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于当年的国内革命战争曾提出过精当的策略主张，从而对当时北伐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北伐战争中，以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的身份统筹全局，动员北方人民，支援南北革命军，特别是对冯玉祥国民军的帮助，派遗大批中共党员到国民军中工作，协助国民军制定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并对北方群众自发的武装斗争给以道义和人力上的支援，这极大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势力，加速了北伐战争的进程，使南北革命军迅速会师中原，取得了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

北伐战争攻击的直接目标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事集团——北洋军阀。北伐战争前夕，北洋军阀有三支主要军事势力：一、直系军阀吴佩孚，他掌握着20多万军队，占据着湖南、湖北、河南等大块中原地带以及陕西、河北的一些市县，控制着京汉铁路。二、从直系分化出来的孙传芳，他拥兵20万，盘据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三、奉系张作霖，他统率军队30万以上，霸占着东北各省和天津、北京及津浦铁路北段，是北洋军阀中最强的一个。除上述三支较大的军事势力之外，还有山东的张宗昌鲁军，山西阎锡山晋军等等，都是北洋军阀系统的。另外还有西南各省的小军阀，也有一定的军事力量。

在北方还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国民军（又称西北军），原属直系军阀系统，由冯玉祥率领。1924年10月，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乘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北洋军阀政府，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并将参加北京政变的部队组建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及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这支军队的统辖范围包括京、津、河北、绥远、察哈尔、甘肃、宁夏、河南、陕西等地。由于国民军同情人民，倾向国民革命，招致国内外反动派的仇视，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中外反动派组成中国反赤大同盟，首先在北方打击国民军。

1926年3、4月间，吴佩孚、张作霖组成奉直联军，将国民军驱出京、津地区。同年6月，各军阀在北京协商，确定了联合进攻计划，具体部署是：在北方，由直、奉联合继续围攻和消灭国民军，在南方，由吴佩孚出兵湖南，进攻唐生智部，然后联合西南各地军阀，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在江西，孙传芳布署邓琢如部和在福建的周荫人部，伺机偷袭广东革命根据地。

从革命力量方面来说，至北伐前国民军共有7个军30万人。从敌我的力量看，军阀的势力较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力量要大得多，而且各派军阀都有帝国主义在军火和物资方面的支持。

为将革命推向全国，铲除各地军阀，尤其是北洋军阀对革命势力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决心支持和推动广东革命政府进行北伐战争。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和主要干部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①因此，中央特别会议认为：“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中央要求各地组织，在北伐军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省，发动民众奋起接应，特别要求北方党组织不能坐等北伐，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对于北方国民军问题，会议还作了专门决定，通过了《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决定指出：自五卅以后，中国的政治潮流已由宣传和组织群众时期发展到开始准备武装群众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封建军阀逐渐分化出“一部分左倾的武装势力”，“如直系军阀中分化出来之国民军”，还有奉系军阀分化出来的郭松龄及魏益三部。虽然他们“不是革命的人民武力”，但是“在近数月中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给与人民以相当的自由”。当帝国主义武装军阀军队并加紧进攻国民军的时候，北方的军事工作，是帮助国民军，使“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②

在帮助和改造国民军的工作中，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党组织特别注意两条原则：第一，“帮助国民军不应使之从新造成新的军阀系统”；而要使国民军成为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第。二，帮助国民军须经过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影响国民军，“渐近于能指导国民军”③。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国民军的进步，使之向革命化的方向发展，造成北伐战争的有利形势。

（二）

对北京政变和国民军的出现，中国共产党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次政变“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表现军阀势力之崩溃；一是表现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之开始形成”。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党委以及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对北方政局的这一变化非常重视，决定采取联合国民军的策略，以推动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

北京政变和国民军成立不久，李大钊就亲自到冯玉祥京郊驻地拜访，与冯进行诚挚而亲切地交谈，阐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冯玉祥对李大钊的谈话十分感激，他说：“先生一夕谈，胜读十年书”。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也很快会晤冯玉祥，了解到冯玉祥倾向革命而不同于一般军阀后，苏联政府对国民军采取了积极支援的态度。1925年3月，苏联政府通过了援助国民军的决议。5月初，一个30多人组成的苏联军事顾问团被派到张家口。经过谈判，苏联答应给予国民军无偿的军事援助，大量的武器、药品从内蒙运到张家口、平地泉。国民二军胡景翼在政变后处境困难，邀请李大钊到河南会晤，并请李大钊作为二军代表团成员，向苏联政府请求援助。不久，苏联政府又派一个40多人的军事顾问团到达河南开封，在国民军二军胡景翼部队工作。

为了帮助、改造国民军，李大钊先后派遣宣侠父、钱清泉、陶梁、濂卿等10多名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到国民军一军工作。宣侠父等到张家口以后，利用办俱乐部、图书室、训练班等形式，上课、讲演、教唱革命歌曲，广泛接触广大官兵，向他们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时还邀请国民党要人如徐谦、孙科、于右任等向广大官兵演说。

