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作人是现代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尤其在文学革命方面有不可泯灭的贡献。他后来竟堕落为日伪汉奸而为世人所不齿，真可以说是一场惨痛的悲剧。他与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相比较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新文化运动及以后一段时间里，周作人和李大钊却站在了同一战壕，曾共同致力于中国的思想改造运动，虽然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两人却有不少交谊。本文试图对李大钊和周作人作一番比较，希冀能有助于了解这两个“五四战友”是怎样走上不同道路的。
一、相识与交往
周作人于1917年6月任北大文科教授，主讲欧洲文学史。李大钊于1918年1月入北大，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在一院(即红楼)办公。
“我认识守常，是在北京大学，算来在1919年左右，即是五四的前后。其时北大红楼初盖好，图书馆是在地窖内，但图书馆主任室设在第一层，在头靠南，我们去看他便在这间房里。那时我们在红楼上课，下课后有暇即去访他。为什么呢? 《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别的都不容易找。校长蔡孑民很忙，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烦他们。……在一院即红楼的，只有图书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是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①于是他便成为李大钊办公室的常客。
其时，李大钊和周作人都已加盟《新青年》，同在一个战壕携手参加新文化运动，共同清洗封建传统文化。
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日记中记道：“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资3元。”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新青年》原本是以不谈政治为宗旨的，但现在新与旧激烈的论战、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先进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对此表达自己的意见，于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倡议另创刊物，这就是《每周评论》。周作人一直是《新青年》的热烈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李大钊这时已经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一系列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而周作人在这一时期对俄国革命也表示出极大的热情，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介绍俄国文学作品的文章，并准备到俄国去(1918年4月26日周作人日记中记道：“上午拜访蔡先生〔即蔡元培〕说明往俄事”)。他还在新诗《偶成》之二中歌颂革命后的俄国：“踏了冰踹了雪，一直往西北，在那里的旧账簿上，却可看到许多这样的事：——用通红的火一般的横行字，都在那旧账簿的末叶上记着。”对俄国革命的共同关注，又在《每周评论》这个表现政治观点的刊物里共事，周、李二人同在一条战线。
“六三”运动(1919年)中的6月5日下午，周作人在前门目睹军警冲击学生的事实，自己也在逃跑之列，回家后即于当夜写成《前门遇马队记》一文，第二天一早亲自交给李大钊，请他编进《每周评论》，7日，文章刊出。李大钊后来告诉周作人，警察所派人到编辑部来查询过该文。
李大钊参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时，周作人也正欣赏日本的新村主人，在报刊上发表不少有关新村的文章，并在北京筹划建立新村。据周作人回忆“我最初认识守常的时候，他正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有一回是他给少年中国学会介绍，叫我去演讲过一次。”②在周作人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1919年4月31日，“在守常处得少年中国学会报一本”；9月18日，“得守常寄《少年中国》三册”；12月2日，“(得)守常函，代少年中国托作文”，并在第二天即“抄旧稿，拟予《少年中国》”；12月18日，“寄《少年中国》稿一件，交守常”。1920年6月28日，“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9月1日，“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往新村”；12月12日，“邓仲懈、高君宇二君来访，属下星期为少年中国学会讲演”。
其后，李和周还共同参与发起“工读互助团”，均以空想社会主义为思想基础。发起建立工读互助团的包括李大钊、周作人、陈独秀、蔡元培等，他们的理想是希望实行半工半读达到教育与职业合一，走“不流血”的经济革命的道路，其空想成分是极为浓厚的。李大钊参与工读互助团的活动是众所周知的，周作人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在他的日记中也有不少记载：1919年12月10日，“四时半至守常处，赴工读互助团会”；1920年1月24日，“下午至工读互助团赴谈话会”；2月28日，“下午至工读互助团闲话”；2月29日，“下午至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赴会”；3月27日，“(得)工读第二组函”；4月6日，“得工读三组函”等等。两人志趣相投，关系也非比寻常。
1918年下半年之后，李大钊开始致力于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局势也日渐紧张，“我便逐渐少与他闲谈的机会，图书馆主任室里不大能够找到他了。”③1923年1月，在李大钊应邀去汉口讲演之前，应胡小石的嘱托，写信邀请周作人和正在北京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去汉口。但其时，因“剧评事件”的争论，周作人和爱罗先珂均未前往。不久爱罗先珂也离开了中国。
此后周作人与李大钊的联系基本上中断，李大钊这时已成为北方共产党的领袖，忙于开展各项革命活动。周作人此时在孔德学校兼课，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也在该校读书，周作人只能从李葆华那里得到一些李大钊的消息。有一次，一个学生找周，说他已参加共产党，请周从李大钊那里帮他找点事做，可见当时的学生也知道周作人与李大钊关系的密切，但实际上两人已开始走向不同的道路。
