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兴办教育的知名人士孙洪伊，在反对袁世凯复辟专制、拥护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及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与李大钊有过深厚的交往，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李大钊都曾得到过孙洪伊的关怀、支持，孙洪伊更得到李大钊的信任、鼓励，俩人结下了互敬互重的深厚友谊。

一

孙洪伊字伯兰，祖籍浙江绍兴，后定居天津北仓，生于1872年，比李大钊大17岁。祖辈经营粮油致富，兼有数十顷土地。孙自幼师从于名儒蒋冶亭等门下，饱读经史，有相当的国学根底，中过秀才。从1902年起，大力捐资办学，由于成绩卓著而成为天津近代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并被推选为直隶省咨议局议员，由于多次领衔请愿而名望四传。他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篡权称帝，当过段祺瑞内阁的反对派。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时曾被任为内阁总长及高级顾问，为促进国共合作而竭尽全力。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被蒋介石政府通缉逮捕。1936年病故，经友人资助，葬于杭州九溪十八涧徐村之小山上，与民主革命先驱秋瑾墓隔丘相望。

二

青年时期的孙洪伊血气方刚，性情豪爽，喜交游，好仗义，目睹国穷民困的社会景象，很想寻求一条振兴民族之道。1900年他28岁那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天津的北仓一带也遭受侵略者的洗劫，孙洪伊的弟弟死于战乱，祖遗家产、住房、粮油作坊等也大部被毁。他目睹此景，痛心疾首，更坚定了救国之志，于是说服父亲，变卖了一部分土地，捐资办学。他认为“改革国家，必自培养人才始；培植人才，尤必自振兴教育始”①。从1902年开始，孙洪伊在天津先后自办了四新小学、北仓小学，又与其妹婿一起创办了电报学校，和社会著名人士蒋冶亭、温世霖等合资创办了普育女学、河东中学，后又捐资于李大钊就读的天津北洋法政学校等②，因而，成为天津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据近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说，他“很有爱国思想，大力捐资新办教育，颇受地方人士推重”③。早年出版的《河北月刊》颂扬他说，“津邑教育之振兴，公实为先导”④。总之，孙洪伊为天津近代教育之兴起作出不少贡献，也博得了李大钊对他的尊重，奠下了彼此深交信任的基础。

1906年，全国反对封建专制的立宪活动一浪高过一浪，清政府被迫宣布立宪，准备期定为9年，这实际上是为缓和舆论制造的一个骗局。但孙洪伊也就此被推选为直隶省咨议局议员。孙多次发起和组织请愿活动，反对清政府9年立宪的骗局，得到全国学界的热烈响应。广大知识界早就对清政府专制腐败深表义愤，要求立即召开国会改革国事。天津北洋法政学校也参加了这次集会，就在这次活动中，李大钊结识了领衔请愿的孙洪伊。此时，李大钊尚是北洋法政学校的学生，他学习刻苦，博学强记，学识超群，文章浑厚磅礴冠于全校，与同窗白坚武⑤被称为“法政二杰”。随着政治知识的增进、李大钊爱国思想“亦日益腾高”。因此，深得孙洪伊的器重与关照。

孙洪伊是北洋法政学校的捐资者，又是校董之一。为了筹建法政学会及创办《言治》月刊，1912年冬，李大钊到北京与孙洪伊进行商议，得到孙的大力支持。法政学会筹建后，李大钊担任该会编辑部长(另一人为郁嶷)，负责编辑出版《言治》月刊。《言治》月刊从1913年4月正式出版至11月共出版了6期⑥。这期间，李大钊精力充沛，思路敏捷，写作勤奋，在《言治》上共发表了34篇(首)诗文，内容有论著、杂文、诗歌、译述等。此时，正是北洋军阀袁世凯当政时期，政治上群魔乱舞，民生凋敝，李大钊对此忧心忡忡，深感痛心，在文章中对军阀官僚祸国殃民的种种劣迹，进行揭露与斥责。他在《言治》第一期发表的《大哀篇》一文中指出，“所谓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以袁世凯为总头目的窃权者敲榨民脂民膏，“以致农夫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⑦。文章充满了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也刺痛了专横的袁世凯。袁居心叵测，蓄意要加害李大钊。孙洪伊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把李大钊接到自己天津的家里保护起来，才幸免于难。李大钊在法政学校毕业后，由孙洪伊及汤化龙提供资助，到日本留学。过去发表的文章凡及涉资助李大钊留学的，往往只提汤化龙，实际孙洪伊也是其中之一。

