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至1935年11月，任弼时在湘鄂川黔苏区，与贺龙、关向应等团结战斗在一起，领导根据地党政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建立了丰功伟绩。

一

在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任弼时在关键时刻解决了两军的行动方针问题。

（一）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后，在何去何从难以决断的情况下，任弼时毅然决定：两军集中行动，发动湘西攻势。红二、六军团会合后，由任弼时领衔，肖克、王震签名，给中央军委发出了请示电报，详细说明了湘鄂川黔边境的地理条件、敌我力量以及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方针，并恳切要求：“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可是，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下的中央军委却电令红二、六军团分开行动，并断言“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还强令六军团向敌人力量强大的湘西之乾城、凤凰进军，莫再“延误”。鉴于这种情况，任弼时召集两军领导人会议，一致认为：如果两军单独行动，则力量薄弱，不仅不能完成策应中央红军转移，还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于是，任、贺、关等联名，多次向中央军委电呈集中行动的理由，并决定发动湘西攻势，先在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西北打开局面，然后再向鄂川黔发展。湘西攻势中十万坪战役告捷，歼灭湘西之敌1000多人，俘敌旅参谋长以下2000多人，缴获长短枪2200余支，轻机枪10挺和子弹、马匹等大批军用物资。十万坪战役的胜利，不仅证明了任弼时等关于行动方针决策的正确，而且为创建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二）十万坪战役后，红二、六军团虽然在湘西北站稳了脚跟，但又吸引着敌军的到来，面临着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两军如何行动，才能避开敌人的锋芒，保住并发展既得的胜利成果呢？任弼时及时召开两军领导人会议，并进行分工，发挥各自的特长，采取军事进攻和地方建设双管齐下的办法。贺龙、关向应、肖克率领红军主力继续发展湘西攻势，向沅陵、常德、桃源等地进攻，主动打击敌人。他们先后攻占桃源、慈利等县城，并一度打到常德大西门外，使湘鄂两省敌军大受震慑。任弼时、王震、张子意及夏曦留在后方创建根据地，组成3000多人的地方工作队，深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等县，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种地方组织。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到1934年12月底，不仅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建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而且，“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踊跃起来革命，到处撑起红旗，组织游击队，普遍建立了工农的临时政权。现在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石堤溪以南有二百四十里，这一地区已成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这一区域有四五十万人口。”

由于任弼时采取双管齐下、各尽所长的办法，上下一心，团结战斗，所以，红二、六军团不仅在艰难困苦之中创建了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而且有力地配合和策应了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二

在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中，任弼时一方面主持制定有关文件，一方面身体力行，参与实践，认真贯彻实施，并在实践中加强领导。

为了搞好土地革命，任弼时认真总结了湘赣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地主的剥削程度及土地的占有情况，研究没收土地的范围、分配土地的办法及其领导方式，然后制定有关文件，进行工作部署。任弼时亲自进行试点，推扩试点经验。据永保、郭亮、龙山、桑植、大庸5县13区37乡108保统计，分田34万多亩，27.5万多人分得了土地，平均每人1亩多。不少贫苦农民当年收到了谷子。

任弼时鉴于苏区党员数量少、党的基层组织薄弱和党的领导力量不强的情况，主持制定《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和《关于新区党的组织问题决议》，对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党的组织形式、党内思想斗争、新党员的教育工作以及学习领导方法问题等，作了具体要求。在他的领导下，省委工作队在帮助各地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帮助发展党员，并相继建立了永保、郭亮、桑植、大庸、龙山等7个县委，2个中心县委，1个特委，1个工作委员会，近30个区委。

同时，为了迅速推动党的工作，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以任弼时为首的省委多次召开了县委负责人会议、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和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任弼时代表省委作报告，分析湘鄂川黔革命运动的新形势和敌人新的进攻的威胁，指出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提出当时党的紧急战斗任务。任弼时还就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如何改善领导方式，怎样处理党政军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边区、战区党的活动问题进行了阐述。这些，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党对土地革命斗争各项工作的领导，促进党的工作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任弼时为了搞好乡、区、县的政权建设，以省革命委员会名义翻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组织法草案》，作为政权建设的指南。在他直接领导下，省委工作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迅速建立了永保、郭亮、桑植、大庸、龙山等7个县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51个区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230多个苏维埃政府。同时，还建立了工、青、妇等群众团体。

任弼时为了搞好革命武装建设，在他主持制定的许多重要文件和所作的报告中，都对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动手抓这项工作。主力红军的建设，首先是建立健全政治工作系统。在黔东会师前，红二军团中师团无政治机关，连队中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建立起来。会师后，任弼时把二军团的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组织都建立起来了。其次是扩红工作。根据任弼时主持制定的扩红计划和扩红指示，各机关团体和部队都广泛而积极地开展了扩红工作。到1935年底，红二军团新成立了3团建制的第五师；红六军团新成立了3团建制的第十六师。在半年多的反“围剿”斗争中，红二、六军团经历了大小战斗30余次，部队不仅没有减少，相反，由7400多人发展到17000多人，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坚强主力军。地方武装建设，省军区成立之后，各县都相继建立了独立团（营），在此基础上，分别在大庸和永顺建立了第一、第二两个军分区。还建立了有11万多人参加的游击队和赤卫队。

