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李大钊和蔡元培都是占有重要地位、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人物。

李大钊(1889――1927)，出生于河北乐亭，少时在原籍和天津求学，继曾留学日本；蔡元培(1868――1940)，成长于浙江绍兴，早年在家乡治举业，曾官清末翰林，后留学德法。两人原本互不相识，了无瓜葛。但巧合的是，两人均于1916年中断国外留学生活，先后回到国内。1917年，他们在北京一见如故，建立起日益密切的交往，并相继进人北京大学任职。在振兴学术教育，培养知识人才，传播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促成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等伟大的斗争中，真诚地合作共事，建立了两位伟大人物一生的诚挚友谊。

一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京与李大钊结识，并于同年11月聘请李大钊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从而开始了两位伟大人物的合作共事。

李大钊于1916年5月由日本回国，不久即应汤化龙之约，主编《晨钟报》，未及一月辞职，继同高一涵等人编辑《宪法公言》，后又与章士钊一起，创办《甲寅》日刊。在北京，他与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名人，频繁交往，寻找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以便实现自己的救国政见和理想。1916年12月，蔡元培“来京就北京大学校长任”，政学会为蔡举行欢迎会，蔡应邀出席并“演说欧洲战争所以持久之原因”。李大钊亲临斯会，听到了蔡的演说，认为其论“美”与“高”，“尤为精辟”，遂摘录揭于《言治》季刊①。翌年4月，李大钊“曾以亚细亚学会名义②，组织过一次讲演会”，“地点在当时有名的湖南会馆，邀请的讲演者有蔡孑民(元培)、陈仲甫(独秀)、章行严(士钊)、李石曾、张继等人”，“蔡元培讲的最生动”，“博得了听众的好评”③。李大钊于此时组织如此规模盛大的讲演会，邀请如此众多的名流到会讲演，目的就在于探求救国的良策和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些活动中，他与蔡元培一见如故，很快建立了交往，为他进入北京大学任职铺设了道路，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最光辉的时期。

众所周知，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是经章士钊推荐的，表面看来，事情很是简单，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当时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人才尚属不多，但以蔡元培已从事教育事业多年，又有民国教育总长的经历，其门生弟子、至友同窗之中，不乏有人，如果要选聘一名北大图书馆主任，自然是没有困难的。然而，蔡元培欣然接受了章士钊的推荐，选聘了李大钊，其中有其不可忽视的原因。关于蔡元培决定选聘李大钊的原因，章士钊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得很清楚。他说：“一九一八(七)年，吾入北京大学讲逻辑，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④。其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而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⑤这里，明显地说明，李大钊之受聘北大图书馆主任，校长蔡元培、学长陈独秀的“皆推重”乃是关键的所在。也就是说，是蔡元培认为李大钊有真才实学，堪负重任，才决定聘用的。

如上所述，李蔡两人在1916年之前从未谋面，彼此了无瓜葛，如是则李大钊何以能够博得饱经阅历的蔡元培异其才识，进而“推重”其人呢?我以为原因在于他们在交往过程中，已经注意到彼此在一些问题上，有大体相同的认识基础，因为见解的基本一致，使他们一见如故，结为知音。

