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研究和从事经济建设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领导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战争环境中进行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独到见解，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认真研究任弼时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把陕甘宁边区党的工作中心适时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任弼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特别是与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适时地创造性地提出了把边区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独创性思想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突出贡献。1941年2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干部联席会议上指出，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1943年1月，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又明确指出，必须用远大的目光看待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是全部工作的中心问题。1944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他进一步强调，建设边区最基本、最中心而且是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全党领导所有人民和部队进行经济建设各方面的工作。由于中国革命长期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党在夺取政权的同时就要进行建设。在部分地区建立人民政权之后，就应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只有这样，才能为革命战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任弼时充分论证了边区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的可能性。首先，陕甘宁边区相对的和平环境，提供了进行经济建设的前提条件。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者在黄河东岸与边区隔河对峙；国民党顽军数十万包围和封锁边区而且时常发生摩擦。另一方面八路军留守部队和边区人民严密地保护着黄河，使敌人无法越过黄河侵入边区；国民党顽固派虽然相继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但由于我党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正确原则，执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方针，国共合作的抗日局面始终未完全破裂，相对和平的环境仍然保持。在这样的和平环境当中，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建设，就是利用我们的可能的力量来建设这个区域。其次，陕甘宁边区具备了进行经济建设较为完备的政治条件。虽然还未夺取全国政权，革命只在部分地区获得胜利，但边区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并且其大部分地区已经进行了土地革命，消灭了封建剥削；另一少部分地区也实行了比较彻底的减租减息，削弱了封建剥削，有了进行经济建设的政治条件。任弼时认为，掌握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开保持这一政权，使之不受敌人侵略之外，就是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重要的是经济生活。再次，陕甘宁边区具备了进行经济建设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陕甘宁边区虽然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出人物资也不平衡，但边区有勤劳的人民、广漠的土地、丰富的矿藏、茂密的森林，具备了建设自给经济的一定物质基础。总之，陕甘宁边区相对和平的环境、较为完备的政治条件和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使边区党的工作中心转移成为可能。
任弼时系统论证了边区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的必要性。首先，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这一特殊的地位，使它担负着繁重的财政经济任务。“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拒发边区军饷，扣留国际援助和华侨捐资并进行经济封锁，使得边区负担沉重。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所在地、各解放区的总后方，脱产人员格外多。一百五十万人口的边区，要供应十万机关部队人员的生活和近万头机关部队大牲畜的饲料。边区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发展生产，就有断送革命的危险。另外，边区经济建设是巩固边区政权的物质基础。任弼时认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为着促进经济发展的，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只有认真研究和解决人民群众生活的具体问题，人民群众才会拥护它。所以，只有提高边区的生产，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才能巩固边区政权的基础。其次，抗日战争旷日持久，敌强我弱长期存在。只有发展生产才能支援长期的革命战争。“皖南事变”后，敌后战场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是饿死、解散还是自己动手呢？要求我们党作出迅速的抉择。任弼时以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实事求是地提出要把边区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展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渡过难关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再次，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是辩证的统一。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更好地更有力地进行民主政治建设，也只有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才能使民主政治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民主政治才有进步。任弼时指出，边区民主政治的中心问题，不是选举第一，而是如何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政府才能富裕，才能更有力量进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只有在进行和领导这些建设事业中，才能考察政府是否真正与人民打成一片，才能有力地反对官僚主义，识别出暗藏的破坏分子，使政权的民主得到发扬。所以，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空谈民主政治，只能脱离人民群众，使民主政治失去实际意义。最后，能够为以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积累经验。任弼时指出，陕甘宁边区完全可以开辟一条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之路，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规律，这不仅可以给予进入和平环境也要以经济建设任务为中心的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以榜样，使他们少走弯路，而且这些办法和经验也可以供大后方经济建设事业以参考。总之，边区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决非权宜之计，而是历史的必然。
