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我党在西安市七贤庄设“红军联络处”。这是十年内战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的第一个半公开办事机构，当时由叶剑英同志主持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伟大的全民抗战开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9月，“红军联络处”改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首任处长是伍云甫同志。我党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均曾作为中央代表驻办事处。
办事处工作根据党的独立自主的政策，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积极组织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输送进步青年参加革命，为前方采购运送必需物资，掩护和转送党的干部，为迎送，护卫我党的领导同志、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如知名的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大夫及作家史沫特莱等），起着“枢纽”作用。所以，它实际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党在西北对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以进行抗日救国斗争的一个“战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一意孤行，发动反人民的内战，1946年9月办事处被迫撤退。
1940年1月，我奉派到办事处工作。1943年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重庆办事处工作直接归毛泽东管理，西安办事外工作直接归任弼时管理。23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来电，通知我们由任弼时直接管理西安办事处工作。在为时不短的艰辛而又壮丽的斗争岁月里，在任弼时同志直接领导下，西安办事处进行了坚韧持久的工作和尖锐复杂的斗争。他领导我们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与宣传工作；指挥我们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指示我们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他们做国民党军政官员的工作，要办事处迎送新疆冤狱我一百多位被释同志回延安；重视我们向中央汇报的社情反映；指示我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搞好纪律、保密、气节教育，关心我们的工作、学习与生活。由于有党中央的关怀和弼时同志的直接领导，使我们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不迷方向，百折不挠地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一
弼时同志多次亲自指挥我们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斗争，给我们增添极大的信心和勇气。
1943年，国民党阴谋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针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一党独裁，一个军队，一个政府，统一军令、政令”的反动宣传，我党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予以彻底批判。7月22日我收到弼时同志来电：“新华社昨日起播发《评中国之命运》，望收到此文后，即组织办事处人员进行学习讨论，并油印寄送西安各界人士。”我随即组织办事处同志们认真学习；同时分发给我们所联系的爱国民主人士；还分别寄发给当地国民党党政军警机关。
几年以来，办事处与国民党顽固派连续的斗争，尤其是这次的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批判宣传，深深刺痛国民党顽固派。他们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要下毒手搞破坏了。12月初，我办事处两批、四名工作人员外出，被他们突袭抓走。我向胡宗南长官部、西安警备司令部提出抗议，要他们放人；同时急电中央请示，弼时同志与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由叶剑英同志向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提出抗议，交涉释放我被扣人员，同时以朱总司令名义电胡宗南，交涉释放四位同志。弼时同志来电，示知中央上述举措，指示继续交涉。我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据理力争。胡宗南长官部和西安警备司令部虚与委蛇，死不承认抓了人，人被关押在何处我都给他们指出来，他们却强辞夺理地说：那是“臆测”的。