李蔡两人第一点大体相同的认识，是他们都主张教育救国。

在1913年6月出版的《言治》月刊第3期上，李大钊发表过《裁都督横议》和《论民权之旁落》两文。这两篇文章，阐述了裁撤都督的必要性和具体办法，进而便提出了为防政府专横腐败，求政治改良，应从振兴国民教育入手的主张。他说：“黎庶之患，不患无护权之政制，患在无享权之能力”。“凡民力之不能受其权者，则其权必归于旁落”，使“民力既厚，权自归焉。”其意思是说，只有使国民具备了相应的文化知识和民主意识之后，他们才有可能对政府的举措臧否，进行监督，真正享用国民的权利。因此，他大声疾呼：“所望仁人君子，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之后，其效可观”，惟此才是所关至巨的“培根固本之图”⑥。在当时的舆论界及大部分议员中，多认为“立宪开国会”，以及，成立所谓表达“民意”的团体，可以防止当时政府的日愈专横腐败，而李大钊却明确提出，惟有振兴国民教育，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李大钊这一主张，在1917年4月时，又一次提了出来。如在《美与高》一文中，他指出说：“吾民族特性，依自然感化之理考之，则南富于‘美’，北富于‘高’。今而湮没不彰者，殆教育感化之力有未及，非江山之负吾人，实吾人之负江山耳。”又指出欲使我民族成为“美与高”之民族，则“今之教育家、文学家、美术家、思想家感化牖育之责，而个人之努力向上，不容有所怠荒也矣！”⑦这是李大钊关于振兴国民教育，主张教育救国的再一次公开表示。

蔡元培很早就是一位教育救国的主张者。他原是清末翰林院庶吉士，因目睹戊戌变法的失败，从中得到了教训。“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⑧于是他毅然弃官归里，兴办教育，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民国政府建立后，他出任教育总长，锐意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制定和推行民主主义的教育制度和方针，是一位坚决主张和努力实践教育救国的著名人物。这是他们思想认识上的第一个基本相同点。

第二，对于学术研究，他们都主张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兼容并包”主张时，多认为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所提出的办学方针，是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以至“兼容并包”作为一种学术主张，成了蔡元培独具的特征。但是，并没有注意到，李大钊对于繁荣学术研究，也是极为主张实行“兼容并包”的。

蔡元培关于“兼容并包”的主张，系统地见诸文字最早出自他1919年3月“致林琴南函”中，所谓“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⑨。蔡元培长北大时期，把此项“主义”付诸实践，培养了一代人才，使北京大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兼容并包”主张的历史意义，值得充分肯定。

李大钊关于“兼容并包”主张，最早见诸文字是在1913年3月出版的《言治》月刊第1号。这一期的《本刊宣言》中，述其宗旨说：本刊“凡所论列，一以同人自由研究之所得，为独立之发表。苟其说持之有故而言成理，则兼收并包，无所于排，循是以往”。这篇“宣言”虽署名郁嶷，但我以为，作为阐明刊物的宗旨而发表，李大钊与郁嶷同为编辑部长，共同主办这一刊物，不论署了谁的名字，都是主办者的共同主张，因而它也是李大钊思想的体现。而且这篇“宣言”中，还阐明了他们所以主张“兼收并包”，是为了使“从学之士，各抒天禀，交攻互证”，通过自由讨论，求达于“理精”，明显反映了李大钊当时的思想风格。这且不说，在1917年4月时，李大钊在《真理之权威》一文中，再一次表示了他的这种主张。他说：“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古往今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也。……平情论之，社会之进演、进步与秩序宜并重之。即高悬理想与俯就社会之言论，亦当兼容互需，而不可有所偏废”⑩。此处的“兼容互需”与前面的“兼收并包”是同一个意思，都是允许不同观点，展开讨论，目的在于使“学术发达”、“政治昌明”，“求达于真理”。这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主张，基本是相同的。而且，李大钊关于“兼收并包”主张的提出，并不晚于蔡元培。这是他们的又一个大体相同的认识。

第三，他们都想通过在北京大学的任职，传播革命思想。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孙中山曾支持说：“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先生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11。蔡元培在其致友人信中也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12表明了他长北大，有着传播革命思想的愿望。对于李大钊进入北大任职，章士钊曾指出说：“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13所谓“发踪指示”，其意也就是传播革命思想，推进北方的民主运动。后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指导北京学生的革命进步社团活动，倡导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等，更加证明了这一点。他们都是想通过在北大的任职，传播革命思想，培育革新人才，这是他们的第三点大体相同的认识。因为有这些大体相同的认识基础，自然李大钊钦佩蔡元培，蔡元培推重李大钊，彼此莫逆于心，结成密切的友谊，通过在北大的合作共事，实现他们救国醒民的理想抱负。

