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集体在同党内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在这一斗争过程中，作为毛泽东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的任弼时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在中央苏区：筹备苏维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为树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1931年4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以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的身份同王稼祥、顾作霖一行从上海秘密进入苏区，肩负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任务。在代表团进入苏区前，中共中央对苏区的工作是不太了解的，特别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不理解。他们认为“毛右倾；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认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蔑视毛泽东在苏区开展的斗争。所以，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仅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宁都宣布成立的党在苏区的最高组织——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是项英。2月，中共中央决定增派任弼时等三人去中央苏区时，宣布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班子是：项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4人为常委，项英代理书记，任弼时分管组织，王稼祥分管宣传，毛泽东分管军事。这说明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远在项英之下。

任弼时进入苏区后，通过中央局扩大会议，特别是通过对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实际指挥过程和关于战略决策的争论发现：项英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而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特别是在大军压境之际，毛深察敌情，临机果断，指挥若定，因而萌发出推举毛作为苏区党的主要领导的信念。

为推举毛泽东代项英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树立毛泽东在苏区的领导地位，任弼时前后作了如下几项工作：第一，充分肯定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苏区几年来的工作；第二，积极支持毛泽东在军事、土地政策方面的正确主张；第三，推举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第四，筹备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

毛泽东被选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是毛泽东在开创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艰辛过程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所决定的，任弼时进入苏区后进行的大量工作，为毛泽东奠定这一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毛泽东实际上成为苏区最高领袖，这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任弼时在为1931年11月1日至5日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赣南会议）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曾不点名地对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进行了错误的指责，认为是“狭隘经验论”。但当时在王明路线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这种批评与指责，实为言不由衷，是不得已而为之。正因为如此，中共临时中央认为任弼时的批评不得要领，没有上纲上线。也正是由于任弼时到苏区后，一再推荐毛泽东，而“配合”王明路线反“毛右倾”不得力，所以，随后在他们发起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打毛排弼”，将任弼时派到了湘赣省委。

二、在长征路上：开展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全面维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我党的领导地位，但不久，毛泽东的这一地位，又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1935年6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制定了两军会同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却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对革命产生悲观情绪，想偏居一隅，逃避革命，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以枪指挥党，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10月5日，张国焘悍然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党籍，并下令“通辑”。中共中央获悉后，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避免分裂，身为红二、六军团“政治核心”的任弼时，一面坚持原则，反对分裂，一面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同张国焘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第一，坚决抵制张国焘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攻击；第二，坚决反对张国焘分化和吞并红二、六军团的阴谋；第三，坚决反对张国焘利用组织手段压制红二、六军团的企图；第四，坚持团结和统一，在四方面军中做说服教育工作；第五，建议三军会师前应作细致的政治动员；第六，建议中央统一集权领导，粉碎张国焘的新阴谋。7月10日，任弼时致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产生党内和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1]解决原则分歧问题，并要求共产国际派代表出席会议。7月12日，中央复电任弼时，“中央已向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2]7月27日，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此后，任弼时在西北局会议上又多次对张国焘进行说服和斗争。当张国焘提出西绕青海，北出甘北的计划后，9月18日，西北局举行会议，否定了这一计划，决定北上，向静宁、会宁进军。但过了岷州，张国焘又违反决定，准备从洮州过河西去，此计划又被制止。张国焘再次迫于情势不得不于9月27日致电陕北，承认中共中央的领导，同意北上。10月10日，三军先头部队终于在甘肃境内会师，党取得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组建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此后，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时和洛川会议上，两次改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均为主席，成为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最高领导人。红军长征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任弼时力促三军会师，有力地维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三、在共产国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正确捍卫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长征的胜利，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根据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适时调整了党的政治路线，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七七事变”后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又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但这时，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又经历了一次严峻的挑战。

1937年11月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国。这时，王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他一回国就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许多批评，且很多都是针对毛泽东的。由于王明宣称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故一时不少人受到蒙蔽。

当时，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的经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所以派王明回国，正是为了贯彻这些“新政策”。很显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虽然在坚持抗战，巩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则存在分歧。

王明的独断专行，共产国际的错误意见，使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为此，在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派一名党性观念强，既熟悉共产国际，又了解中国抗战的同志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

1938年3月，任弼时经长途跋涉，到达莫斯科。4月14日，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全面介绍了八个月以来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政策。

5月17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就4月14日的书面报告大纲作了说明和补充。他的说明和补充，生动、翔实，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6月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讨论后，做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充分肯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

任弼时除了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毛泽东的抗战思想外，还充分利用苏联的报纸杂志进行宣传。

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任弼时在《真理报》上发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一文，宣传毛泽东持久战思想。随后，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任弼时又在《真理报》上发表《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及时宣传毛泽东的主张。

同时，任弼时还组织人力，翻译毛泽东的文章，在共产国际的兄弟代表团中分发，并应邀参加各兄弟党的座谈会、报告会，交流信息，介绍情况，让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了解毛泽东的抗战思想。

如果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实行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经有所怀疑，而对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又缺乏基本认识的话，那么，任弼时的报告和宣传，沟通了信息，阐明了在统一战线中团结斗争的真实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共产国际原有的认识。正因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约请任弼时和王稼祥谈话时郑重宣布：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下解决。季米特洛夫要即将回国的王稼祥转达：请告诉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1938年8月，王稼祥回国，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批评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四、在延安整风中：协助毛泽东组织会议，辅导学习，起草文件，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

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从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批评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并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这时，全党的思想还没有完全统一，党内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现象相当严重。王明还在玩弄两面手法为其错误路线进行推诿和辩护，并向中央发难。为此，毛泽东决定在全党发动一次整风运动，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整风过程中，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

1941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是整风前夕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讨论了增强党性的问题。为了进行整风的准备，会后任弼时根据毛泽东的提示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对为什么要增强党性和如何提高党性修养进行了系统阐述。在以后的整风学习阶段，任弼时又针对中央党校的学员，在学习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文件时提出的许多问题，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党性问题。这对于全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特别是对加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一元化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普遍展开。为给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创造条件，任弼时担负起整顿党校、党报和中央宣传部的重要工作。4月3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书记处又决定任弼时负责领导边区系统整顿三风的工作。4月21日，任弼时向陕甘宁边区二千多名干部进行了学习动员。

8月22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组织上一元化的总目标。中央又指定任弼时负责西北局的党政军工作。会议决定任弼时、王稼祥组织和指导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落实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任务。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后，任弼时抓紧落实精兵简政的工作。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毛泽东被推定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这次决定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延安整风进入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审查干部的新阶段。任弼时以身作则地对他在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的革命实践及思想发展过程，进行了总结和自我批评。任弼时的发言质朴、鲜明，心底无私，敢于直言，不仅教育了自己，而且教育了党内许多同志。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委托任弼时负责组织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整风思想大统一的基础上，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党关于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它的通过是全党思想认识高度统一和全党团结的有力明证。

1945年4月23日，在任弼时（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大会秘书长）和其他同志的精心筹备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至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都牢固地确立起来。

《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5期    廖良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