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9日，是李大钊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们隆重地纪念他，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大钊同志不但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李大钊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首先，李大钊作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伟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70多年前，是他，在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大地上，首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认定中国和世界最终必将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坚定地预言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并立即高擎起这面旗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中国的国情、同我国人民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展开了坚强不屈的斗争。从此，开始了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第一个硕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是李大钊，深刻地论证了我国共产主义者“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的必要性，深刻地论证了必须有一个全新的、“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才“有所附托”②，并最早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总之，是他首先发起并与陈独秀等一道，创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中国有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坚强领导，才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并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也才有了此后和我们今天的一切成就，中国人民才有了光辉灿烂的未来！

这一切，同作为创始人的李大钊的名字是分不开的。正因为他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这种重要地位，纪念他也就不仅是肯定他本人，而且是肯定他所开创的我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

李大钊虽然由于过早牺牲，从事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时间相对说来较短，但他的贡献是非常全面的。

例如在建党实践方面，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相当确切地知道：从我国东北到陕甘、从内蒙古到河南的各省区，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乃至许多县份的农村，几乎半个中国的党组织。最初都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或者由他派人去做工作，或者在他直接影响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开创和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方面，在培养、教育、训练党的大批干部以至创建我们党的第一所党校方面，我们现在也有更充分的材料说明，他做了大量工作，实行了正确的领导并作出了杰出贡献。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他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制定者和卓越实践者，不仅是对首次国共合作的重要的、关键性的贡献，他还对冯玉祥、胡景翼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军，对郭松龄以至吴佩孚、阎锡山等人做过许多工作。他对吴佩孚等人的工作，尽管党内曾经有过不同认识，但现在看来，在理论上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治策略的原理的，在实践上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或北伐战争的胜利是起过有利作用的。李大钊也是我们党最早重视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在1925年就强调我们党要抓军队，并派遣了许多干部去学军事，做军事工作。他还对国民军的改造及其军事行动提出过一些非常重要的建议，国民军采纳这些建议后，既在强敌面前巩固和发展了自己，又更好地配合了北伐战争。大钊同志历来主张“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③。这也是他本人工作态度的写照。党成立后，他一面遵照党的决定，继续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和社会声望宣传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一面的确扎扎实实地做了令人吃惊的大量工作，不事喧哗地在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我们评价他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时，必须注意到的。

在思想理论方面，现在，几乎对李大钊各方面的思想都有了专门的研究论文。例如他关于我国民主革命和未来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主张，他的社会经济思想、民主自由观、法律观、真理观、伦理道德观、宗教观、中西文化观、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的思想、婚姻和妇女解放的思想、教育思想，乃至史学、文学、美学思想等等。综合各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正象有的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教条主义的。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也曾有过一个认识过程，并非所有的介绍和论述都是很精确的，对个别原理也曾有过误解，但他从一开始抓住了其中最重要的东西，例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必将推翻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等，并结合我国的国情，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来加以研究、辨别和应用。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较早地提出我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当先锋，并认真付诸实践，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实际上坚持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方针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能最早重视农民问题，并较早地提出农民是我国重要的革命动力，和组织贫雇农、依靠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主张。在上面提到的许多理论、思想领域，他也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过在我国可算是开创性的研究。总的来说，他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我国民主革命作过宝贵的探索，对社会主义和其他许多方面也有过精采的论述。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有他一份宝贵的、开拓性的贡献。从这一角度来看，他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自应有其重要地位。

