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驰名中外的红军长征中，任弼时率领着一支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最早，结束长征最晚，以他的杰出贡献，堪称红军长征的先锋，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卓越统帅，是实行战略配合的模范。

1934年7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指导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的困境。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及其军事顾问李德，正处在彷徨矛盾中：既想撤离苏区作战略转移，又命令中央红军继续同敌人拚消耗，企图守住苏区。在这种情况下，时为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的任弼时，受命率领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同在黔东活动的红三军沟通联系，企图以此同红七军团的北上行动共同吸引敌人改变部署，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同时，也隐含着为准备转移的中央红军进行多方探索的任务。按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7月23日《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任弼时出任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与红六军团领导人、军政委员会委员萧克、王震一起，领导湘赣苏区广大军民紧张地进行了转移准备。8月7日，任弼时等率领红六军团开始突围西征，连续行军作战近80天，跨越赣、湘、桂、黔四省敌境5000余里，突破数倍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种种困难，于10月24日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

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师时，中央红军已经开始战略转移，红四方面军刚结束艰苦的反“六路围攻”，准备应付敌人“川陕会剿”。任弼时环顾战争全局，十分明确自己所处的战略地位与作用。他说：“我们是处在进攻西方军（即中央红军——作者注）和四方面军的敌侧方和后方，在配合各方的作战当中，我二、六军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两军会师时的实力共只7000多人，又处在不巩固的黔东苏区，如何发挥自己的战略作用，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任弼时为此作出巨大努力。

首先，必须搞好两军的团结和统一。在庆祝两军会师大会上，任弼时宣读了中央贺电，作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并特意把贺龙介绍给六军团指战员，他高声地说：“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对贺龙尊崇之意溢于言表，为加强两军团结作出表率。此后，中革军委任命贺龙、任弼时为红二军团军政首长，统一领导与指挥二、六军团，任弼时积极支持与配合军团长贺龙的领导和指挥，始终强调两个军团的团结。正如贺龙评价的，“二、六军团会师是好的，可说是全军会师的模范。”

其二，需要正确确定两军部署与行动方向。当时中革军委一再指示两军团分开行动，要“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任弼时等总观当前形势，为利于歼敌作战更好地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和自身建设，一致赞同贺龙的主张，两个军团暂集中行动，发动湘西攻势，并接连致电军委陈述意见。这一正确决策，对尔后二、六军团胜利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其三，彻底纠正夏曦错误，解决红二军团建设上的关键。夏曦同志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往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书记，继又兼任红三军政治委员。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政策，在对敌斗争、红军建设、根据地建设、肃反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使红三军实力大减，濒临绝境。两军会师时的红三军，如贺龙所描绘的：“那时，红三军的情况如同东北流亡歌曲一样，苏区丢光了，干部杀完了，只剩四个党员，其余都不是党员，是党员也不敢承认是党员，好像一个小孩，失掉了依靠，就剩下一面红旗。”贺龙等很多干部曾对夏曦错误作过多次斗争，但夏曦是中央代表又不认错，与党中央也失去联络，故无力解决。任弼时得悉这些情况，即以其特有地位和高度责任感，大力支持纠正夏曦错误。会师后，他即着手恢复和加强红二军团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建设，加强部队政治工作，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在二、六军团进军湘西占领永顺、大庸后，任弼时先后主持召开两军团领导人会议和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逐步深入地批评纠正夏曦错误，进一步加强红二军团建设。依据会议精神，任弼时与萧克、王震联名向党中央及军委系统地报告了夏曦的错误，“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并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会的主席，肖、任副之。”任弼时还对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作了总结报告，批评夏曦错误，肯定红二军团（红三军）成绩，指明红二军团当前建设任务。尽管对夏曦错误的批评难免有“左”的词句，但其积极的主导作用是无可置疑的。1934年11月16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又一次指出了夏曦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决定创立湘川黔边省委，以弼时为书记，贺、夏、关、肖、王等为委员……组织黔川湘边军区，司令员及政委由贺、任兼任。”遵义会议以后的党中央和军委，又决定组织湘鄂川黔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为主席，任弼时等为委员。这对贺龙等的正确意见与要求，无疑是极大支持，并为两军团共同行动确立了正确领导，指明了行动方向。