党中央和弼时同志紧密关注我们的斗争，12月6日弼时同志进一步电示：“国民党仍在加紧进行军事进攻边区的准备。但是否能实行全面进攻，尚待国际国内情况变化而定。目前国民党加紧困扰西安办事处，你们可暂不活动，督促办事处工作人员学习整风文件，文化水平低者学习文化，要注意气节教育，准备口供，以便应付万一”。连续接到弼时同志来电，使我深感中央领导同志洞察时势，了解敌情，关心同志，对办事处及时给予明确指示，增加了我们坚持斗争的信心与力量。我遵照来电，组织办事处同志准备一切应急措施，加强气节教育，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并继续前往交涉放人。通过内线关系，我们及时掌握四人在狱中表现不错，没有泄露办事处的秘密，当即设法通知他们：党正在多方设法营救，使他们感受党的关怀，增强他们坚持斗争的信心与勇气。在旧政协会议期间，我方提交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名单中也开列了这四个人的名字。几经周折，1947年春，他们分别回到了解放区。
斗争急剧发展，果然不出弼时同志来电所料，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困扰我西安办事处。1944年初，他们对我们的电台采取行动，要切断办事处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系。国民党军政部西安办事处通知我办事处称：奉蒋介石、何应饮手令，以后各集团军不得在重庆或其他城市自设电台，并特别指明我处的电台亦不例外，限于元月15日前撤消，否则即以泄露军机，照敌探台治罪。国民党顽固派这项命令，其实矛头单指我八路军在重庆、西安等城市办事处的电台，而且限令，如我办事和要发报，可到胡宗南长官部发，其反动用心昭然若揭。
我将上述“命令”电报中央，请中央立即指示我处与延安通讯联络方式。
1月15日收到弼时的电报复示：（一）你们立即准备秘密收报机，以与延安保持联络。已定从19日逢单日13时到15时，双日零时30分至2时30分向你们发播。（二）此间拟用朱总司令名义向国方提出抗议，但你们务须准备国民党派人前来搜查，强行没收我电台。
收到复电指示，我连夜对办事处进行紧急布署，准备对付即将面临的突然侵扰。中央断事如神，果然，16日上午，国民党顽固派竟然趁我离开办事处去其警备司令部开会之际，突然派来宪兵特务40余人包围我办事处，强行进入搜查，要强抢我们的电台。适值我赶回办事处，经过和他们激烈的斗争，他们退出办事处，没让抢走电台。
处在蒋胡军警宪特包围监视之下的我西安办事处，仅靠电台与党中央保持经常秘密联系，下情上达，并接受指示进行工作，开展斗争，是这时唯一的手段。现在，办事处发报有困难，我进一步与我党的情报机构联系商妥，利用他们的电台与党中央秘密保持联系；同时，我还在办事处内设置了备用电台；此外，有些电报，也有意前往胡宗南长官部去发。由于认真执行保密制度，严密地进行工作，直到1946年西安办事处撤退，在电台及与党中央电讯联络上，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完成了党的任务。
二
西安办事处成立近十年间，在中央直接关怀指示下，我们与西北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建立和加强了联系，通过他们做国民党地方上层军政官员的工作，购运医药、物资，了解社会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供中央决策参考。代表人物有杜斌丞、杨明轩、杨亦周、蒋自明、薛道五以及吕向宸、张锋伯等。我常在夜幕掩护下去看望他们。向他们传达党中央的政策、指示，给他们带去宣传品，听取他们对我党方针政策、重大措施的意见和建议。如1945年10月，杜斌丞和一些进步青年反映：认为我党在重庆谈判中对国民党让步过大，让出长江以南地区及军队缩小过甚等，会引起不良后果。我将这些意见电告中央，并建议中央统一的将我们的方针向各方面说明；特别注意听取他们收集到的有关敌、友方面的动态、信息。1945年12月23日，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反映，他听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石敬亭说：政治协商会议不会有好结果，准备王耀武率三至四个美械军去山东，明年将有大战。我立即将此重要情报电告中央。果然，12月22日，美国的所谓“调停人”马歇尔来华的第二天，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始运送国民党军队杜聿明部到东北，经过半年部署，1946年六七月间，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华东解放区等地，爆发了全面内战。
经过长期、细致的工作，我和他们建立了友谊，不断地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增强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加深他们对国民党本质的认识和对我党方针、政策的了解，从而得以认真贯彻落实了弼时同志在中央一个会议上提出的“扩大西北的进步力量，使力量对比进一步起变化”的方针任务。
杜斌丞等人为抗日救国、为陕甘宁边区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如1944年10月，杜与第一战区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高桂滋商妥，在高的防区内秘密恢复与边区的商旅。一方面可用以解决西北民主同盟支部的经费，另方面可以解决边区的部分需要。我电报中央，在中央指示安排下，得以逐步实施。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国内抗日战争形势也急转直下。当此国际国内局势急剧变化时刻，5月10日，弼时同志来电：党的七大已经召开，毛主席的报告已在5月2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望设法找到，并给杜斌丞一看，使他知道我党对时局的分析及政策全貌。另告：德国投降后击败日本会加快，但整个形势，尤其是中国的民主运动仍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斗争，请杜老谨慎地运用各种可能，联络西北军人，动员知识分子下乡，为民主培养广大基础，以利长期斗争。来电还指示我设法打听被拘押在新疆的我党百余位同志的近况。我向杜斌丞转达来电后，他甚为兴奋鼓舞，感到大好时机来临，可以为国为民大有作为。随即奔走联络，工作很有进展，也进一步引起国民党对他的严密监视。