过去，在个人崇拜盛行的时候，不大可能实事求是地肯定李大钊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例如康生就曾把表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用同描写或表现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李大钊的历史作用对立起来，把后者说成是企图用别人来同毛泽东“分庭抗礼”，是有意贬低毛泽东的作用。更不用说十年动乱中“四人帮”对李大钊的种种诋毁诬蔑了。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只允许表现和肯定一个人，这不仅是一种违背历史的反科学的态度，对于坚持我们党和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优良传统并用这种传统来教育人民，也是十分有害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上述禁区基本上不复存在了。但是，由于近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不少人对什么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思想，什么革命传统，什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理想和品德，不感兴趣，不屑一顾。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甚至把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对立起来，似乎只有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才能“救中国”。这又给宣传李大钊、学习李大钊，也给实事求是地肯定李大钊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造成了新的困难。面对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面对几个月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和暴乱，全党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深感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不可丢，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优良传统还须大大发扬，其中包括用李大钊这样的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想、品德、事迹来教育人民，教育后代，教育青年。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根据已有的较充分的材料和研究成果，进一步肯定作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伟大先驱者的李大钊的重要历史地位，以便更好地宣传他、学习他，坚持他所开创的我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客观的需要。

李大钊从强烈的爱国主义出发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对我们的启示

李大钊生活的年代，是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正面临着被进一步瓜分的危险的年代。亡国灭种的危机，严重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卧榻之侧，有他人鼾睡之声；独立之邦，伏列强割据之迹。④”“国社为墟，种族随殄”的危险，使人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空山已无歌笑之地，天涯不容飘泊之人。”⑤李大钊的家乡，在交通比较便利、信息比较灵通的沿海，外出经商的人多，他从小就听到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及中国人受洋人欺辱等痛心的历史故事，和乡亲们关于不平等条约的种种议论。11岁那年，八国联军更侵至他的家乡附近，占据了昌黎、滦州等地，使他对帝国主义的蛮横侵略有了切身感受。学生时代，他又进一步了解了近代中国被列强欺凌的历史；尤其是在日本，他目睹对方把从中国掠夺去的物品，摆在某军事陈列馆中，“夸为国荣”；“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⑥尖锐的屈辱，使他“不胜国家兴亡之慨”，深感必须“痛自振励，起未死之人心，挽狂澜于既倒”，争取民族的解放。到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更是“泣血陈辞”，“愿为国死”，“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⑦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的反抗，尤其是其中的先进分子，即李大钊早年所说的“仁人义士”，“相率奔驰，昭揭真理之帜，以号召俦类，言之者瘏口哓音，行之者断头绝脰，掷无量之头颅、骸骨、心思、脑血，夙兴夜寐，无时不与此贼民之徒，相激战于黯黯冤愁之天地中”⑧，又给李大钊以极大的鼓舞和启迪。他立志以这些先进分子为榜样，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己任。而在其开始，只能是向西方学习。他本来就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的系统教育，在青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曾经是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他还接触和研究过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几乎所有新思潮，受过达尔文进化论和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受过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托尔斯泰非暴力论的影响，介绍过尼采的超人哲学和英雄主义，介绍过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介绍和批判过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后来又受过多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他曾经对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形式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抱有很大的希望，期望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采用资产阶级代议制来解决中国当时存在的军阀专制割据等痼疾。直到1917年4月，在《中心势力创造论》一文中，他还痛感中国“无中心势力所可凭依”，导致“分崩离析，扰攘分裂”，而主张“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即中产阶级或我们后来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笔者注）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⑨”。总之，近几年被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些人视为“新潮”的不少主张，李大钊都曾经探索过，甚至试验过。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和世界劳工阶级战胜“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将来必要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消灭极少数剥削者压迫大多数“劳工”的制度；这是“只可迎，不可拒”的客观真理。

李大钊从强烈的爱国主义出发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事实，在今天对我们仍然富有教益。因为这是我国一大批先进分子所走过的共同道路，具有代表性；也因为今天有人企图把爱国主义同共产主义对立起来，而同“全盘西化”搅在一起，蛊惑和蒙蔽一部分对中国历史知之不多的青年。李大钊这一选择至少给我们如下启示：

