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共产党在河南的革命活动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继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之后，农民运动也发展起来了，并且，河南农民运动成为支援北伐战争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一

农民运动，对河南革命力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1925年3月，李大钊提出要重视河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准备将来接应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不久，李大钊与前来参加北京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的鲍罗廷会面，向他提出：应对河南红枪会这支武装力量给以应有的重视，除已派去同志进行工作外，还应加派些具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去进行组织训练和领导，红枪会的武器很落后，以后应在武器及经费方面给予支援。如果能够掌握这支武装力量，在将来的北伐期间，会成为一支有力的辅助力量。但是，鲍罗廷重视的是正规武装部队，李大钊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这对开展河南红枪会的工作是一个很大影响。然而李大钊在人力物力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着手进行了河南红枪会的工作。

1924年12月，国民二军进驻河南。不久，李大钊应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的邀请，到开封与胡景翼会谈，决定对胡景翼治理河南和整顿军队给予帮助。随后派来刘天章、杨晓初等一批共产党员、进步学生，并与苏联驻中国使馆商洽，派出了一个顾问团，帮助胡景翼治理政务和军务。胡景翼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河南的工农革命运动、学生运动很快得到恢复发展。但是国民二军是刚刚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一支部队，同时，他又收编了吴佩孚的一部分军队和地方上的土杂军队。部队迅速扩大，军需急剧增加，军纪又松弛，很快与河南农民发生了矛盾，遭到红枪会的反对，在许多地方双方发生了冲突，这样在客观上就抑制了河南革命力量的发展。

河南的枪会组织极为普遍，几乎每个乡、每个村都有自己的枪会组织，它们的名字相当繁杂，有红、黄、绿、白、黑各色枪会，还有硬肚社、大刀会、庙道会、扇子会、天门会，及早已不存在的义和团的名字也出现了。它们都是练武术，使用大刀、长矛，相信“真主”，祈鬼神。其性质是类同的，它们中以红枪会组织较普遍。这支民间的武装力量在河南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关系到国民二军在河南政权巩固的问题，也是北方农民运动中重大的迫切问题。于是李大钊便组织人力开展河南农民运动。河南农民运动首先是在铁路沿线和中心城市周围的农村开展起来的，当时是以国民党党部名义进行组织领导，但实际进行宣传组织工作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共产党最早在河南从事农民运动的是萧人鹄同志，他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后到郑州远郊的荥阳县做农民运动的工作。随后，戴培元、刘墨精、唐士奎也陆续由北京来荥阳。他们徒步乡村，宣传联络群众。在立志革命的韩之木知县的支持下，创办了农民夜校，组织宣传队，广泛地开展宣传组织工作，积极争取枪会的群众，努力使那些倾向革命，但意识还很模糊的农民群众，从军阀、官僚、土豪、绅士的精神束缚下挣脱出来。为了争取群众，戴培元“单刀赴会”，在反动枪会头头摆设的“鸿门宴”上，慷慨陈词，大讲革命道理，终于争取了在场的枪会会友，使一触即发的险境化险为夷。1925年10月，反动枪会首领王三岗，在劣绅的支持下，杀害了荥阳县贾峪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张虎臣一家11口，公然报复农民运动的发展。然而他们阻挡不了农民运动的发展，萧人鹄、戴培元同志继续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又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发展了一千五百多名贫苦农民加入农民协会，贾峪区农民协会还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大队，开展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讼棍，反对外国传教士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为了加强领导，李大钊还将刚从苏联回国的胡伦派到荥阳从事农民运动。同时，中共豫陕区委也先后派罗思危、霍云甫来荥阳加强工作。很快建立起荥阳县的党组织，胡伦为负责人，使荥阳县农民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1925年12月，荥阳县农民协会成立，全县已有六个区农民协会，加入农民协会的有两千余户农民。当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多持“自觉自卫观念，我们的一切主张，亦颇能使群众有真的了解”。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农民协会万岁”①。

在开展荥阳县农民运动的同时，省内的其他地方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在五卅运动后期，王克新(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周叙伦(北大毕业的学生)和周兴育组织爱国学生到豫南的信阳开展农民运动，在柳林镇、董柏村、当峪村一带进行宣传组织活动。1925年8月到11月分别建立了农民协会分会，至1926年1月，信阳县农民协会成立。豫东杞县的农民运动也于1925年秋开始发展起来。五卅运动后期，共产党员张海峰到杞县傅集小学教书，同时做农民运动的工作。1925年11月14日，郑州城厢的水康、人和、三乐成立农民协会，李震瀛、黄平万(均系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打倒军阀、反对列强，打倒劣绅、讼棍，用自己的力量解除自己的痛苦，不要相信什么“真主”。同时，王中秀(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在洛阳、张廷琮(北方区委派来的)在豫北开展农民运动工作。