上述问题的妥善解决，凝聚着任弼时的巨大心血，对二、六军团胜利斗争有着重要作用。

1934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央红军正处在湘江战役前后的严重困难时期。红二、六军团向湘西发起猛烈攻势，首战龙家寨，歼敌两个旅大部，攻占永顺、大庸、桑植，南袭沅陵，威胁湘敌侧背；继沿沅江东下，占桃源，围常德，又歼灭与击溃敌军3个团，长沙震动。何键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并急令“追剿”中央红军的湘军第十九、第六十二、第十六师兼程回援常、桃，在江西的敌军第二十六师亦奉令驰援常德；鄂湘川边区“剿共”总司令徐源泉为求自保，不顾蒋介石要他率部入川与中央红军作战的指令，将3个师另2个旅陈兵于湘鄂边。所以，二、六军团的行动，确是“给了湖南敌人和进攻我中央野战军的敌人的总后方以很大的威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野战军的行动。”

红二、六军团湘西攻势，共击溃、歼灭敌军近20个团，恢复与开辟约2.5万平方公里地区，奠定了湘鄂川黔边苏区的基础。胜利巨大，同时也引起敌人重视，调集重兵准备发动“围剿”。面对敌人将临的大规模“围剿”，任弼时在省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反“围剿”动员报告。他高踞于战争全局，阐明这次反“围剿”的战略意义和作用，说：各个战线都是在军委统一意志之下互相配合、呼应的进行战斗，每一战线的胜利或失败都可以影响整个战局。“我们这块苏区在整个战线上是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靠近反动中心的武汉和长沙，是整个战线上一个前进阵地，同时又是在进攻中央野战军和四方面军主要敌人的侧后方，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巩固这个新阵地，迅速粉碎敌人对我们的大举进攻……牵制、分散敌人的后方，来动摇敌人的整个阵势，直接帮助野战军和四方面军迅速取得决战的胜利。”

1935年2月至8月，任弼时、贺龙等领导湘鄂川黔苏区军民进行了艰苦曲折的反“围剿”斗争。作战初期，由于采取等待敌人前进，从正面迎击的方针，和对敌估计上的错误，仗没打好，没能大量歼敌和阻止住敌人进攻，陷入被动。红二、六军团在准备撤出苏区转移外线时，贺龙、任弼时抓住有利战机，取得陈家河——桃子溪战役的胜利，歼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及3个团，迅速扭转了局势，转入反攻和进攻。接连取得忠堡、板栗园、芭蕉坨等重要战斗胜利，至8月完全打破敌人“围剿”，并东进到石门、临澧、澧州、津市等富庶而重要的战略地区。

红二、六军团在半年多反“围剿”中，吸引敌军81个团于自己周围，同10倍于己的强大敌人艰苦战斗，先后击败敌军70余团，毙伤俘敌约2万，缴枪近万，扩大新战士达8000人，自身实力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比以前扩大一倍以上。这是个辉煌胜利。任弼时在阐述这次反“围剿”胜利的意义时说：“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独钳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了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这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的。”

红二、六军团之所以不畏艰险、勇挑重担，正如任弼时所说，他们是按照党中央和军委的战略意旨，“以自己高度积极的游击行动在敌人翼侧和后方活动，达到分散吸引敌人用以进攻和‘追剿’我中央野战军的兵力，配合与协助我主力红军顺利地转移和在主要战线上取得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以此作为自己首要的基本任务。从而，在确定指导作战的策略方针上，目的“在于钳制和吸引住周围大量敌人，使其不能抽调去进攻正在艰苦奋斗中向四川转移的中央野战军，同时依靠中央野战军和四方面军胜利的配合……来击破敌人对我们的‘围剿’。”

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英勇斗争时，正是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转战黔川滇最为艰难危险之时，也是红四方面军向川陕甘边大举进攻和开始长征之时。任弼时等以强烈的战略配合意识，着眼全局，积极行动，钳制与吸引了敌“追剿军”第一兵团全部及鄂、川、黔、桂军各一部，总计约20个师，有力地支援了友军，堪称积极实行战略配合的典范。

（作者：洪明    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摘自《缅怀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