首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确乎是救中国的真理。如前所述，李大钊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绝不是什么教条主义的结果，更不是什么盲目性的结果，也不是迎合中国或外国的某些势力。他的选择是完全自由的选择，是在多数人都还相信西方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结合时代环境，结合中国国情，经过认真的独立思考的结果。他历来主张人生的最高目的在求达于真理，认为“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⑩他对真理的热爱，追求捍卫真理的热诚，不但丝毫不亚于那些自诩为追求真理，实则以追随西方文明为荣的人，而且具有真正严肃和科学的态度。他用这样的态度对多种学说、主义进行了反复观察、反复比较、反复探索，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首先是因为，他从亲身体验和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看到，要战胜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宰割和奴役，别的学说、主义都不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指引下实行社会革命，最终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要翻一翻《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名著就不难知道：他的这一选择是同要战胜资本主义的“大……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大……主义”，“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⑾这当然也包括国内的专制主义，但首先是他所例举的“大欧罗巴主义”、“大美利坚主义”、“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也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殖民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他首先从这一角度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唯一能救中国的真理，不是偶然的。这同他的强烈爱国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今天看来，这种选择的根据仍然是完全正确的。也正因为如此，不断追求真理，“月异岁新，与时俱进”的李大钊，才会终其一生，坚定不移地捍卫和实践自己的这一信仰，真正做到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同样，我国一大批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的先进分子，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认定这是惟一能振兴中国的真理，也是历史的必然。李大钊的选择也正反映或代表了这种历史的必然。从世界范围看，正如有的同志所说，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如卢梭关于“人生而自由平等”等主张，到了19世纪，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行不通，已经受到一些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学者的批判，他们转而强调法律和秩序。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进一步暴露，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祸害更使人们对它日益失望。而19世纪中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由于上述原因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从我国近代历史看，自鸦片战争起，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的确经历了千辛万苦，其间包含着无数次理想破灭的辛酸，也包含着无数次失败的血泪和痛苦。但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失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戊戌维新也失败了。尤其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最有胜利希望的一次革命。但也正是这次革命及其以后若干年的事实，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不中用，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一套在中国的破产和行不通。日本在这时提出的二十一条，更证明了先生要宰割学生，要勾结和支持中国反动势力的本心，使向西方和日本学习的人们不得不回过头来思考。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破灭了，人们一时又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也就是毛泽东当时所说的：“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苏俄的建立，使中国看到了胜利的榜样，看到了新纪元的曙光，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和锐利的武器。李大钊在辛亥革命后的辛酸阅历，在他进一步认清了时代和国情；他和我国一代先进分子在一起，总结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逐步坚定地认识到：中国只有依据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理，走十月革命所指引的道路，来一次彻底的大变动，才是惟一的出路。而这场大变动所需要的新的力量已经有了，正在逐步兴起。这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他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他最早认清了这一历史的必然，走在了时代潮流的最前面，就成了时代的巨人。充分说明这一历史的必然，帮助人民和青年认清我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当前，在李大钊的研究和宣传中，是十分必要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李大钊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后的实践，虽然时间较短，但也足以证明这种选择不是盲目的，而是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客观要求，因而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一经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就使中国出现了一股崭新的力量，一扫辛亥革命后那些年陈腐和绝望的空气。仅就李大钊个人来说，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所取得的工作上、事业上的巨大成就，对祖国、对人民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也是前此所根本无法相比的。这难道不正是由于方向选对了？直到今天，尽管中国革命和建设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中国所已经取得的、谁都否定不了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和成就，中国未来的无限希望，不也正是源于当初这种历史性的正确选择吗？

李大钊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我们要永远学习

恩格斯在评价法国唯物主义启蒙思想家时写过：“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末，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⑿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讲：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祖国和人民的热诚而献出了整个生命，作出了最大的个人牺牲，那末，李大钊就是这样的人。

