要。但是，也要有群众团体的帮助。青年团，要完全在党的领导下去进行工作。这一点很重要！应该在青年团的领导机构组织“党团”（即党委、党组——笔者注），以保证执行党的指示。即使是党做错了事，你（青年团）也不要推翻党。

这次会上，中央委员兼中央妇委书记蔡畅大姐，参加此次会议的唯一女革命家也讲了自己的许多想法。中央委员马明方同志以及陆定一、胡乔木、黄敬、习仲勋等同志都作了率直的发言。

任弼时听着大家踊跃的发言，时而点头，微微一笑，时而皱着眉头，独自沉思。待到全场语声停顿下来时，他作了总结发言。他说：今天大家的意见，都谈到应当建立一个青年积极分子组织——青年团。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去建立青年团，这是需要好好研究的。“过去的经验，大部分是在城市里搞青年工作。今天迫切需解决的问题，是在农村如何建立青年团。”“在农村建立青年团组织，一定要根据农村的需要！因此，先作典型试验是很必要的，以便取得经验。”

接着，任弼时以更为洪亮的声音激动地说：“现在总的情况是：青年先进分子的积极性高涨了，而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反而减弱了。今后建立起青年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青年在解放战争、生产运动和土改斗争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文教工作的支持也会更好些”！“现在是到了决定建立青年团的时候了。”

这就是结论！这就是47年前任弼时同志代表党中央在枣园会议上作出的建团决定！从这一历史性会议的会议厅里，我们真真切切地听到青年运动历史的车轮滚动声！

这次会议，为中国青年运动史，为青年团的历史翻开了新的、辉煌的一页。枣园两次会议及任弼时的连续发言，闪现着他的智慧。那些谆谆教诲，今日重读依然新颖。这对于理解和研究任弼时建团思想，对于做好党的工作，改进团的工作，富有现实意义。

大厦砌成英魂归去

中央青委依照弼时的指示，在延安、绥德进行了青年团试建，把党中央和任弼时的建团思想付诸实践。两个月后便获得极好的效果。弼时同志每隔几天便听取一次汇报。他对于延安冯庄、丰足火柴厂、行知中学的试点实况，高度关注，时时点拨。经过苦苦探索，终于试点成功，新的生命——青年团支部，正式诞生了。任弼时为此泛起满意和喜悦的笑容。

他要求西北局正式讨论一次建团问题。11月，冬雪乍飞之际，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从重庆、南京、上海、北平，绕道张家口返回延安。这是弼时同志亲自电召的。西北局按照弼时指示，听取试点汇报，进行了讨论，作出决定：在陕甘宁边区扩大建团。

同时，弼时同志亲自代中央草写了一个电稿，要求各个解放区，都试点建团。此后，在晋缓边区，在山东解放区，在晋察冀边区，直到太行山地带，先后都派出人员，选点试建。青年团的火种燃烧了。

1948年，任弼时伴随着毛泽东、周恩来在坚持了近两年的陕北大战之后，东渡黄河到了河北省平山。党中央在这里立起指挥部。弼时亲自指示中央青委（冯文彬、黄华等）准备举行第一次青年团代表大会。他仔细地审阅了青委草拟的《中央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章程》后，送交毛泽东、刘少奇逐字批改、审定。

1949年3月，北平解放，全国迎来了胜利的新春。任弼时指令青委机关进驻刚刚解放了的北平古城。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经过筹备，正式开幕了！任弼时建团的思想，从设计、经过试点、扩建，终于把一座青春大厦营造成功！

弼时同志由于辛劳过甚，病势已经越来越重。他依然以自己的过人毅力，写成讲话稿在第一次团代会上作总报告。病魔袭击着他，他无法亲自讲完，才由荣高棠代他读完他心血凝聚成的感人教诲。

1950年10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整个共产党及其新生的助手青年团，怀着无比哀伤向着一代伟人任弼时的遗像宣誓：为中国社会主义壮丽事业的胜利开拓奋进！

任弼时建团思想，永远活在青年心中！

摘自《回忆与怀念》 何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