二、 故人之情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等在苏联大使馆被捕，周作人日记中写道：“4月6日，植树节，骆群同人至海甸旅行，在士远(即沈士远，北大教授)处午餐，下午回城。次日知守常被捕，4月28日与张挹兰等被执行死刑。”自李大钊与周作人相识以来，周对李大钊一直怀有极大的敬佩。而现在淡漠的周作人在凉静中也感受到极大的震动。植树节(即清明节)与周作人同到沈士远家的还有李葆华。4月6日，李葆华住在沈家，没有回城。4月7日，沈尹默电告沈士远要藏好守常的儿子。两星期后，周作人将李葆华带进城里，住在自己家中。李大钊牺牲后，李葆华仍在周作人家中。周与沈尹默商量怎样将这不幸告诉他。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尹默来了之后，大家商量一番，让他说话，先来安慰几句，如说令尊为主义而牺牲，本是预先有觉悟的。及至说了，乃等于没有说，因为他(指李葆华——笔者)的镇定有觉悟，远在说话人之上，听了之后又仔细看报，默然退去。守常的儿子以后住在我家有一个多月，后由尹默为经营，化名为杨震，送往日本留学……。”④这段记载，笔者得到健在的李葆华先生的证实。
李大钊为主义而牺牲，更增添了周作人对李大钊的敬仰之情。当日本在中国的喉舌《顺天时报》向烈士英灵大泼污水的时候，周作人挺身而出，发表一系列文章予以迎头痛击。《顺天时报》说李大钊等不甘淡泊，“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绝命于绞首台上，还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还“奉劝同胞，在此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轻举妄动吧!”周作人接连写了《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等文声，指出李大钊的“以身殉主义”，并无悔恨可言，其价值也正在于此，即实行“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古训。“《顺天时报》上登载过李大钊身后萧条等的新闻，但那篇短评上又有什么如肯甘淡泊，不作非份之想等语。我要请问日本人，你何以知道他是不肯自甘淡泊，是作非份之想?如自己的报上记载的是事实，那么身后萧条是淡泊的证据，还是不甘淡泊的证据呢?”⑤
1933年，北平学界和中共地下党发起公葬李大钊灵柩于万安公墓，周作人捐款20元，送去花圈一个，奠礼10元，并参加了宣外下斜街浙寺的公祭。
周作人一直关心着李大钊遗著的出版。1932年8月26口，他就李大钊家属因境况窘困要求出售遗书一事写信给胡适：“孟邻(蒋梦麟，时为北大校长)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寄赠图书馆以作纪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⑥1933年4月，他又写信给曹聚仁：“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辑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惟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以刊印否?”当时周作人还有请老友们为烈士遗文题跋的计划，此信所提李大钊从侄当指李乐光(中共地下党员)。同年，李乐光被捕，被捕前其岳母将文集交李大钊长女李星华，李星华交给周作人保存。1934年春，周作人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全稿系守常族侄所干，历时甚久，交稿来后不数日即被捕，大约要关十余年云，因此此稿由鄙人负保管之责，时以为念。如能早日成书，则大上演矣。”周作人将遗稿第一、二部分送到上海，由鲁迅写题记，于1939年4月北新书局出版，但出版后即遭当局查禁。而第三、四部分一直保存在周作人手中，直到解放以后，周作人之子周丰一亲手将第三、四部分交给李乐光同志，在此基础上，经进一步编选，于1959年出版了《李大钊选集》。
周作人对李大钊遗属照顾颇多。1933年李夫人赵纫兰在烈士公葬后不久病故，在周作人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6月7日，“下午四时半往孟邻处，于永兹、张申府、王含之、幼渔、川岛均来，会谈守常子女教养事。”在周作人的帮助下，李星华入孔德学校半工半读。1939年8月，星华带弟弟光华从老家来到北平(时北平已沦陷)，周作人安排她在伪北大的会计室当出纳员。1940年星华又带光华和一个三岁的孩子去延安，临行前，经周作人帮助，预支了两个月的薪水作路费，并办了出北平必需的“良民证”。
1938年12月23日，周作人的日记中记道：“下午得炎华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殁，终日不愉。”周作人对炎华的帮助也不少，炎华和她的爱人侯辅庭来到北平，周曾寄钱给他们救急，后又将卖给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李大钊遗书所得的120元分给她一半，余下的一半送给星华和光华。侯辅庭是共产党员，周作人肯定知道，但他还是在伪北大给侯找了一份工作。不久，侯辅庭回冀东打游击，临行前写信给周，拜托他关照他的家人。后来，侯再来北平，曾被内六区所属派出所传讯，也是经周作人的帮助才取得保释的。⑦
三、同路与歧途——烈士与叛徒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以来思想界的大激荡时期，为拯救国家民族危亡而焦虑不安的知识分子们，历经满清灭亡、民国方兴，以及接踵而来的政坛倾轧、社会堕落、军阀混战、外敌侵躏等等事件之后，企盼找到一种新的思想以解决中国的难题。
正如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传》中认为的那样，周作人在五四以后和大革命以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李大钊走得特别相近，他们在思想上，尤其在关于中国的出路问题上，他们所设想的道路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可以这么概括，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俩人在哲学观点上都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在政治见解上都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李大钊所投身的“少年中国”学会，周作人欣赏的“新村主义”和他们共同参与“工读互助团”，无不体现出当时他们共同的追求与企盼。