二

李大钊于1918年1月正式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改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同年10月，以教授资格，被推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1922年12月，辞图书馆主任职，改任校长室秘书，协助蔡元培处理日常校务，参与校务管理的重大决策。李蔡两人真诚地合作共事，对北京大学的发展变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李大钊无愧于蔡元培的推重，他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不久，就对图书馆工作的性质与作用，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看法。他说：“现在图书馆已经不是藏书的地方，而为教育的机关”，“和教授法有密切关系”。“教授法若是改变，那么图书馆也不能不变。”还说，增加复本图书、实行开架借阅，是现在“图书馆的新趋势”。同时，还强调，图书馆应聘用助教，“这班助教不必到课堂讲课，只在图书馆搜罗书籍供学生参考”，“以鼓励研究的兴趣”14。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对北大图书馆工作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制订了各项工作规章，建立了检索目录，设置了管理与服务的机构，购置了大量新书。自1918年至1923年5年间，购进新书4万多册，其中除了属于近代新知识图书外，有相当数量的马列著作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图书。如有德文版《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日文版的《资本论》、《资本论大纲》；英文版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等等15。

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5年，使北大图书馆工作加强了科学管理，提高了服务水平，在提供科学文化知识，传播新思想和马列主义中，充分显示了巨大作用，基本上实现了由封建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因而在国内外引起注目，国外图书馆界称李大钊“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16。

北大图书馆的深刻变化，令蔡元培喜出望外，因而他更加推重李大钊。于是在1920年7月，北大评议会召开特别会，“全体通过”，李大钊“改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李大钊与蔡元培，都是“兼容并包”的主张者。他们的“兼容并包”主张基本倾向，明显地是以支持新派人物，促进新思想传播，适应革新需要为出发点的。因而，他们在北大的合作共事，必然有利于促进新文化、新观念的创行，必然对北京大学成为文学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产生催生的作用。在这三个相互关联的伟大运动中，都可看到他们各自的贡献，这种贡献正是他们真诚合作共事的结晶。

文学革命运动以废文言文倡白话文，批旧礼教倡新道德为主要内容，陈独秀、胡适是这一运动的倡导人物。蔡元培对这一运动是十分支持的。他当时就说：“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工夫，这是何苦来?”，“所以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17其态度十分鲜明。李大钊在文学革命运动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1918年7月，他在《言治》季刊第3期上发表了胡适的《美国的妇人》一文，并在该文后附识数语，说“适之先生这篇演稿写成，持以示我，谓将寄登某杂志。我读之，爱不忍释。因商之适之先生，在本杂志发表。”“以扩充通欲文学的范围”，“为本志开一名家讲坛的先例”18。1965年有人清理档案资料时，曾在胡适的藏书中发现有“李大钊”署名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经李星华、贾芝芝鉴定和考证，确认是李大钊同志的手稿，写作时间当在一九一八年”19。此稿见于胡适藏书之中，更加证明其时李大钊已加入了倡导文学革命的行列。不惟如此，他还对文学革命运动的方向，进行正确的引导，指出：“仅仅使用白话写出的作品”，还“算不得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应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20为文学革命运动指出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李大钊进入北大不久，就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工作，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张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以彻底地不妥协的态度，投身新文化运动。由于有许多具有革新思想的知名学者，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使批判孔孟，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道德和个性解放，逐步发展成为社会的运动。复古守旧势力，对此极为恐惧和仇视，百般图谋报复，于是攻讦的议论，中伤的谣言，纷至沓来，他们把陈独秀、胡适看作是造成这一运动的罪魁祸首，而蔡元培则应负最后之责，所以他们叫嚷要撤换北大校长，驱除陈胡。自称清室遗民的林琴南，带头发难，先后抛出影射小说《荆生》、《妖梦》，攻击新派人物。《荆生》小说，梦想有一个“伟丈夫”(影北洋政府徐树铮)出来，把田其美(影陈独秀)、狄莫(影胡适)和金心异(影钱玄同)等，狠狠教训一顿。并妄图以此为北洋政府出谋献计，借军阀的屠刀，加害新派人物，扼杀新文化运动。