李大钊本人在百忙中也深入国民军中，对官兵们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时国民军的苏联顾问维·马·普里马科夫在日记中写着：“在哈宁处，我们碰上了多连和李大钊教授（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组织者之一），他身材高大，面孔恬静，有一双聚精会神的眼睛，戴着一副角质大镜框的眼镜”，“李大钊忙于在军队里建立政治俱乐部。他使冯玉祥同意通过政治俱乐部在军队里宣传国民党纲领。在这里，他与元帅（指冯玉祥）会晤，对于组织俱乐部一事，得到了元帅的同意。”④苏联顾问在日记中还写道：“他（即李大钊）知道我和埃凡斯在国民军里供职以后，给了一份关于中国局势的情报……更加明确了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件所作的估计。因而，我们决定不仅要进行军事工作，而且要在军队里进行革命的宣传。”⑤

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对干部的需要，在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帮助国民军开办干部学校，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

1925年，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很快影响到北方，张家口等地的工人、学生、市民、军人举行了反帝示威游行，京、津的许多大中学生，纷纷投奔到冯玉样的部队。在李大钊、徐谦的建议下，冯玉祥决定在张家口开办西北军干部学校，将投奔国民军的700多名学生编成5个中队，对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培训。冯玉祥委任陈琢如为校长，张之江为参谋，派宣侠父到校工作。

为提高国民军二军的军政素质，加强其战斗力，李大钊派王若飞到河南筹办北方联合军校。国民军联军成立以后，总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员刘伯坚，在包头创办了军政干部学校，招收进步的青年学生、下层军官及有文化的士兵入学，培养国民军的军事、政治人材。西安解围后，又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中山军事学校又称“第二黄埔”，是专门培养正规军官的学校，名义上归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管辖，实际上是由中共直接领导和掌握的。此外，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创办的“中山学院”，也由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等经常到校讲课。通过创办干部学校，为国民军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干部。

此外，李大钊指示刘伯坚，将西北军的机关报《西包头报》改为《中山日报》，由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贾丽南和刘贯一分别担任社长和记者，使该报成为西北军的党员和北方区党委联系的纽带，并通过报纸宣传党的政策，反映党的指示在北方地区的执行情况。

李大钊还通过国民党左派领袖如冯玉祥的高级顾问徐谦、于右任等来做冯玉祥及国民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冯玉祥去苏联考察期间，徐谦不辞劳累地陪伴他。1926年3月24日至4月27日，冯玉祥在库伦（今乌兰巴托）暂住期间，徐谦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⑥。冯玉祥在苏联时，曾邀请在中山大学就读的中共党员朱务善等给他讲解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从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结合介绍俄国革命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实践，对冯玉祥进行深入的思想诱导。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刘伯坚还为冯玉祥介绍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冯认为刘伯坚的介绍使他收益不小，特邀请刘伯坚一同回国，帮助他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

在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在五原誓师前“约有一百七八十同志”⑦，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感到政治工作人员不够用，特派警卫团长持亲笔信和刘伯坚的信，前往北京见李大钊，请求派遣干部帮助工作。李大钊接信后，立即派党员方仲如赴包头接洽，并将冯的信件转给党中央。不久，从上海党中央、北方区委及黄埔军校等地先后派了200名党员及进步青年去国民军中工作。至此，北方区委及党中央派到国民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近400名。

随着国民军中中共党员人数的增加，政工队伍的扩大和政治工作的开展，李大钊和北方区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强调了以下三项原则：第一、必须注意国民军中的基础政治工作；第二、党的系统和军事系统应分开，政治工作应直属总司令部；第三、不要限制冯玉祥的职权。⑧同时，提出了不设党代表制度，各级政治部（处）主任应由冯玉祥自己委任。李大钊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对于派到国民军的人员要“集中使用”，“使冯及其部下将领得以睹其成效”，并要求中央提醒刘伯坚注意冯的思想倾向，搞好同冯及其周围人员的关系。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领导的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国民军官兵的思想觉悟和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在策应北伐战争中，虽然缺少衣食枪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能不畏艰苦，行程数千里，打败了几倍于己的敌人，对北伐战争起到重要的配合作用。在大力开展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国民军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有些师、旅成立起“军支”。一些国民军军官思想逐步左倾，例如杨虎城、吉鸿昌、赵博生、董振堂、高树勋、何基沣等，他们有的在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有的率部起义，参加了红军。所有这些，都是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

（三）

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使直系吴佩孚在战争中失败，而奉系东北军的势力大大扩展，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日益尖锐。吴佩孚要报复冯玉祥的倒戈之仇，便与奉系军阀勾结，实现了以讨伐“南北二赤”为目的的反革命联合。他们计划首先消灭在北方的国民军，然后南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为保全国民军的实力，使直奉军阀失去进攻的借口，冯玉祥采取了个人引退的办法，于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然后去苏联考察，国民军暂由张之江统率。但直奉军阀并未取消消灭国民军的计划。