6月16日又接弼时同志来电指示：望告诉杜斌丞，国民党企图利用美援进行内战，但在日寇败退前，仍不能放手做，故目前正在伪装民主，加强独裁统治，为内战做准备。我们除扩大抗日武装，扩大解放区，筹备解放区代表会议外，极望大后方民主人士，多注意民主运动、农村工作，特别是军队的联络，以便在情况变化时与我们一道来制止内战。此电给我们指明前景和努力方向及工作重点，我即向杜等传达，并促请他们着重加强了“对军队的联络”。
这年的11月9日，收到弼时同志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来的电报，告诉我们：国民党在美国扶蒋压共反苏政策下，可能使冲突扩大为全国内战。至于美国，大概不会直接参战，而以武器交国民党及在技术和经济上帮助国民党来进行内战；苏联仍抱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态度，红军将按期由东北撤退。指示我们，高树勋起义在反内战上有重大意义，可请杜老利用此事在西北军人中扩大宣传，如有更多地方系军队在内战问题上表示中立，进而能起来反内战，则在停止内战，争取和平事业上将有积极作用。
接此电示，我即向杜斌丞、郭则忱、杨明轩、李子健、韩兆鹗以及吕向宸、张锋伯等进行传达，希望他们行动起来，做国民党军官的工作。如陕西省豪绅、陕西省参议会议长王宗山，其侄是胡宗南部师长，当年入黄埔军校是由吕向宸送去的，现在由吕通过王宗山做该师长工作，答应尽可能保持中立。又如冯玉祥旧部王复初，表示他与郝鹏举熟悉，很想做些工作。我发电请示中央，中央复电：同意派王复初去山东争取国民党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郝鹏举起义。我即安排王成行。1946年1月，我军发起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取得很大胜利，共歼国民党军2.8万人，郝部万余人起义。
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弼时同志对于爱国民主人士甚为关怀爱护，一方面及时给他们以时局前途的分析引导，鼓励他们为抗日爱国、争取和平民主多做工作；同时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乃至政治前途、人身安全等，均给以尽可能的关怀帮助。并且对他们反映、提出的某些意见和建议，给予重视。如1946年3月关于我方推选“国大代表”问题，杜斌丞提出希望能注意到国统区域中有威望，而能为我提议之无党派人士；陕西回族领袖马德涵（此人政治上是进步的）希望我们推选他为回族代表。当我将他们的意见、建议报告中央后，弼时同志于1946年3月2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同志转发了我的电报。又如1944年9月11日，弼时同志来电：我们过去已免除杜斌丞家的公粮负担，以后还可酌情予以接济。1946年6月14日，弼时同志电报示我：因西安环境险恶，可请杨明轩与吴伯畅妥商秘密进边区办法，西北局即告陕西省委与吴联系。杜如还能在西安立足，可不必来，但杜欲来，则与杨同来。其后不久，杨明轩得以秘密前往延安；而杜斌丞，则是当时党中央派曹菊如去高桂滋防地接他赴延安，他顾虑怕连累高桂滋，未能成行，返回西安，不幸于1947年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还有一件使我记忆深刻的人与事：1946年5月上旬，西安民报馆主编、西安民盟青年部长李敷仁，遭国民党特务暗杀负伤，我于5月11日电报中央：“据杜老称李敷仁未死，大有挽救希望，右耳后尚有一颗子弹未取出来，现在泾阳某村隐藏，国民党派大批特务赴咸阳泾阳一带寻找，务求寻获就地处决。”当日即接到弼时同志复电：“已告陕委派专人秘密转移至有我武装保护之安全地区，俟伤愈后接进边区”。后在党中央的周密安排下，李敷仁得到转移救治，进入边区。
三
1946年6月15日，接弼时同志电示：“新疆我被捕人员共131人，于本月6日释放，由国民党驻兰州的西北行营备卡车八辆护送来延，路经西安时请注意照顾。”见电思人，我奉组织指示曾多方打听这批同志的消息，现在听说这些同志获释在望，我们立即着手迎送的准备工作。
抗日战争前期，我党与新疆地方实力派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有一段比较曲折复杂的历史，对于这段历史，1986年12月陈云同志说过：“一、我们党和盛世才的联系是通过苏联建立的。……。二、盛世才是个军阀，而且有很大野心。他与苏联及我党建立联系，在他是想借助苏联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在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那段边界线的平安；在我们是想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并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物资与人员往来的通道。三、在新疆作统战工作的同志，应当说是执行了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成绩是主要的”。
1938年起，我党应盛世才邀请，先后派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一大批干部赴新疆帮助盛世才开展文教、宣传、整理财政、培训军人等工作，颇有建树。但盛终究是个军阀，其本质反动险毒，唯利是图。苏德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也处于最困难时期。盛世才现出狰狞面目，背信弃义，先后杀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并将中共人员百数十人投入监狱。