二、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
任弼时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着中国的解放和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都能过着真正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1]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谆谆告诫全党：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要失败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是一定要失败的，[2]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任弼时强调指出：为什么要破坏旧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呢，而且是用战争——不惜巨大的牺牲和流血，如像过去的内战和抗日战争一样，去破坏旧的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呢？其原因就是因为旧制度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是妨碍生产力的，也就是妨碍人民经济的发展。人民在这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下面；自然产生了革命的要求，一旦这种要求达到觉悟高度的时候，就会不惜任何牺牲和代价，用暴力和战争去达到推翻这种统治和制度的目的。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这就是解放生产力。[3]因为革命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4]因此，我们通过革命的手段掌握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了保持这一政权不受敌人侵袭之外，就是组织全体人民的经济生产和文化生活，特别是经济生产。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政府才能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护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这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和最终目的。任弼时深刻阐述了只能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是不能获得成功而必然要失败的。他指出：全党必须认识，我们党如不能组织一万万二千万解放区人民的生产事业，发展和繁荣解放区经济，使人民生活日益改善，那我们就会脱离广大群众，不但没有力量推进中国民主化，而且也不可能保持已经取得的胜利，终于是要失败的，我们若不能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我党组织经济的力量，若是经济建设上表示无能，则不但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而且一定要丧失我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战线上的无能与失败将导致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5]任弼时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的思想，对于今天我们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边区经济建设要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
任弼时这一思想开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的先河。发展边区经济，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基点，但也不排除必要的外援。他指出：在有利于发展和繁荣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条件下，可以允许外国资本家到解放区投资。[6]但不要忘记一条基本原则，即外商必须以尊重中国主权和法律为条件[7]，任何与主权和法律有抵触的行动都是不允许的。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还应制定有关政策，如规定外资可以独办某些企业，约定一定年限（至多20年）由政府收回；也可以合股经营，按股分利。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由外资独办或与其合股经营，如我们的军事工业，则不应让其经营或入股。同时，对有外资入股的企业，必须严格管理和加强监督，做到既要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又要使企业所有者有利可图[8]。任弼时认为，边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必须严格掌握等价交换、平等互利的原则；严格管理、讲求效益的原则；减少初级产品出口的原则和税制区别对待的原则。他认为有了这些原则，想问题、做事情就不至于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就在经济建设上处于主动地位。任弼时认为，在经济建设上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弥补解放区经济建设资金的不足；二是可以尽快恢复和发展现有的重工业和创办轻工业；三是可以引进解放区所需求的各种机械和生产工具；四是可以尽快使解放区的经济技术达到近代水平；五是可以发展和壮大解放区经济基础以增强与国民党斗争的能力。他认为，统一战线不仅包括政治统一战线，军事统一战线，而且还包括经济统一战线。因为，陕甘宁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犬牙交错，经济关系密切，互补性也很强，边区的必需品需要从外边购进；边区生产的食盐、皮毛等土特产需要外销。在对待私营经济问题上，任弼时提出了公私兼顾，互相合作，一致对外的方针。他认为，执行这一方针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内求得互相合作，发展经济；对外求得统一步骤，集中力量。[9]边区的工厂有公营的，也有公私合营或私营的，公私兼顾主要是处理与农民、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不是只照顾公家不照顾群众，只照顾自己不照顾别人，或损人利己以求自己的发展。互相合作是要求从事经济工作的各个部门和单位严格遵守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法令，打破本位主义，增强内部团结互助的力量。一致对外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做到随时能够集中起来调动自己的力量，既便于进攻，又便于防守[10]。
四、重视边区经济建设各方面领导管理人才和专门技术人才的培养教育
