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同志是我国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一九二二年，他辞去这个职务，保留教授的名义，直到一九二六年“三·一八”事件以后，他才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转入地下，在军阀白色恐怖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当我一九二四年四月从美、德两国留学回来，在北京大学就任史学系教授时，才有机会认识他。

我多年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我到北大授课时，脑子里没有半点马列主义思想。幸好我当时遇见在北京俄专教授俄文的苏联人格林涅维奇，在他那里看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常常同他谈到深夜，讨论一些时事和经济问题，他给我很大启发。经过他的介绍，我又认识了苏联驻北京使馆的经济参赞康托洛维奇。我们三人常常讨论历史问题，他们劝我去认识李大钊同志，不久经于树德介绍认识了他。回忆当时，他非常忙碌，从外地来同他接洽工作的人，络绎不绝，因此我见到他的机会不多，但每次他总是劝我阅读《资本论》和一些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历史的著述。在他的影响下，我于一九二五年春季，加入了国民党，李大钊和于树德两位同志是介绍人。

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李大钊同志派我去上海设法运动印度巡捕罢工。我在上海，曾同李立三和陈云两位同志接洽，但因某种原因，没有促成印度巡捕的罢工。我返回北京后，通过康托洛维奇，曾多次为第三国际发行的《国际通讯》撰稿。随后，李大钊同志和当时驻北京的苏联大使加拉罕介绍我为第三国际做地下工作。

因为我的工作关系，同李大钊同志不便经常见面，当时他和国民党要人北京大学教授李石曾的矛盾很尖锐，双方为争取国民党的一些军官而暗中斗争。但那时在北京的革命运动都是由李大钊同志领导的，他通过郭隆真同志，同北大进步师生保持联系，继续指导北大的革命斗争。

一九二六年二月初，在汉口担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电邀周鲠生、王世杰和我三人去担任外交部顾问的职务，我们到了那里不到十天，李大钊同志电促我回北京，不久即发生“三·一八”事件。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卫队对群众开枪时，我则滚向西面墙脚旁的一辆人力车底下。当我从西面的一个小胡同走出现场的时候，我的手表被一个警察抢走了。后来听说李大钊同志当时也伏倒在地，在枪声停息时，由于向东门跑的群众过分拥挤，很多人被挤倒在地上，又有被挤伤或踩死的，当时有一位年轻力壮的同志，为了保护李大钊，把他背在背上走出了广场。

李大钊同志在白色恐怖下，不顾反动派的通缉，婉言谢绝了友人劝他离开北京的劝告，继续留下领导党在北方的工作。次年四月六日，当李大钊同志在东交民巷中东铁路办事处和同志们谈话时，突然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去的武装军警逮捕。

他在狱中受尽各种严刑拷问，但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在军阀的监狱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暗中还继续指导狱外的斗争。在狱中二十多天，他对同时被捕的自己的妻女，从不提家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同志竟惨被绞死。他那种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至今还萦回在我脑海中。

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回忆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