此后数年，我党一直通过多方途径，设法营救这些身陷冤狱的同志。单对西安办事处就先后多次指示设法打听、研究如何营救。如1945年5月、11月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就两次电报指示我打听新疆被扣押同志们的情况。遵照指示，我曾通过统战关系，多方探听，只因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系独立王国，即使是陕甘上层人物也多不知此情。
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严正提出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直至日本投降前后，新疆政治局势发生变化，蒋介石感到其在新疆统治产生危机，乃派张治中赴新疆。张行前，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亲到重庆张先生家中访晤，郑重嘱托张按《双十协定》将在新疆我被押人员释放出狱并送回延安。
张治中先生到新疆后，和屈武先生为释放我党同志作了努力，并三次致电蒋介石，力主释放。蒋迫于国内外舆论，复电勉强同意。张治中还特别指定由新疆省府交通处一位少校处长全程护送。
6月，当我方同志行近西安，该少将处长接胡宗南电报：“勿送西安而送咸阳。”实是又要扣留我们这批同志。那位少将处长一面电报张治中，一面与我方被释同志高登榜等商量怎样化险为夷，最后以“有人重病（是事实）必须尽快赶到西安抢救”为由，全体人员连夜奔赴西安。
我因事先已接到中央指示，着意就食、住、医疗等事先作了准备、安排。他们到西安后，先到一家小旅馆里，我们亲自把他们接来办事处，亲人相聚，悲喜交集。大家惊心甫定，却又生波折――胡宗南见我们这批同志未被送往咸阳，却到了西安，而且进入我办事处，大为震怒，又生歹计。6月30日，那位少将处长被胡找去说“这批人不能走，政治部有意见，要审查”。我即往胡宗南长官部交涉，据理力争，并急电中央：“连日去长官部交涉，据云‘因日前奉令将送往终点变更，如照原议直送延安，必须请张治中批准，现已请示，俟张电准送延安即起程’，据此，想请电周副主席再向张交涉。”
7月3日，中央复电，“已以朱总司令名义电胡宗南，并由周恩来从南京方面交涉，要求张治中直接将我方人员送回延安。望西安办事处努力催促，令其速送。”
7月4日，中央再电示：“即向胡宗南及刘亚哲（按：即全程护送的那位少将处长）交涉，即日送我方人员起程，如能送延为最好，否则送到鄜县或交道镇均可，如其坚持送到洛川，我亦可派车去接，再不可延误时间。”
遵照指示，再往交涉，力促成行。迫于多方压力，胡宗南不得不放人。7月5日晨，百余饱经忧患的同志们从西安直向延安出发，11日全部安抵延安，受到党中央的热烈欢迎。
四
遵照中央和任弼时同志的指示精神，办事处始终注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注意抓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和毛主席著作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经常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保密教育。“提高警惕，坚持斗争，注意保密，坚持革命的气节”，几乎是天天讲，月月讲，这是我们所处的历史年代、地理环境和任务要求所决定的。当时的纪律规定是：办事处人员不能随意外出，有事外出必须2人同行，有时要求3人同行。我常利用夜间去访晤我所联系的社会关系。我们经常分析环境，分析常年累月包围监视我们的那些人和事。在那难忘的岁月里，我们无时或懈、坚韧不拔地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进行着反困扰的斗争：服装店不敢给我们做衣服，我们就自己缝制；粮店不敢卖给我们，我们就冒着危险找关系、搞粮面；住在办事处对门的特务昼夜监视我们行动，我们就利用风雨之夜敌人疏忽而外出活动。特别是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办事处与延安、重庆之间往来有限的自由被剥夺，我们每次公务行动都要付出艰辛努力。
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指示我们要锤炼坚定的阶级立场，注意革命气节教育。延安整风运动中，弼时同志说过：不管是在秘密环境中工作也好，在根据地建设的环境中也好，在火线上也好，在敌人的法庭与牢狱中也好，都抱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坚决勇敢牺牲个人利益，必要时甚至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了个人的生命。这就是无产阶级党性所应有的表现。这些朴实的道理，给我们以启迪和激励，使我们在工作与斗争的实践中，增强了自身使命的“神圣尊严”感。而对敌人变本加厉的困扰，遵照弼时同志指示，同志们根据自己的身份都把“口供”准备好。如：我是炊事员，只知做饭做菜，其他事我不知道，我们的规矩是不该自己知道的事不问。同志们一致内心誓言：在任何情况下也要坚决保守党的秘密。
岁月如流，五十年过去了，时常不由自己想起这一段战斗的经历，正是由于有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与关怀，有任弼时同志的直接领导、及时指挥，由于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当时我和办事处的同志们，虽艰苦而以苦为荣，虽艰险而无所畏惧，虽事繁而工作有序，我们团结奋战，一心一意，完成党的任务。今日思之，益增无限感奋与怀念。值此任弼时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谨作忆述，以表殷殷怀念之情。
摘自《回忆与怀念》 周子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