任弼时认为，我们有些干部在战争中是英雄，但干起经济工作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他们对经济建设和技术工作往往不愿做，而且看不起，这是要不得的[11]，他要求这些干部应争当经济工作的内行。他要求各级党政组织一定要有远大的眼光和长期的计划，抽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权而且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使他们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必要时对一部分干部降级使用，从上级部门的次要岗位转到下级部门的主要岗位上去，必须培养大批建设工作干部，不仅是供给这一区域的需要，而且要把这方面有经验的干部供给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去，不仅是为着解决目前的问题，还要使他们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才。[12]他提出了培养人才的三条措施：第一，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均应成立财经委员会，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第二，大量吸收党外经济干部，除必要的政治教育外，还要在物质上给予他们优厚待遇；第三，开办工农商业技校，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中培养边区自己的经济建设人才。经济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科学技术需要人才来掌握，人才需要进行专门的培养教育，因此，能否培养大批的专门人才成为边区经济建设成败的关键。任弼时的人才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改善领导方法，转变领导作风，加强党的队伍建设，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边区经济建设顺利进行
经济建设是革命事业最终胜利的保证，党必须肩负起领导经济建设的重任。然而，经济建设不同于革命战争。因此，必须促使党的干部转变那种搞战争动员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树立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的严密科学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首先，发展边区经济，就必须要求对战争环境培养出来的干部进行再教育，使之能够迅速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选择富有生产经验、劳动中的积极分子和党性强的人去担任领导工作，以加强对生产事业的领导。严格干部党员的奖惩制度。对于工作积极、肯负责任、有创造能力、有办法克服困难、生活朴素廉洁，为群众所拥护的干部，必须加以奖励；而对于那些消极怠工、不负责任、贪污腐化、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加以处罚。对于党员也要用新的标准来衡量，凡是努力生产的、热心劳动的就能成为群众的模范的党员，如果不改变对生产的惰性，不愿从事劳动，经教育后仍不改变对劳动的态度，执迷不悟者，就可清除出去。同时要把努力生产，富有创造性的模范者吸收到党内来，使党内增加新的血液，增加许多对生产事业抱有极大热情和进取心的成分[13]，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在发展生产中的模范表率作用。其次，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的干部必须德才兼备，既要有优秀的政治素质，又要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任弼时认为，干部的才干和品质对于一切事业的成败，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在经济建设方面，一些重要的领导和执行机关中，一定要配备有工作能力和党性原则强的干部。应及时调整不恰当的干部，用称职的恰当的干部代替他们，甚至于可以把党性坚强的干部降级使用，从上级比较次要的部门抽调到下面的直接组织生产事业的机关里去工作[14]。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再次，进行经济建设，必须对战争环境培养和积累起来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来一个大转变，要摒弃过去简单的战争动员方法，发扬调查研究、计划周密、严格审查等新的工作方法。经济建设工作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上级的指示，不可能包容下层所有的问题，这就要求负责具体部门的干部，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执行党和政府的指示，制定计划必须从实际出发，经济建设必须量力而行，只有这样才可能开创新的工作局面。改变干部的领导作风，树立适应经济建设的细致、严密、科学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粗枝大叶不行。提倡计划性、组织性和经常性，不但要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按照实际可能的条件，按照群众的觉悟和经验，去制订计划，决定政策办法，而且为了使之不变成空洞的口号，还要进行经常的审查和督促。另外，经济建设必须量力而行，不能只埋头作计划，不看实际效果。任弼时认为，应该根据所处的环境和要求上项目；应该从边区政府和人民的实际承受能力，来进行必要的建设；还应该在经济建设上分轻重缓急，既要量力而行，又要积极奋斗。最后，把边区经济建设搞上去，还必须反对官僚主义，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既坚决反对那些对上级的指示和决定不讨论不研究，想当然定计划，使计划“在桌子上跳舞”，形成“计划多、报告多、工作少、麻烦多”的形式主义，而对群众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去加以解决，这样的官僚主义是应当开展群众的斗争来反对的。我们要运用平等的民主精神，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进行反对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以及贪污腐化的斗争[15]。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工作作风。
六、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
任弼时认为，边区的经济建设除了要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外，还要为保卫边区、准备反攻积蓄力量。增加生产和厉行节约是积蓄力量的两个方面，通过开源使公私财富逐年增加，通过节流使财富能够积累。不能以单纯财政的观点，把节约看作减少必需的消费。厉行节约的方针不是要减少必需的消费，而在于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他特别强调要防止和克服“由于政策上的错误而产生的”浪费，因为“政策性浪费”比其他浪费造成的损失都要大。所谓“政策性浪费”，他认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策的失误，如超标准的消费规定；二是执行政策不严，或取消必要的规章制度；三是情况变而政策不变，使不该消费的得不到中止。造成“政策性浪费”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不能把握全局情况，经济关系没有理顺和政策不配套。为此，他要求在边区建立和健全预决算制度、金库制度、会计审计制度、供给标准制度、以及部队、机关、学校生产自给的收支报告审查制度。为了鼓励节约，他还规定了节约完全归公（如办公用品）、节约按比例分成（如包装回收）、节约完全归己（如供给个人的消费品）的三种办法，使节约之风在边区蔚然成风，形成了艰苦朴素，勤俭办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他还以当家理财的精神，认真抓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一个一个部门地研究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的具体方案，以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尽管现在我国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任弼时谆谆告诫全党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特别是“政策性浪费”的思想不但不过时，而且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14][15]任弼时选集[M].343，343，342，344，400，398，398，399，378，379，229，344，229，378，265.
（作者：王连生 南阳师范学院政治法学系老师）
《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