三

1913年冬，李大钊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正值袁世凯紧锣密鼓忙于帝制之时。李大钊在日本留学生中，秘密进行反袁活动，并不断和国内的孙洪伊联系。1915年1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竟表示接受，以换取其对复辟帝制的支持。为了大张其鼓地揭露袁世凯的卖国阴谋，李大钊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散发全国，随即又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发表了《国民之薪胆》等文章，大大推动了国内的反袁斗争。为了广泛联络各方人士，1916年1月李大钊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宝康里孙洪伊寓所。

当初，李大钊还在法政学校时期，孙洪伊就秘密地参加了辛亥革命，积极支持津保起义，在滦州与革命党人吴禄贞密谋光复。吴禄贞被袁世凯杀害后，孙洪伊秘奔上海与上海沪督陈其美及宋教仁等，积极联络。又鼓动各省咨议局议员支持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他又以议员身份，在国会中对袁世凯篡权阴谋及镇压革命的罪恶进行斗争。并在1912年与谢远涵等组织了共和统一党，但该党不久被梁启超篡权并入袁世凯所操纵的进步党，孙对此大为恼火，便拉出原共和统一党的部分成员，经与宋教仁联系，加入了刚由同盟会改组成的国民党，孙洪伊被推为国民党评议员⑧。由于其成员常在北京的韬园活动，被称为国民党中的韬园派，或“小孙派”。孙洪伊为其首领。李大钊到日本不久，孙洪伊已被袁世凯下令通缉，并要“就地处死”，京津已无容身之地，便变卖家产⑨，逃奔上海，和韬园派成员开展反袁斗争。所以，李大钊到上海之前，孙洪伊在上海的反袁活动，已进行了相当时间。孙洪伊和在国外的孙中山、黄兴积极联系，和中华革命党之丙辰俱乐部结成反袁同盟，与滇派及由拥袁转为反袁的梁启超等形成反袁战线，并派人对袁的嫡系如冯国璋等人进行分化。李大钊到上海后，反袁声势更加扩大，李的《警告全国父老书》遍发全国。两人关系也进一步密切。

四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实权落在段祺瑞手里。经过斗争，又恢复了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1916年7月，孙洪伊被任命为段内阁的教育总长，不久，转任内务总长。孙洪伊离沪到京上任之前，孙中山勉励他，望能披荆斩棘，力求贯彻地方自治，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行事。孙到任后，孙中山再次致函孙洪伊云：“先生以坚毅卓绝之力，出任其难，可为民国前途贺也。”并派胡汉民、廖仲恺二人入京，欲同黎元洪、段祺瑞商讨国事，开展党务，望孙洪伊“届时希为延接，并赐助力”⑩。但实际上，孙洪伊在段内阁中处境维艰，他与段祺瑞势同水火，是段内阁中的反对派。孙洪伊对段祺瑞的种种卖国勾当及出兵镇压支持孙中山的李烈均等部，都坚决反对。因此，任职仅4个多月(7月14日——11月20日)，即被段祺瑞罢免。