面对林琴南等人的恫吓，李大钊毫不后退，立即写出了《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对林琴南等人的鬼蜮伎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驳斥，进而凛然无畏地宣称：“我今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病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如果“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21。

但是，林琴南并不就此善罢甘休，又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信，攻击新文化运动是“尽反常轨，侈为不径之谈”；指责北京大学“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文字”；认为白话文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甚至使用“人头畜鸣”的骂人语言，进行人身攻击。蔡元培立即作出反应，公开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针对林琴南对北大的攻击，逐条作了驳斥。同时，进一步申述了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明确指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22蔡元培对林琴南作出这等义正词严的驳复，对北大以及所有新派来说，无疑是有力的支持和鼓舞，尤其是他允许“过激之论”存在，证明了他与李大钊等新派人物合作共事是极为真诚的。

在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带动下，新派人物奋力反击，各地报刊也纷纷载文支持新派，使复古守旧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新文化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李蔡两人的友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五四运动于1919年在北京爆发，与新派人物，特别是北大新派人物中的骨干分子，有着直接的关系。

蔡元培对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深感不安。5月2日，他曾召集一百余名北大学生代表开会。会上，“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23。5月3日，他得知北京政府已密电巴黎，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后，立即转告了坚持反日立场的北大学生，于是有了5月4日爱国示威游行之举。蔡元培是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的。

早在巴黎“和会”刚刚召开的日子里，李大钊就密切注视着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1919年2月，他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文中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24。这在当时，对于提高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在《秘密外交》一文中，他又指出：“世间一切罪恶，都包藏在秘密中间，罪恶是秘密的内容，秘密是罪恶的渊薮。我们若想禁绝罪恶，必须揭破秘密。”“中日两国的人民，应该要求两国政府立时将从前所立的密约在平和会议公布废止。不可听两国军阀在那秘密里作鬼，惹起世界的猜疑，留下扰乱平和的种子。”25呼吁中日两国人民起来反对两国政府的秘密外交，把人们的关注目光，引向了正在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

为密切配合政治斗争，进行宣传鼓动，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人还创办了《每周评论》。《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以大量文字揭露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活动，以及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和俄、德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等。五四运动爆发后，它旗帜鲜明地站在运动的前面，连续报道、评论人民群众的爱国行动，激励他们发挥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性。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李大钊5月18日发表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文章向人们指出：“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仅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承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26在五四运动尚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像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提出民族自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只有李大钊一人。

当青年学生被捕后，李大钊与蔡元培一起参与营救活动。学生被释放后，蔡元培因受军阀政府的胁迫，于5月9日辞职出校，于是爱国运动，又加上了“挽蔡”斗争的内容。李大钊于5月9日当晚即参加了北大评议会和教授会召开的联席会议，讨论挽留蔡校长办法，会上全体议决：“务期挽回蔡校长而后已”27。随后，又作为北大教职员代表之一，于5月10日同马叙伦、马寅初等人到教育部请愿，申明“北京大学各教职员之意，如不能挽回蔡校长，亦决定总辞职。”28以极其鲜明的态度，坚定“挽蔡”，直至取得斗争的胜利。

1922年时，黎元洪受直系军阀的支使，再次出任大总统，“尔时教育总长尚未定人，各方希望以蔡元培充任，畀李(大钊)次席。蔡李皆不肯就，改荐汤尔和以自代。中间高恩洪兼署教长，曾力请李继任女师大校长，李亦谢绝”29，仍愿同蔡元培合作共事于北大。两人的友谊与真诚合作共事，经受了考验。

