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同志是我们党内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可惜建国伊始，年仅46岁即已病逝。由于逝世过早，如今的许多人不很了解他。今年是他百年诞辰，大家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是很必要的。

弼时同志是我党的早期党员，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组织家，党和人民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他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我想特别提出的是，他在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过程中，是立了功的。中国革命曾长期在黑暗中摸索，这主要是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又深受教条主义之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直到遵义会议前后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全党逐步认识并接受毛泽东同志为自己的领袖，中国革命才走上胜利的道路。这个过程是曲折的，痛苦的。在这个过程中，党的高层包括弼时同志在内的一部分觉悟较早的同志，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家知道，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同志曾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打击，被迫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当时，弼时同志刚到苏区，许多情况不了解，甚至有些误解。不过弼时同志有一个长处，注重实事求是。这使他很快从实践中认识了这种错误。在后来的工作中，他一直强调学习毛泽东、朱德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在长征途中他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抗战初期同王明右倾错误的斗争，都说明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坚决维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团结和统一。记得在延安整风中，他在中央高级学习组回忆这个时期的经验教训时，恳切地剖析了自己的认识过程。

我想就弼时同志在克服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多说几句。

王明曾是对中国革命危害最为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这实际上是要党放弃独立性，一切听命于蒋介石。以我与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体会，深知这样做只能重蹈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覆辙。

1937年11月，王明受共产国际委派，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自1931年离开上海到共产国际，脱离国内工作整整六年，回来不首先了解情况，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洛川会议以来中央政治局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指责党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毛泽东等同志不同意王明的观点，双方出现严重分歧。由于王明自称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不少同志一时难以明辨是非，产生了某些思想混乱。不久，王明又到武汉长江局，推行他错误的一套，公开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唱反调。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同志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我党的情况。弼时同志1938年4月抵达莫斯科后，先后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两次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阐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军事战略方针及相关政策，包括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正确主张。弼时同志的正确说明，对共产国际影响很大。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讨论，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对日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7月，王稼祥同志回国，由弼时同志接替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行前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和弼时同志谈话，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在我们党还受共产国际领导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的支持，为全党否定和纠正王明右倾错误，承认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提供了重要条件。

1940年3月，弼时同志从莫斯科回到延安，随即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不久，又担任党中央秘书长，负责书记处常务工作。他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又委托他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3日，弼时同志作为大会秘书长，代表主席团宣布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我至今还记得，他在开幕词中特别指出：“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了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这次大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弼时同志是以全票当选的中央委员之一。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弼时同志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一起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弼时同志还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代具有很高威望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弼时同志是它的主要成员之一。

我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也多次和弼时同志接触，每次都受益匪浅。使我终生难忘的，是自己在党内的两次重大工作变动时，都是弼时同志代表中央和我谈的话。弼时同志思想敏锐，谈话一针见血，又语重心长。其景其情，至今仍记忆犹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央决定调我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工作，任中央局副书记和军区副政委。那时，我正在延安，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临行前，弼时同志和我谈话，说：中央决定调动你的工作，毛主席要我来跟你谈谈。毛主席和中央对你的要求是，协助刘、邓做好工作，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多做团结工作，搞好地方与军队的团结，搞好军队原一、四方面军干部之间的团结。他还强调说，日本侵略者已被打垮，宣布投降，但我们不能有和平麻痹思想，要准备蒋介石国民党进攻，来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只要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就能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弼时同志的这个谈话，一下子使我的工作方向十分明确。日本投降，时局正处在转折关头，需要我们清醒地应对。晋冀鲁豫军区的底子是一二九师，是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加上原红一方面军及其他部队的部分人员组成的，来自不同的“山头”。在延安整风和七大时，毛主席曾反复提出：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主义。我当即向弼时同志表示了坚决完成任务的态度。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这一指示贯彻得不错，保证了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另一次是建国前夕。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后第三天，我率华北局机关进入北平。3月25日，毛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人员，由西柏坡迁到北平。4月初的一天，中央书记处开会，弼时同志通知我列席会议。他说：“中央决定，让你以后列席书记处会议。”那时，毛主席、党中央刚到北平，还住在香山。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则在北平城内。我想，华北局在“天子脚下”，研究有关工作时，叫我参加一下，是很自然的事，便说：“可以。我随叫随到。”弼时同志看出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又强调说：“是列席书记处会议，是要你参与书记处的工作的。”他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七大后的中央没有设立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中央最高决策机构，责任重大。我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沉思半晌，觉得实在难以担此重任，便说：“这个决定，我觉得不合适。我不够格。”弼时同志解释说：“中央考虑过了，你够格。”我回答说：“恐怕中央对我估计高了，其实不副。”那时，弼时同志的病情已很严重，看得出来，他是强支撑着工作，我不便多谈下去。想不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此后，直到1953年夏季财经会议的4年多时间，我一直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了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的讨论与制定。对会议的内容，我曾作了大量的记录。1965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来信，要我提供50年代初毛主席最初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有关材料。我根据自己的笔记本，致信田家英，择要叙述了这一过程。可惜，“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笔记本在造反派抄家时全部被抄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实为一大憾事。

弼时同志是个党性很强的人。他生性率直，又为人谦和，善于联系群众。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每每想起他不幸早逝，我总难以自已。今天，就以这简短的文字，寄托我对这位我党可敬可亲的英才和领导人物的深情缅怀吧！

（薄一波  二○○四年四月五日）

《人民日报》2004年0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