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①这是李大钊在纪念北大校庆25周年讲演中所说的一句话。这不是一句平平淡淡的话，它是李大钊发自肺腑的心声，是他对北大爱心的真情流淌。的确，李大钊与北大的情结，非比寻常。如果我们研究一个人物与一所学校之间的关系，其交往之频密，影响之深广，有如李大钊与北京大学者，为历史所少见。这种关系可以用“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来形容。这种关系表现为双方长期联结，相互依存、支持，同步发展。它不仅仅限于一个伟人和一所著名学府之间的日常交往，而是影响及于中国近现代的方方面面。它是中国名人名校的传奇佳话，也是历史的瑰丽篇章。

为了说明这种非比寻常的关系，且先举两点表层现象：

第一，李大钊在北大工作、学习和战斗长达十年之久，即从1917年底至1927年初(1926年三一八事变后，李大钊避入东郊民巷。人离开了北大，仍是北大教授。直至1927年4月被军阀杀害后的一段时间里，北大教职员工的薪金册上，仍有他的名字，发给欠薪②)。这是他短暂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也是他38年生命旅程中最具光彩的十年。这十年，他是在北大，同广大师生相濡以沫度过的。这构建了他个人的、北大的一页凝重而光华的历史。

第二，李大钊在北大担任过多种职务，其中主要为图书馆主任、教授、评议员。李大钊刚进北大时，地位并不高，影响亦不大。这一点从他被任命为图书馆主任时而还不是教授，可以窥见其堂奥。章士钊“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③，至李大钊接替时，则只有图书馆主任一职，而没有教授之衔，这明显地反映了李大钊当时在北大之不被普遍推重的地位与价值。章士钊忆及此事时曾说：“守常(即李大钊，守常，其字也——作者)充图书馆主任，而后为教授，还有一段可笑之回忆，盖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④。这是真实反映了北大当时的一部分学风和一些人士对李大钊的看法的。但两年之后，李大钊即声誉鹊起，与各科知名教授齐驾并驱。1920年7月，他受聘为教授⑤，同年10月又被选入北大最高权力机关——校评议会，任评议员。评议员只能由教授担任，并由教授互选产生。人数不多，每年改选一次。从1920年至1923年李大钊连续四年当选，所得票数逐年增加。1923年改选，李大钊得票比当时知名度很高的胡适还多11张(李得39票，胡得28票，均当选)⑥。这表明他的威望日隆，在北大的权力圈子中(包括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已稳稳占有一席位置。李大钊在担任众多重要职务期间，广泛、积极参与了北大校务的讨论和决策，对北大的改革和发展，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北大开始发展成为具有自己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的著名学府，是在五四时期。而李大钊成长为中国革命的伟人，也是五四运动前后他在北大工作的十年间。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它反映了双方存在某种内在的本质联系，体现了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一种内在的和谐的统一。这时李大钊的发展与北大的发展，是方向一致，同步前进的。中国有句古语“人杰地灵”⑦，我们也可以借用这句话来比拟：即李大钊因北京大学而声誉日隆，影响更广；北京大学因李大钊而方向益明，进步更大。或者换句话说，没有李大钊，北大就不成其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源地的学府；而没有北京大学，李大钊也不成其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舞台上具有那样广泛的革命影响，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奠基者的伟人。李大钊为北大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基因，北大则为李大钊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地和可靠保障。名人创名校，名校产名人。这种名人名校感应，谱写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辉煌的一页，是值得史笔大书的。

那么，李大钊对北大究竟有哪些贡献呢?

第一，李大钊为北大开辟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人们一提到五四、北大的传统，都乐于称道民主与自由，这无疑是对的。但如绝口不提马克思主义，就是无视历史。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民主与自由。马克思主义之被正确认识和广泛传播于中国，是始自1918年在北大工作的李大钊。是他率先感知到了俄国革命的影响，把握住了历史前进的脉搏，第一个在中国举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写了多篇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⑧，是“照亮新人生道路”的“明星”⑨，预言“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⑩；是他在五四运动之后，率先倡导在北大秘密成立了“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厘定宗旨“以研究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11。随后又公开签名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主张“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12。这对同一时期在国内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广州、济南、武汉、长沙等地纷纷建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组织，有着明显的直接的影响；还是他率先于1920年起在北大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13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并和著名学者陈启修、陶孟和、张慰慈一起，四人共同承担《现代政治讲座》14。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现代政治问题，主讲了《工人的国际运动》15、《印度问题》16、《人种问题》17、《现代普选运动》18”等多门专题。由于这是我国首次开设这样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完全可以这样说，五四运动之后的几十年间，北大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影响及于全国，李大钊创始之功不可没。李大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火引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第二，李大钊为北大指明了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实际，与劳动民众“打成一气”的方向。五四时期，由于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传入和国内劳工运动的发展，劳工的地位与作用，已开始受到知识阶层的关注与重视。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天安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演讲中，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声称“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19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但是，对知识分子深人实际，与劳工结合，从劳工中汲取力量，向劳工学习等等问题，知识阶层则普遍缺乏认识，而只有很少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达到了认识的初步。李大钊是其中的一位突出代表。