同年12月，李大钊辞图书馆主任职，改任校长室秘书，与蔡元培朝夕相处，直接参与校务决策和日常管理工作。在他任校长室秘书不满两个月时，即到了1923年1月，蔡元培为保全人格，决心与践踏司法、蹂躏人权的教育总长彭允彝誓不两立，“呈请大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17日起，“不再到校办事”30。次日，李大钊即同马裕藻、朱希祖等人提议召开评议会特别会议，商讨维持校务的应急办法，议决由王星拱、陈星侬、马幼渔三人以评议会名义暂理校务。接着又与蒋梦麟、马叙伦等21人联名发起，以北大全体教职员名义上书大总统：“请予罢免教育总长彭允彝，并乞慰留校长蔡元培，以维持教育而弭学潮”31。蔡元培因“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同流合污之苟安”，遂决心“奉身而退”。但其辞职并未获准，便请蒋梦麟代理校务32，于7月下旬再次出国。此后4年时间里，李大钊作为校长室秘书，实际上是和蒋梦麟一起共事。关于这几年的艰难情形，从当时北大评议会“致蔡元培函”中，可略知一二。信中说：“本校经费，积欠已达十五阅月之久，最近三数月，校费之枯竭，尤为历来所无。所以本校目前最大困难，仍是经费问题。现时本校同人之恐慌，亦即在此”33。其时，蒋、李二人维持校务之艰难，于此不难想见。

北大评议会的这一信函，是敦请蔡元培回校解决经费困难的。信中说：“俄国庚子赔款，为数甚巨，大可接济北京国立诸校，俄国使署近易较前容易接洽，先生为俄款委员会之委员长，如能及时北来，进行此款，益以蒋梦麟先生及其他本校同人之辅助，大概可望成功。”34但蔡元培因患胃病，不能回校，处理俄国庚子赔款用于教育事，就由李大钊代理进行了。经过反复的交涉，终于使部分俄款用于九校经费，为九校解决了眉急。所谓“年来国立九校之得俄款救济，李(指李大钊)从中干旋之功居多”35，即指此事而言。

蔡元培这一次离开北大，出国考察，原定请假一年，计划于次年暑假前返校。蒋梦麟和李大钊夙兴夜寐、含辛茹苦地支撑着北大校务，期待着蔡元培的归来。但遗憾的是，蔡元培没有如期返校，后虽于1926年2月回到上海，又因南北交通阻塞，北京政局日非一日，未再北上。李蔡两人再也未能会面，诚人间一大憾事。然而，他们毕竟相处有年，李大钊的温文尔雅、无私奉献的为人，早为蔡元培所感佩。李大钊作教授时，经常帮助穷苦的学生，“当时他每月一百二十元的薪水，就有一多半接济了贫寒的青年”学生。“蔡元培看他一心想的是天下寒士，不顾自己，就告诉会计，发薪水时先把他的家庭日用扣下来，以免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36。李、蔡之间的友谊之情，的确十分感人。

三

李大钊与蔡元培，在思想认识上也有不同之处，也有不能合作的地方，特别是在五四以后，如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两人就截然不同。

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逐步明确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早的、最伟大的倡导者和指导者。在中国培育了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是在他的倡导下组织成立的。《新青年》6卷5号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是由他主编的。《国民》杂志自2卷1号起，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刊登李泽彰译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是经他指导的。特别是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系统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就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的非难”与“疑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行反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他还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针对胡适把提倡主义的人，一概视为空谈与脱离实际的错误观点，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37。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广泛传播，拓宽了道路。

对于在中国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宣传，蔡元培持赞成和支持态度。1921年11月，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行正式成立会时，他不仅“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了简短扼要的讲话”，成立以后需要活动场所，蔡先生又同意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38。后来，李季撰写《马克思传》一书，蔡元培为之写了序文，认为在中国出版“马克思传亦为当务之急”39。但是，蔡元培始终未能以科学态度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他只是叩拜过马克思主义的大门，却从未迈进门槛。因而，他虽然宣称：“共产主义，为余素所服膺者”，但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于中国”40；他赞成支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却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学术事业对待，认为“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信仰马克思”41。表明蔡、李二人在政治态度、政治信仰上有根本的不同。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友谊，仍然是坚贞不渝的。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悍然逮捕了李大钊等革命者。在监狱中，在法庭上，李大钊坚贞不屈，从容镇定，对其一生的政治态度，革命活动直言不讳，大义 凛然地宣称“负其全责”，但望对一起被捕的爱国革命青年，“不事株连”。在严峻的生死关头，他表现出了共产主义者的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舍己救人的伟大崇高人格。当李大钊被捕之后，各界人士和团体，立即积极进行营救，谴责反动军阀的罪恶行径。但凶残卑怯的反动军阀，竟不顾社会广大舆论的反对，于4月28日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一起杀害。