在孙洪伊任内阁总长期间，李大钊曾应汤化龙和孙洪伊之邀，离沪入京创办了《晨钟报》并担任了总编辑。其间，李大钊和孙洪伊关系极为融洽，过从甚密。孙洪伊请李大钊和高一涵草拟了《地方自治法规》，提交给段内阁准备实施。据高一涵回忆说：“北洋政府内政部长孙洪伊，在那时可算是一位急进民主派，他认识守常(李大钊)，1917年，孙找人起草地方自治法规，把守常和我找去，我们负责起草工作。”11李大钊遵照孙中山的意图草拟了这一法规，后被段祺瑞所否决。李大钊在《晨钟报》发表了许多文章，如《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的努力》；又如《介绍哲人托尔斯泰》、《介绍哲人尼杰》、《权》等等，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独裁，揭露军阀政客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种种丑态，对此，孙洪伊都表示支持与赞同，但却为汤化龙所不满，致使李大钊只干了20多天(8月15日——9月9日)就不得不被迫离开《晨钟》。李大钊辞离《晨钟报》后，即回到河北乐亭县故里暂住。10月1日返里归来，当天即与白坚武同赴北京西四羊肉胡同拜访孙洪伊，以后又多次来往。据《白坚武日记》载：10月3日又往访，惜“伯兰公出未遇”；6日，“与李在羊肉胡同候伯兰，未至”。10月10日李大钊与白到孙寓所，“与伯兰谈某议员接洽事”。13日，“到孙寓所借款百元定房租”，10月31日与白坚武同至光明殿西门看房后，“至孙寓所作稿一件”。11月21日、24日，均与白“访王从周、孙伯兰”等。到12月4日晓，“为法政学会同学恳亲会开办事，与白坚武同往孙伯兰处借款”12。此时，孙洪伊已被段祺瑞免职，但仍在经济上给予李热情支持，7日，两人携款去天津参加了母校同学恳谈会聚会。可见，在李大钊离开《晨钟报》后，李、孙之间来往仍十分密切。

孙洪伊被段祺瑞撤职后，政治上处境更为艰难，身家性命亦受到威胁。自李、白到他家借款后，孙便来不及告知李、白二人，于12月中旬匆匆离京前往上海。随后，段祺瑞便下了毒手，派步兵统领江朝宗查抄了孙洪伊在京的住宅，又派人尾随到上海，阴谋暗杀孙洪伊，刺客开枪时误伤了号房人的右手，孙因而得以幸免。李大钊于次月的10日再次拜访孙时，方“知伯公已南下”13。

五

孙洪伊到上海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段祺瑞北洋政府的斗争。1917年1月，李大钊在京则受聘为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编辑，1917年1月28日在《甲寅》日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甲寅〉之新生命》。接着，孙又以锋利的笔触，刚毅的斗志，不顾章士钊的劝告，在《甲寅》上连续发表反对军阀统治及抨击封建文化的文章，在《孔子与宪法》一文中，李大钊批驳了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的规定。据高一涵回忆他和李大钊两人轮流编缉《甲寅》的情况说：“我们在文章中攻击研究系，攻击现政府；而章士钊是维护他们的。他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守常又只顾真理，不顾什么情面，不合心意的，他就要痛骂。”14由此而为章士钊所不悦，但李大钊抨击时政的主张，已被反动当局所注目。7月初，张勋复辟，李大钊不得不离京避走上海，并再次落脚在孙洪伊家里，孙、李二人可说是患难与共。9月间，李大钊给北京友人李泰棻去信说：“国变日别后，仓黄(惶)出京，未及走辞为歉。南来栖迟沪，渎日无聊赖，幸有投止之所(指孙洪伊寓所——引者)”15，不至漂泊旅馆，惟以读书自用”，“至于发表言论，今已非其时，即有所欲言，亦无正当之言论机关供吾发表。”16此时的李大钊，心情非常郁闷，他愤激之情，无处可发。自10月18日至11月上旬，他曾两度由沪到南京去晤见当时在宁的白坚武。11月11日，李大钊离南京北上，替接章士钊担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职。此时的北京大学，正是新文化的中心。李大钊以极大的热情，迎来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曙光，并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讴歌了十月革命，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孙洪伊在上海，跟随孙中山，共商救国大计，张勋复辟的第二天即发表了《讨逆宣言》。7月17日，孙洪伊即随孙中山到广州，组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孙洪伊被任命为内政总长兼高等顾问。此后，他率领部分人员回到上海，以孙中山代表的身分开展工作，全权主持宣传及对外的联络工作，凡孙中山所要发表的文章、言论都由孙洪伊在上海发出。孙中山还把分化北洋军阀嫡系的工作交给孙洪伊负责。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在北京积极工作，孙洪伊在上海获悉北京政府逮捕了学生，非常气愤，立即发电函给军阀政府：“北京学生为外争主权，痛殴国贼，实代表全国民意，稍有血气，应知感佩。”怒斥“北京军警擅捕爱国学生，袒庇国贼”，为“簿海同愤”。“希立令释放学生，严惩卖国贼段祺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徐树铮，以申国法”。他还要求北京当局“迅电巴黎专使拒绝和约，以维主权”17。孙中山和孙洪伊分别接见了上海的学生代表，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呼声。孙洪伊对北京军阀政府的斥责，实际上是对李大钊领导北京学生斗争的支持。