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曾形成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著名思想原则。这项原则，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过重大影响，起过积极的正面作用。这项原则是由毛泽东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确立的。但如寻究其思想源流，则滥觞于李大钊。李大钊五四时期执教北大，热心平民教育，提倡工读。他深知要拯救中国必须唤起民众，把现代文明输入社会根底，促进民众的觉悟。但靠谁和利用怎样的管道去把现代文明输入社会根底呢?李大钊认为只能靠“知识识阶级”。他说：“知识阶级”是“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20，因此，“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21。这就在实际上是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基本思想。李大钊殷切表示：“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22。他强调知识青年不该常常漂泊在都市上作一种文化的游民，而应当到劳动民众中去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23。正是在李大钊倡导的这种思想的影响和教育下，五四时期及其以后，北大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去长辛店、唐山、开滦、内蒙，去工厂、矿山，去广大的北方农村，深入实际，了解国情，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植根于中华大地，广展才能，为再造青春之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李大钊在北大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正直进步有为的青年，在全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李大钊十分敬重青年，信任青年，认为“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24。因而对青年的成长与教育十分关心。他广泛与青年交朋友，积极为青年排忧解难，多方提携扶植，帮助开拓就业之路和施展才能，指引青年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比如：他曾为哲学系学生刘仁静因无力交纳学费，不能注册入校，申请缓交而具书会计课作担保25；他曾为学生傅斯年、罗家仑因受“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言之诬而列名刊登《启事》26，为之辩白；他接受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并亲自介绍毛加入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27，这为尔后毛泽东的发展，创造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他为帮助蔡和森出版《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曾几次致函胡适予以推荐28；为解决新潮社无社址活动的困难，专门在图书馆内拨出一间房屋29；他还曾为21岁的青年学生萧一山所写《清代通史》作序，并题写书名30；等等。所有这些，充分反映了他有一颗火热的爱才之心和博大胸怀。当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李大钊联系团聚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倡导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许多青年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这一时期，不少青年进步团体“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以及“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等，都把他奉为导师，一代青年在他的革命思想和崇高情操熏陶下，迅速成长，成为祖国和民族的脊梁。他们中五四前后曾在北大学习和工作过的著名人物有：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谭平山、谭植棠、许德珩、张申府、范鸿劼、朱克靖、李子州、杨景山、任国桢、王懋廷、王濡廷、刘天章、袁玉雄、李梅羹、谭寿林、于树德、屈武、杨杏佛、萧一山、张仲超、罗章龙、刘仁静、王有德、黄绍谷、王仲强等。他们是真正的民族精英，或多或少，直接间接都受过李大钊的教育和影响。李大钊堪称教师的楷模，永远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学习。

第四，李大钊开拓了北大的学术风气，推动了北大的学术发展。李大钊不仅是革命家、战士，还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他对学术风气的开拓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十分重视。五四时期，北大集中了一批开风气的学术巨匠。校长蔡元培首倡“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31，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32，它“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33。当时北大校园流行一句话：“但开风气不为师”34，学术创新之风很盛。李大钊对北大的这种学风是很赞同的。他在北大教职员一次全体大会上的演讲中说：“北大两字，本旁视者对北京大学之缩称，吾校人员亦省而用之，外人即不免认吾校自称北大，带有骄气。其实此正北大之精神。盖吾校要研究各种学术，自然算大。希望同人以后都从大字上做去，发扬伟大的精神”35。1923年在庆祝北大建校25周年之时，李大钊发出召唤，声称：“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大万万岁的欢呼”。要求北大“从学术的发明上预备将来伟大的纪念品”36。李大钊是这样提倡，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作为学者和教授，他对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图书馆学，都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尤为难能的是，他把当时还普遍认为是邪说异端的马克思主义引进北大讲坛，引进中国思想界和学术领域，写了大量有真知灼见的论著。以史学为例，他提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重作”、“改作”中国史学，进行史学革命的任务，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等开新风的有名论作，给北大学术增添了崭新的内容。李大钊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引进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人，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