李大钊牺牲后，北师大教授白眉初等人为其主持了殡殓，并发起抚恤募捐。这次捐募先是在北京进行，后又到杭州进行。时在杭州的蔡元培，也“慷慨认捐了”。适时，“刚刚在国民党清党之后，全国各地已经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士很多”，“就在杭州市那时也还是杀气腾腾的”42。蔡元培此刻，已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尚能以“慷慨认捐”来表示他对李大钊的哀悼之情及对其遗属慰问之意，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四?一二”政变后，蔡元培针对蒋介石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的暴行，写出了《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一文，谓“总理的盛德丰功”，也在“不嗜杀人的一点”。“同志中以遵奉总理遗教而完成统一事业自任者，对于此点，亦不可不加以注意啊”43!对蒋介石的屠杀暴行，表示了强烈不满。1928年10月，蔡又以“去志早决，义无返顾”的坚决态度，连提四次辞呈，请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代理司法部长本兼各职，携眷离开南京，定居上海，表示不愿与蒋介石政府继续合作”。1932年底，又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织民权保障同盟，致力于营救被捕的革命进步人士，为进步、正义事业奋斗到最后的一息。

1934年1月10日、11日的香港《平民日报》，曾刊有《辽海梦回室笔记选录》一文，内有题为《蒋中正与四老之离合》一段文章，详细评论了蒋介石与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的关系。文中说：“蔡元培与蒋本无渊源。清党时以监委资格署名劾共(产)党分子，始由吴稚晖介绍找蒋长谈”，“因其与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称为至交，故吴稚晖乃思利用其地位名望，以压倒共(产)党”。这张报纸现存于蔡元培保存下来的剪报之中，为蔡曾经阅过，并且对文中凡认为属不实之处，写有多处旁批更正。如对文中“二十年冬，蒋受粤迫胁下野，阴遣陈立夫率中央政校、军校生去捣乱。蔡受各方推重，有出任艰巨意，时有传其欲自为主席者”的一段话，蔡写有更正曰：“当时并无出任艰巨意”、“军校生事在十七年冬”等语，而对其“与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称为至交”的话，未予否认，于此显然可见，李蔡之间确曾过从甚密，有过不寻常的友谊之情。

注：

①⑥⑦⑩17 18 20 23 24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404、42――43、407、447、576、581、661、609、64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此处的“亚细亚学会”系“神州学会”之误，蔡元培此次讲演的题目为《以美育代宗教说》。

③⑤13 42 《回忆李大钊》，第62、144、145、11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 章士钊在北京大学授逻辑学，见于《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15日以前，1918年1月辞职。

⑧ 《蔡元培口述传略》，见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251页，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

⑨⑩16 21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出版，第271、26、357、271页。

11 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见罗著《逝者如斯集》，第55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14 19 25 37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167、164、13、36页。

15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月26日，3月19日、22日。

22 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见北京《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67页。

26 《美国大百科全书》，第333页。

27 31 北京大学档案馆藏《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

28 《晨报》，1919年5月11日。

29 35 《世界日报》，1927年4月10日。

30 32 《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10、309、334页。

33 34 39 《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70、362页。

36 《李大钊传》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8 许德珩：《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见《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40 41 《蔡元培政治论著》，第257、34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3 蔡元培手迹影印件，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44 《申报》1928年10月3日、4日。《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作者:王世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