河南农民运动虽较广东开展得晚，但在李大钊的关心和重视之下，发展得比较迅速。从1925年夏秋到1925年10月，河南有10个县开展了农民运动工作，建立了15个村农民协会，发展会员4000多人②。到1926年3月，河南省已有15个县开展了农民运动，建立了4个县农民协会，即荥阳、杞县、信阳、许昌，全省已有32个区农民协会，238个村农民协会，会员有20万之多。李大钊看到河南农民运动迅速发展的情况，赞许说：“最近河南的农民运动亦颇著成效。”③

在李大钊指导下，河南的农民协会的群众在反奉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李大钊在对河南省3个县的8个农村经济情况进行分析时指出：河南也与全国一样，存在着严重的土地问题，自耕农和佃农是最苦的。河南农民运动遵照李大钊的指示，提高贫农地位，组织贫农、佃农及雇工参加的农民协会，保障贫苦农民自己的阶级利益④。因此，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能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跟着共产党参加反奉战争，参加国民革命。

国民二军在河南有十多万军队，人民的负担相当沉重，再加上连年战争和灾荒，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痛苦。但为打倒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农民协会的群众能忍受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夫役之苦，只车国民二军对奉系军阀作战。《中州评论》第十期发表一个农民的谈话，把国民二军区别于其他军阀，知道国民二军能给人民以更多的民主权利，表示对其支持，这反映了广大农民协会群众的意见。1926年1月，杞县、荥阳、信阳的农民协会联合许昌、彰德、郑州、洛阳、焦作的各区农民协会的农民群众20多万人，发表通电，揭露吴佩孚背信弃义，由联合国民军进攻奉系军阀，转而又联合奉系军阀攻打国民军的罪恶阴谋，声讨他投靠英、日帝国主义，践踏河南人民自由的罪行，动员人民群众起来支持国民二军，反对吴佩孚的进攻。但是我们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河南大部分枪会组织还没有接受我们党的领导和影响，后来它们成了吴佩孚进攻国民二军的同盟军。豫东的虞城、柘城、睢县、杞县、通许一带；豫南的信阳、汝南、确山、许昌一带；豫西的汝州、洛阳、新安、阌乡、灵宝、巩县一带及郑州周围的红枪会，都接受了吴佩孚的领导，组织了豫卫军，受其任命的有10路司令，在帮助吴佩孚进攻国民二军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郑州到信阳的铁路，被红枪会拆毁数十处，将国民二军分成若干截，使其不能首尾相顾，分别进行袭击，信阳也成了孤城。郑州的失陷，完全是周围的红枪会所致。岳维峻、李纪才率部西撤时，被汝州、洛阳、新安、灵宝、阌乡一带的枪会联合击垮在新安附近。国民二军在河南与其说被吴佩孚打败，不如说被河南的红枪会打败。河南红枪会这一严重的错误，从反面证明李大钊提出重视河南红枪会工作的意见的重要和正确。

二

1926年春，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直奉联合打败了国民军，占领了京津地区，李大钊遭到通缉，身处险境，但他仍然关心河南的革命斗争。他根据河南政治形势的变化，及时地给河南党组织指明开展农民运动的新的策略方针，并派人来加强工作，尽快地恢复和发展河南农民运动，积蓄力量，准备接应北伐战争。

吴佩孚占据河南后，大肆镇压革命势力和人民的力量。1926年3月15日，靳云鹗受吴佩孚之命任河南省督军后，立即宣布取消工会、农民协会、国民党组织，不准集会，不准罢工，停止一切活动。共产党派到洛阳开展工作的王中秀、戴培元和国民党在派黄天白被红枪会杀害，在荥阳从事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罗思危、唐士奎被捕入狱，洛阳、荥阳、驻马店的革命组织遭到破坏，全省的农民协会被迫停止活动。共产党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100多名同志被迫转移到北京、上海等地。吴佩孚对曾帮助他打败国民二军的红枪会也没有放过，1926年3月下旬，靳云鹗刚从武汉回豫后，就立即宣布解散豫卫军和红枪会，将其遣散回乡，并严厉指令，以后不得再用豫卫军和红枪会的名义活动。4月13日，发布命令，对如不从速解散者，要给予剿办。随即，通缉登封县红枪会首领梅仁义，镇压通许、西华的红枪会。5月8日，吴佩孚调动了一个旅的兵力，围剿睢县娄拐一带的红枪会，焚烧了四五十个村庄，5000多人被屠杀，造成骇人听闻的惨案。这一系列的暴行彻底埋葬了红枪会对吴佩孚的幻想，种下红枪会对吴佩孚仇恨的种子。农民在血的教训中提高了认识，把希望寄托到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身上，他们在死伤枕藉中提出：“前进，打败了到广东去”的口号。对我们党关于农民运动的宣传更容易接受了。这一变化为开展河南农民运动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李大钊及时地分析了这一新的情况，同意中共豫陕区委利用红枪会袭击吴佩孚后方的意见，决定胡伦等一些没有暴露身分的同志仍留在河南，做红枪会的工作⑤，并增派杨韵声等一些同志来河南工作⑥。