三

在红二、六军团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之前，任弼时进行了审慎的考虑，作出了周密的部署，使这次战略转移成为一次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有步骤的军事行动。

虽然1935年4至8月，红二、六军团的节节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利用湘鄂两省敌军对红军的“围剿”，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于9月又开始调集军队，以更加狠毒的手段布置新的“围剿”，兵力达22个师又5个旅，130个团，20余万人，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30万众，而红二、六军团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总兵力也只有不到两万人。鉴于敌我力量相当悬殊，任弼时认为：只有实行战略转移，才能保存革命力量，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任弼时考虑成熟后，与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商量，并召开省委和军委分会成员会议，正式作出突围转移的决定。随即命令红二、六军团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及机关干部在桑植县境集中，进行整训整编，作好突围前的各种准备。一是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和广泛的政治动员：在各种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发动官兵利用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反蒋和革命理想前途及纪律教育；任弼时还要求部队特别注意做好苏区内籍（永、大、龙、桑、慈等县）战士准备远离苏区的思想工作。二是扩大红军武装，整编和充实红军主力，妥善安置伤病员。三是精简行装，做到各种行军用具简单化，以利行动。四是开展紧张的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为了麻痹敌人，任弼时还指挥部队在刘家坪一带大肆修筑防空壕和掩体工事，使敌人误认为红军要固守根据地。

在选择突围的方向上，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等研究，原来打算从西南方向突围，取捷径去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旋即根据当时的情况作了改变，选在敌人意料不到的东南方向上，以“声东击西”的战术，迷惑敌人，经湘中转赴石、镇、黄地区。留下红十八师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向西佯攻，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转移，到了斗争确实不利时，则放弃根据地，去贵州与主力部队会合。

由于计划周密，行动坚决，因此，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转移获得了成功。

四

任弼时在湘鄂川黔苏区贯彻执行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发扬了党的优良作风，艰苦朴素，团结战斗，在各方面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任弼时来湘鄂川黔边区之前，红三军（红二军团）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的领导下，贯彻执行的是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夏曦在党政军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搞肃反扩大化，甚至解散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丢失了根据地，党员也只剩下夏、贺、关、卢（冬生）等4人。鉴于这种情况，贺龙希望任弼时和六军团早日到来与二军团会师，“希望会师解决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

任弼时来到湘鄂川黔边区时，虽然红二军团内已停止了肃反，党团组织也开始恢复，但夏曦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恐怖影响仍然存在。鉴于这种情况，任弼时迅速抓好党团组织的恢复及建立，同时恢复系统的政治工作，解放出一大批被“左”倾错误路线迫害的干部，广泛开展扩红工作。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到1935年1月底，红二军团党团员增加了4倍，各个伙食单位都建立了党支部，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恢复了师团政治机关和连队中的政治组织；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恐怖现象逐渐消灭，指战员的胜利信心大大提高；部队扩大了一倍以上。

任弼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作风。如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行动方针问题，中央及军委多次电示要二、六军团分开活动，并强令六军团向敌人力量强大的湘西之凤凰、乾城进军，而任弼时则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二、六军团集中行动，并发动湘西攻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西北之永顺等地进攻；后坪战斗我军失利后，任弼时请示中央和军委准备北渡长江，当中央书记处回电表示同意后，又出现了敌军五十八师一部孤军深入桑植陈家河的新情况，于是任弼时又从实际出发，决定歼灭陈家河的守敌；当陈家河、桃子溪两战皆捷后，又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固守根据地反“围剿”。红二、六军团退出根据地，在战略转移方针的确定、突围方向的选择等重大问题上，无不从实际出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任弼时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弄清思想，增强团结的目的。对原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所犯的“左”倾错误，任弼时就多次进行批评帮助。任弼时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政治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最后在党中央的指示下，还让夏曦担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在开展批评的同时，也能作自我批评。当他所负责的政治工作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的时候，他毫不隐讳地指出：我们的政治机关“对于开展思想斗争，克服我们部队中的一切错误倾向，是没有能够尽到应有的责任的。这是最大的弱点。”

任弼时在湘鄂川黔苏区的功绩是主要的，但也有缺点、错误。由于局限于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任弼时不可避免地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但是，任弼时能够逐步摆脱“左”的束缚，比较自觉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上来。

总之，任弼时担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在湘鄂川黔苏区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了纷繁复杂的斗争，扎扎实实地进行了各项工作，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用自己光辉的革命实践，写下了这一段辉煌灿烂的历史。

（作者：全荣阶    单位：中共湘西自治州委党史办）

摘自《缅怀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