1918—1920年中国的思想界是比较混乱的，仅社会主义而言，“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以及合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中还有什么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蜂拥而来。”⑧这是适应当时流行的反封建专制的“个性解放”而产生的——广大的青年们正追求一种全新的生活，尽管这种生活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1919年7月，即五四运动后不久，周作人到东京去接家眷。7月7日至11日，周作人访问了日本“新村”所在地石河内村。日本的“新村”是1918年由日本著名作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创建的，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基地。周作人早在留学日本时即已对克鲁泡特金以“互助论”为中心的无政府共产主义颇感兴趣，这一年的4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次访问使他更具体地看到了日本“新村”的模式。在这里他体验到一种“人类之爱”，“新村的空气中，便只充满这爱，所以令人融醉，几于忘返，这真可谓不奇的奇绩了。”⑨此次日本之行对周作人来说影响不可谓不大：“我此次旅行，虽不能说有什么所得，但思想上因此扫除了阴暗的影，对于自己的思想，增加了若干的勇气。”⑩所以他一回到中国，立即便成为中国新村运动的鼓吹者和组织者，他不但到处发表演说，而且写了不少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章，如《访日本新村记》、《新村的精神》、《新村运动的解说——对胡适先生的演说》、《“工学主义”与新村的讨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等等。周作人所欣赏的新村理想“简单的说一句话，是人的生活”11，即“和谐”、“互助”、“独立”、“自由”，是“物质”与“精神”、“灵”与“肉”的调和统一。一直以个性解放为目标的周作人此时似乎找到了更先进的思想武器。
此时的李大钊呢，他在历经数度忧患之后，终于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俄国十月革命和它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1918年下半年始李大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俄国革命，并逐步转向共产主义。但是就像那时所有的新思想的鼓吹者们一样，每一个人总脱不了自己旧思想的影响，在新思想中仍掺杂着旧思想的阴影。李大钊也绝不例外。在这一时期内，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里还有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调和论”的思维基础使他循着一条温和的、人道主义的思路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的主流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其次应当是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他这一时期的文章中几乎随处可见，即使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仍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他说：“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思想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颇。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倾向”，“克氏(克鲁泡特金)所谓真正的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他明确地指出：“我们主张的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的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简单地说即是以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经济、以互助改造精神。由此可见，李大钊此时的思想中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色彩还是比较浓厚的。
李大钊和周作人，这两个在行为道德上都很传统的朋友，现在在言论思想上又有了某种共鸣。可以说他们走到了同一条路上。李大钊此时所表达的观点直到多年以后(1926年)，周作人对此仍深信不疑，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并无什么冲突，因为互助实在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方法。”12可是为什么走过不同道路的两个人现在在思想上却是如此的接近呢?这自然与当时国内的大气候是分不开的。帝制彻底垮台之后，随即到来的是军阀割据与混战，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对民主共和的希望化为泡影，他们企图寻找出一条行施有效的道路，求得国家的统一、和平；同时，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清算，导致对旧的思想体系的失落，结果是各种新思想的不断涌现。这是大环境。从他们个人方面来说，我以为：
李大钊和周作人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那种比较稳健的人物。李大钊行为道德正如鲁迅所说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有些儒雅，有些朴直，也有些凡俗”。13周作人的个性更是温和有加，不愠不怒，悠闲地喝茶，写起文章也是不快不慢娓娓道来。他们两人的性格很明显地带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色。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性格的背后还隐藏着传统的思想背景：倾注于伦理道德的修养——儒家的精华。不论是新村主义还是互助论都和儒家理想的大同世界有某种相通之处。周作人曾经明确承认：“新村”的理想世界就是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14，而道德改革正是“新村”运动的“一种特色与实效”。李大钊虽然没有像周作人那样公开表达这一观点，但是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道德改革，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写道：“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刬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所以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仍然要用“互助”来强调精神改造的重要和必要。