大钊同志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投身革命事业，不是从个人的解放或个性解放出发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为国家民族寻找出路为己任，进而以“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最后又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他的强烈的忧国忧民、爱国爱民和一切为国为民的思想，以及为了高尚理想而彻底献身的精神，作为他的思想道德品质最突出的特点，不论在他是民主主义者时也好，马克思主义者时也好，都充溢在他的文章的字里行间，表现在他的革命实践的各个方面，是一贯的、始终如一的。这只要翻阅一下他那些热情洋溢的文章，就不难深切地感到。他经常以自己微薄的收入帮助学生、帮助青年，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更以自己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二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以至蔡元培校长不得不把他家每月生活费扣下，而直接交给天人赵纫兰。他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地。为了革命，为了救中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同我国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他真有一种“毁家纾难”的精神，的确做到了“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这正是他能够从各种错综复杂的思想影响中，在中国首先找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理的一个根本的“内因”。他能够在被敌人逮捕之后，在严刑逼供和生死考验面前，写出《狱中自述》那样的无产阶级正气歌，直到在绞刑台上从容就义，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也绝不是偶然的。在他的身上，才真正体现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的高度统一。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李大钊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宣传他的崇高理想和品德，使广大共产党员以及广大人民和青年更清楚地知道有这样一个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榜样，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不少接触过李大钊的人都回忆：他平时为人谦和、诚挚、在小事上，在涉及个人名利地位的事情上能忍让，从不跟别人闹个人意气，从无半点宗派气，因而能极好地团结朋友和同志。但在涉及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和革命利益的事情上却绝不退让。为此而不怕得罪权贵、老友甚至当时的整个上流社会。这从他同研究系的决裂，对胡适的批判，和跟白坚武的断交等，都不难看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两句，可作为他这方面高贵品格的写照。

最后，李大钊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对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对我们传统民族文化中精华和糟粕的态度，也是对我们极有启迪和教育意义的。李大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勇猛战将之一，确实是思想解放的先驱。他毫不留情地、深刻彻底地批判了对孔子等人的迷信，批判了封建的伦理道德和封建礼教，还批判了封建专制和割据，但他在彻底批判封建文化时，却绝不整个地否定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我们民族文化中那些优秀的东西。他批判旧的“白首之中华”，但同时就鼓励人们满怀信心地去创造新的“青春之中华”。因此，阅读他这方面的文字，绝不会使人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相反地，只会受到他的“青春之气”的强烈感染，以更充沛的爱国主义精神去努力创造我们民族的未来。李大钊也曾多次强调我们必须学习西方文明中那些进步的东西，但是他认为：“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⒀他还引述一位美国教授的话说：如果将有一个民族能在世界最后的各民族中占一大部分的话，“其惟中国人乎？”因为，其数量之众，忍苦之强，爱重平和之切，人格品性之坚，智力之优，和适应最高道德观念的能力，都是成为世界最终民族的要素。当然，这取决于中华民族能否成功地适应世界的新时代、新环境。他的这种态度，既区别于那些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妄自尊大，主张闭关锁国的人，也区别于那些全盘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盲目自卑和崇洋，而主张“全盘西化”，把西方文明奉为包治中国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这种态度，才真正体现了五四文化革命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那些抱残守阙，抱着旧的封建文化不放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爱国者，而那些认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迷信西方的人，更不可能成为爱国者。事实上，在五四运动民族意识新觉醒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我国一代又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包括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不少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的爱国者，都从没有否定自己民族文化中那些优秀的东西，相反的，对自己民族文化精华的了解和尊重，以及对它的糟粕的摒弃，倒是他们深沉和执着的爱国思想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的爱国思想不可能是真正牢固的。那些在作品里、发言中、课堂上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尽其诋毁攻击之能事，面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到唯其马首是瞻的人，有时也侈言“爱国”，但这种“爱国”，很可能是虚伪的，至少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不足为训的。

让我们用更高地举起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来推动对于李大钊的进一步研究、宣传和学习，来回答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蚀和挑战，来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00周年！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603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444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762页。

④⑤⑥ 《李大钊文集》（上）第116页；第123页；第122页。

⑦⑧ 《李大钊文集》（上）第115页；第4页。

⑨ 《李大钊》（上）第464、466页。

⑩ 《李大钊文集》（上）第446页。

⑾ 《李大钊文集》（上）第594页。

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⒀ 《李大钊文集》（上）第560页。

摘自《李大钊研究文集》  作者：朱乔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