1926年4月18日，中共豫陕区委根据中央北京特别会议精神，召开了河南省农民代表大会，建立了省农民协会，萧人鹄任委员长，并推选出了出席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二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二人。根据李大钊的指导思想，会议还确定了注重红枪会，以发展农民运动，巩固农民协会的方针⑦。会后，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大多数都深入到红枪会中开展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农运工作者以河南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分去指导和帮助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河南省的农民运动又得到恢复和发展。据是年5月份统计，全省农运已恢复到国民二军失败前的情况，即全省有4个县农民协会(杞县、荥阳、信阳、许昌)，32个区农民协会，200余个村农民协会，会员约有27万之多。同时，组织了有10万会员加入的农民自卫军。并计划到6月底再建立6个县农民协会，即密县、郾城、长葛、汲县、修武、安阳⑧。开展这些地区的农民运动都是在有红枪会运动的基础上进行的，事实证明，注重红枪会运动以发展农民运动的方针是正确的，把红枪会作为开展农民运动对象的中心，是河南农民运动的显著特点。

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农民群众觉悟的提高，统一红枪会，促进农民武装的大联合，已成为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这是河南农民运动向广处和深处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河南农民运动发展的重要时刻，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讨论了红枪会运动，作出了《关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8月8日，李大钊在《政治生活》上发表了《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的重要文章，这是对河南农民运动的很大促进。《议决案》进一步肯定了红枪会是发展农民协会必须注意的工作。还指出红枪会要与革命力量联合。受其领导和影响，以防止失败。还具体指出，第一步要宣传红枪会，建立秘密交通联络机关，逐步使之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指挥机关。第二步是设法召开各地红枪会的代表会议。出席的代表有信阳、郾城、许昌、长葛、杞县、睢县、洛阳、虞城和徐州、宿县的代表。杞县、睢县的代表可以代表通许、太康一部分枪会，徐州代表与鲁南红枪会首领枞细桂有密切联系。会议产生了河南省农民自卫团总部，并制定了章程及共同政纲。会议要求各县建立办事处，作为指挥和联络的中心。鲁、豫、苏、皖枪会的大联合的筹备工作在积极进行着。

各地枪会代表会议的召开，省农民自卫团总部的建立，促进了枪会组织的联合，推动了河南农民运动的发展。会后不久，杞县、睢县、虞城、许昌、长葛、信阳各县办事处建立，成为对外联络和指挥全县枪会组织的领导机构。到1927年初，在豫东太康、通许、虞城、睢县、杞县一带；豫中许昌、长葛一带；豫南信阳、汝南、确山一带；豫西洛阳、新安登封一带，都先后建立了有三万、五万或十几万武装农民所组织的联合办事处，能动员河南农民直接参加国民革命战线的即不下25万人，连带影响所及的更不可胜数了。

四

河南农民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在响应北伐战争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中共豫区委建立以胡伦为书记的豫区军事委员会加强领导，派陈勉之、王克新、郭安宇等一批懂军事又熟悉农民运动的同志，到各地组织小型精干的游击队，联合红枪会，在铁路沿线进行活动，扒铁路、炸桥梁、割电线，破坏吴佩孚的军事计划。1926年8月23日，吴佩孚紧急调动部队到湖北增援，但从新郑到信阳的铁路多处被炸毁，使铁路交通中断，迫使部队只能步行。部队沿途向农民派车、要粮、抓夫，游击队与红枪会联合协助群众进行阻拦，有不少车、粮被夺回来又交给了群众。吴佩孚调动部队受阻，行动缓慢，不能及时增援，这就为北伐军作战赢得了时间。当吴佩孚从武汉败退后，有一个旅准备调往南阳，与鄂西北张联界部联系，行到唐河县，被唐河及周围几个县的枪会十几万人包围达十几天之久。1926年11月，刘镇华在陕西被冯玉祥部打败，准备退回豫西，在豫西军委王克新、张之朴等同志的组织领导下，新安、渑池、洛阳、灵宝、陕州等十几个县的枪会，集中了四五万人，带着充足的武器、弹药，齐集在陇海铁路上的观音堂车站，抗拒刘镇华部队入豫，不许在陕州、灵宝、阌乡之间占据，禁止陇海铁路的陕州到洛阳段运送刘镇华的军队和行李，如有军车行驶，就袭击它。