六

当孙洪伊在上海积极配合孙中山开展工作之际，由于西南军阀及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两次组织的军政府均遭夭折。孙中山在最困难之际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便谋划国共合作事宜，由于孙洪伊是孙中山的驻沪代表，负责对外联络，而孙洪伊又与李大钊关系密切，孙洪伊成了筹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人物，孙中山致函给国民党上海支部，请孙洪伊通知李大钊等来沪会商，函云：

事务部诸同志：

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请孙伯兰密电李大钊来沪会商。孙文皓18。

李大钊接孙洪伊密电后，于1922年8月中旬由北京到达上海，下榻在孙洪伊寓所。当时孙洪伊住上海法租界太平桥三益里，五楼五底，楼下设有会议室。有厨师两人，每天做几十人的饭菜，接待南来北往的各方人士，是联络各方人士的好处所。

李大钊到上海后，先到杭州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特别会议。会议作出了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决定19。8月23日，李大钊从杭州归来，与林伯渠在孙洪伊寓所会见了孙中山，随后又进行多次交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9月初，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三人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在上海正式加入国民党，成为国共合作的先声。

据罗章龙写的《元斋春晓》说，我党有关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工作，……先是李大钊与孙洪伊、王荣平等有接触，通过这些人的往来，……慢慢发展结识了国会议员，如丁惟汾、江浩、王衡、李鼎声、王法勤等二三十人，他们在必要时就站出来帮我们说话，在制造舆论、揭露敌人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0。孙洪伊不仅为国共合作的促成提供了必要的场所，也是最初搭桥人之一。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为了在北方开展工作，广州国民政府根据孙中山生前的旨意，委孙洪伊为华北宣抚使。四·一二叛变后，李大钊同志壮烈牺牲，孙洪伊也被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通缉，并终于被阎锡山诱捕，直至中原大战快结束时，经友人营救才得获释，而此时他已疾病缠身，后于1936年3月病故。

注：

①④ 陆乃翔：《孙公洪伊行状》，《河北月刊》第4卷第10期(1936年10月)。

② 此据孙洪伊家属所提供资料。另据董俊蓉：《资产阶级上层中要求进步的爱国者孙洪伊》一文说，孙除创办蒙养小学和北仓民立第十高级小学外，还捐资15000元设立电报学校；祖遗田产四千亩折价42000元，全数充作设立明新中学用。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1982年版第l02页。

⑤ 白坚武，原在法政学校时是李大钊的同窗好友，后为吴佩孚幕僚， “二七”惨案后，李与之断交。

⑥ 见《历史教学》1986年第5期《〈言治〉杂志和〈言治季刊〉》。

⑦ 《李大钊选集》，第3页。

⑧ 范体仁：《孙洪伊与民治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⑨ 据孙洪伊后裔所写《辛亥革命历史人物》〈油印未刊稿〉。

⑩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59页。

11 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39页。

12 13 以上所述李大钊访孙伯兰日期，据《李大钊年谱》，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 《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29页。

15 反袁时，孙洪伊住上海霞飞路宝康里；此时住太平桥三益里。

16 见《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43—44页；《李大钊年谱》第50页。

17 范体仁：《孙洪伊与民治社》。

18 据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原件。

19 李新：《李大钊》，《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卷。

20 孙玉枢：《孙洪伊生平事迹》，《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64页。《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作者:罗宝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