也就是说，在他们两人身上都带有传统的道德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的基础，这是他们两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契合点。还有一点似乎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即周作人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一直抱有友好的态度，这与他对空想社会主义的信仰是一致的。他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甚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持着良好的战友关系；在他鼓吹新村运动的时候，在湖南开展新村建设的毛泽东曾经访问过他(周作人日记，1920年4月7日载：“毛泽东君来访。”)；他与邓中夏、高君宇等李大钊身边的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关系也很好；他曾明确地说：“我相信现在稍有知识的人(非所谓知识阶级)当无不赞成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15。尤其李大钊为主义而光荣献身之后，周作人对共产主义者那种自我牺牲精神更加钦佩，而要挺身为李大钊辩护，但这种钦佩只是对共产党人人格的敬仰，而并不意味着周作人对共产主义的赞同，分歧早已开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实在是一瓶浓烈的酒精，它考验每一个人。李大钊和一大批共产党人为他们的主义悲壮地牺牲，在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有人退缩了，周作人正是这一类，尽管他并不是共产党人。他发表《闭门读书论》，转向中国传统的“杂学”上去了，“流氓鬼”在渐渐消失，“绅士鬼”占了上风，并且从此走向“苦雨斋”，过他的隐士生活。周作人与李大钊“相知”的那一段时间里，李大钊正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立场向共产主义转变，他的思想还带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东西，此后不久，他逐步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残渣，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此周作人与李大钊的“相知”是短暂的，周作人也没有在此基础之上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相反，而是走向了共产主义的对立面。其实，这种转变倒并不全是大革命失败带来的结果，这与周作人本身的思想立场有密切的关系。周作人在五四运动以后，并不像李大钊那样更进一步地考察中国的现实社会，提出更切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途径，而是仍然关在书斋里清理自己的思想，结果是他“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放弃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只是适应形势的发展，作了适当的调整：他摒弃了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思想中最激进的部分——空想社会主义，而其他方面则继续保留与发展……他的思想始终停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水平上，逐渐落后于整个民族革命实践和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16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根本上是与马克思相对立的，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取得短暂的联合，可是很快这种联合就走向分裂，早期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正是如此(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内无政府主义的分裂)。周作人说：“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17他完全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由此看来，李大钊和周作人——两个曾经相知的朋友迟早都会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一个为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个却躲在书斋里做着“出世”的梦而最后作了“入世”的叛徒。
五四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曾经组成过一个庞大的阵容，共同打击腐朽的传统文化，进行思想启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和其他偶然与必然的因素，曾经在一条战线的战友便逐步走向分裂。李大钊和周作人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尽管李大钊过早地牺牲了，而周作人却经历了以后更多的历史事件，但分裂已在李大钊牺牲之前就已开始。李大钊牺牲之后，周作人更进一步走向没落，开始了他的悲剧旅程。
注：
①②③ 《周作人回忆录》，第44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 同上，第445——446页。
⑤ 周作人： 《谈虎集·日本人的好意》，见《周作人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⑥ 周作人：《致胡适书(1932年8月26日)》，收入《胡适往来书信选》。
⑦ 贾芝：《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⑧ 丁守和：《中国现代史论》，第1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⑨⑩ 周作人：《访日本新村》。
11 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村的理想与实际》。
12 15 周作人：《谈虎集·外行的按语》。
13 鲁迅：《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 周作人：《新村的精神》。
16 钱理群：《周作人传》，第18——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 周作人：《谈虎集·北河沿通信》。《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作者：周即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