河南农民反对吴佩孚的另一个重大行动是反对苛捐杂税。当时河南驻有10多万军队，一切粮饷就地征派，河南人民的负担十分繁重。当时河南仅有3000万人口，每年要纳正杂税1100万元，非法税约900万元。省银行滥发不能兑换的货币4000万元。田赋、丁漕已预征到民国十八年，达1400万元。再加当地驻军的横征暴敛，合计不少于一亿元，每一个河南人民平均要负担三元以上的捐税，这是套在河南人民身上的一条锁链，人民强烈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尤其在北伐军胜利的影响下，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起来进行反抗。信阳的红枪会和农民自卫军联合起来，反抗田维勤、魏益三部征粮要捐，使他们的部队不敢到乡间筹集给养。马玉仁部在登封为筹集给养被红枪会缴械一个营。张治公部在汝阳催粮，他的13个马弁被农民群众打死。豫西各县枪会联合反对财税厅摊派的有价证券。集合十余县的枪会组织，约十四五万人，在闯坟开会，表示反抗，并发出通知不许任何县购买。他们声势浩大，驻军也不敢与之抗衡。豫北的滑县、浚县县署，因为红枪会的反抗而不敢下乡催粮，知县被迫辞职。唐河、泌阳、杞县、孟县等地，也都有反抗苛捐杂税斗争的发生。河南人民这一广泛的反抗苛捐杂税斗争，断了军队的粮饷供应，给吴佩孚以沉重的打击。军队因缺粮饷，经常发生哗变，内部的相互冲突也进一步加剧。这是对正在江南战场上与孙传芳作战的北伐军一个很大的支持，吴佩孚组织的援鄂反攻始终没有能对湖北用兵，没有能配合孙传芳进攻北伐军。

1927年5月，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河南农民更直接配合了北伐军的作战。当奉军占领漯河、遂平一带，准备继续南进时，豫北有十几万战斗农民，于4月27日，在彰德切断郑州与北京的联系，已攻占辉县，欲夺卫辉。滑县、浚县的红枪会也行动起来，以攻击奉军为目标，努力接应武汉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武汉国民革命军在漯河、郾城一带与奉军激战时，共产党员萧人鹄、吴芝圃、于秀民等领导农民武装，于5月24日在杞县、睢县举行了暴动，占领了县城。之后，他们又攻占通许、陈留两县城。在杞县、睢县、永城、陈留先后建立了革命政权。豫西军委书记王克新领导铁路工人和农民武装在洛阳、陕州一带破坏敌人的铁路交通，从敌人手中抢夺列车，提供给冯玉祥部使用。冯玉祥向张治公部进攻，缴了张一部分武装。吓得数列兵车仓惶逃往郑州。在奉军退抵漯河时，有十余万农民武装对其发动进攻。奉军伤亡1000余人，有一个步兵旅完全溃散。在驻马店、漯河一带的农民群众还组织了侦探队、运输队、向导队、便衣队、救护队等协助或参加战斗，使北伐军迅速取得上蔡、西平、漯河、郾城、临颍之战的胜利，打败了奉军的主力。豫西冯玉祥部在农民群众的协助下，也迅速取得了新安、洛阳之战的胜利，向郑州挺进。六月初，武汉国民革命军与西北的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胜利会师郑州、开封，奉军被赶到黄河以北。河南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李大钊说：“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⑨大革命时期河南农民运动的发展，生动地说明了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但革命的迅速发展，没有来得及对枪会组织进行认真的改造，建立健全有力的领导，以致使河南农民运动没有摆脱分散的、不统一的组织状况，它的巩固和发展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限制河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认为河南农民运动也有“幼稚病”，要给予约束，“以免给冯玉祥造成压力，使他脱离武汉政府”，在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即将公开叛变革命，军队已开始将枪口对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时候，要求河南的农民运动“就是发展农民同国民革命军的牢固联盟”。完全放弃了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最后在新军阀的残酷镇压下，很快就失败了。这个历史教训是深刻的。但李大钊关心和指导河南农民运动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注：

① 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3——1926年)，第73、75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424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34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833页。

⑤ 胡伦：《对大革命时期的回忆》，《河南党史资料》第1集。

⑥ 罗仁一：《对安阳早期革命活动的回忆》，《河南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2期。

⑦ 《豫区关于军运、农运及国校工作报告》，《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27年)，(甲二)。

⑧ 《河南省农民运动报告》，《中国农民》第2集第8期(1926年)。

⑨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75页。《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作者:胡文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