北大对李大钊的发展又发生了什么影响呢?这里举出两点：

第一，北大汲引和聚集了有着强烈使命感、责任感和怀抱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众多有志知识青年，这些青年学子从祖国各地来到北大学习。由于五四时期新旧文化思潮的大激荡、大震动，促使他们以文会友，奋发探索，指点江山，睥睨天下，从而逐渐形成为若干个具有共识和强国凝聚力的青年知识精英群体，诸如：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李大钊和这些群体结合在一起，凭借其教授和导师的职位，指导这些群体活动，给这些群体以深刻影响。这些群体一经他点化，其巨大潜能立即猛速爆发出来，造成强烈的冲击波，辐射到全国，使乍醒还睡的中华大地发出阵阵震颤。李大钊就是通过和北大一批又一批青年知识精英的组聚与散射，成倍量地放出了光和热，使自己升华为一代青年的导师和中共组织的创始人。打个比方，如果没有北大这块厚土，没有北大青年知识精英的健全基因，李大钊就难以凸显出自己的光华，成为一代伟人。

第二，北大是蜚声国内的高等学府，聚集了大批学术大师和思想巨匠，有深厚的学术传统，享有很高的荣誉，得到广泛的认同，因而对社会保持有很强的影响力。李大钊是一位“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37的伟大爱国者。他进入北大，既可潜心“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38；又可借北大这座神圣殿堂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以求实践其“良策”。李大钊最后十年能在北京这个当时北洋政府的心窝里不停止地活动，诚然一方面是由于他有无畏的革命胆略，另方面也是由于他利用了北大所提供的保障，顶住了北洋政府的种种高压。北大曾几次坚决拒绝北洋政府的压力，发表公函或公开刊登启事，要求北洋政府停止迫害，收回成命，取消对李大钊的通缉令39，以维学术研究之自由，从而强有力地保护和支持了李大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许多会议和活动，都是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进行的40。李大钊以北大为基地，为后援，联系和发展南北革命势力，使自己的影响日益扩大，声誉日隆。再打个比方，如果没有北大这座殿堂，李大钊这尊爱国之“神”，就难以长期躲避暴风雨的袭击，安受人们的香供，使自己的思想化为革命实践，成为革命人民的领袖。

关于李大钊立志进入北大以谋发展的心态，章士钊有一个回忆。他说：“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按：指五四前夕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正在酝酿——作者)，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守常一人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41。众所周知，李大钊入北大工作，当图书馆主任，是经章士钊推荐的。因此，章的这个回忆，符合历史实际，真确可信。

注：

① 《京报》1923年12月18日。

② 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档案室查阅到一本“民国十八年七月份”的《俸给簿》，上面列写了发给北大全校教工月薪的名录，李大钊的名字赫然犹存。在李大钊名下，注有如下文字：“本科讲师。月支俸给五０。备考：已故教员欠薪。”

③④41 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1951年8月，见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版。

⑤ 北京大学评议会特别会(1920年7月8日)记录：“图书馆用助教事，议决：(马夷初先生修正案)；图书馆添用助教，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全体通过。”《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2册；北京大学文牍课发文(1920年7月23日)：“请李大钊先生为本校教授聘书。”《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30日。

⑥ 李大钊被选为校评议员，分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14日；1921年11月3日、7日；1922年11月3日；1923年10月25日。

⑦ 王勃：《膝王阁序》，《古文观止》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⑧20 36 37 38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47、208、583、893、88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⑨⑩ 21 22 23 24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08、603、648、652、179页。

11 《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17日。

12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4日。

13 《注册部布告》，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1日；1922年10月31日；1924年1月5日。

14 18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7日；1920年10月7日。

15 16 《政治学系教授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2月21日；1923年1月9日。

17 《政治学系教授会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5月14日。

19 《劳工神圣》，《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25 李大钊写的《担保条》文如下：“哲学系学生刘仁静君学宿费等由鄙人暂为担保，一俟家款寄到，即行缴纳不误。”

26 这则《启事》刊登在1919年7月6日《晨报》上，签名者还有胡适、高一涵、钱玄同等。

27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记得是年10月(按：指1918年10月——引者)中某日午后，我从京东安市场出来，向金鱼胡同转弯时，迎面遇见光祈同一个黑而瘦，身子比光祈低的青年人，光祈为我介绍，这是毛泽东君，在几日之后，我即在愚生家与毛同席，因他已由守常介绍，加入了‘少中’(少年中国学会的简写——引者)。”《台湾传记文学丛刊》1978年6月版，第36页。

28 《致胡适》，《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6、957页。

29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李守常先生把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了新潮社用。”《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出版。

30 见《李大钊和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一文。载《人民日报》1994年7月6日。

31 转引自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第38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32 33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11、34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34 龚自珍诗句。五四时期胡适执教北大，曾作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

35 《京报》1922年10月26日。

39 参看拙著《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271页、第2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0 参看罗章龙《椿园载记》、张国焘《我的回忆》等书。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2期)《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作者:萧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