1926年初，军阀张宗昌、李景林、靳云鹗组成直鲁联军，发动了对直隶地区国民军的进攻。后来，阎锡山的晋军也加入直奉联军，出兵大同，威胁国民军后方。这时奉军有15万人，鲁军12万人，直军13万人，晋军5万人，共约50万人。国民军在重重包围下，处境十分困难。

3月19日，李大钊通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向国民军将领建议：“4月以前，至迟4月中旬以前，国民军应退出北京，撤到南口山口，在那里加紧修筑防御工事”。“要在军队撤退之前，赶走段祺瑞，粉碎安福俱乐部。”国民军接受李大钊的建议，于3月20日布置了有计划有秩序地撤退。3月24日，国民军一夜之间撤出了天津，顺利地开往京郊山区。4月15日，国民军又撤出北京，各主力部队沿京绥铁路线退往南口附近，京郊地区的部队退往顺义、延庆一带；京西地区部队退往斋堂和蔚县。国民军二、三军的一部则经南口退至怀来、涿县一带。

在国民军撤出北京之前，冯玉祥根据李大钊的建议，指示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的部队于4月9日包围了执政府，准备逮捕段祺瑞，并将前总统曹锟从狱中放出来。而段祺瑞已于事先避入东交民巷某使馆。国民军放弃这个城市的目的，是把北京交给张作霖和吴佩孚这两个军阀，使二虎相争，激起军阀内部的矛盾。

国民军退守南口以后，即派重兵扼守东、西、南各处要隘。4月下旬，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联合向南口国民军发动了进攻，阎锡山的晋军在大同及晋北地区与国民军展开激战。另外，吴佩孚任命镇嵩军首领刘镇华为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从4月中旬开始对陕西国民军进攻。他还任命张兆钾、孔繁锦为援甘总司令和副司令，于5月中旬进攻甘肃国民军。

南口战役和晋北战役开始阶段，国民军顽强抵抗，奉、直、鲁、晋各军遭到很大损失。直系将领田维勤部陈鼎甲旅，过去属国民军二军，后归田氏改编为第三十九旅，担任讨赤联军第一军第一路右翼。在田氏进攻怀来时，陈旅按兵不动，故意逗留。7月12日，三十九旅军官许权中（中共党员）在李大钊的策划下于京西妙峰山率2000人投奔国民军。7月20日，田部第四十旅两个团，又在清水涧向国民军投降。

国民军以较少的兵力，在南口、晋北、陕甘几个战场抗拒了奉、直、鲁、晋的联合进攻，把军阀80％的军队拖在南口战场，减轻了对南方革命军的压力，为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造成极为有利的条件。从5月北伐军先遣部队在湖南作战开始，到7月正式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以迅猛的姿态向北进军，7月中旬，北伐军攻克长沙、宁乡，接着占领平江，直系军阀在南方作战失利，而吴佩孚在7月15日还在北京长辛店指挥军队与国民军作战。直系将领一再打电报催吴佩孚南下，吴回电表示：“南口一日不下，则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南下。”此时，吴佩孚已处于南北两线作战，顾此失彼的处境。

7月19日以后，北方军阀对国民军的进攻完全由奉鲁军担任，奉军与国民军在南口的战斗更为激烈，前沿阵地几次得而复失，由于张之江指挥有误，国民军渐渐不能支持，形势十分危急。驻张家口的苏联顾问团及时将战况电告北京苏联使馆，并转告李大钊。李大钊见此形势，于7、8两个月内，先后三次电告于右任，要他催促冯玉祥早日回国，主持军务。

冯玉祥在李大钊的催促下，于1926年8月从苏联启程回国。9月15日抵达绥远五原，他对前来欢迎他的国民军诸将领说：“我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表明了他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当天下午，冯玉祥与于右任、孙岳、方振五、弓富魁等举行会议，决定组织国民军联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

9月17日，冯玉祥率领国民军在五原举行誓师典礼，会上，冯玉祥、刘伯坚等发表了演说，公开宣布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接受反帝反军阀的纲领，当场举行易旗仪式，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

国民军联军组成后，在进攻方向问题，国民军将领中存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部队回原路收复南口，占领北京，再沿京汉路南下；另一种意见是从五原挥师西征，占领陕西，出兵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正当冯玉祥举棋不定的时候，李大钊派人送来密件。密件的具体内容可以从李大钊9月8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了解，报告中有：“此间国校政委曾以个人联名方式致电于冯，请即出兵陕西，经富谷县、葭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⑨。冯玉祥接密件后，当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认真研究讨论，大家一致决定采用李大钊的战略计划，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

9月下旬，冯玉祥派出七路“援陕军”去解西安之围。此时南方北伐军已经取下武汉，正分兵两路与吴佩孚、孙传芳大战于武胜关和江西。11月23日，孙良诚率领的国民军攻克咸阳城，接着以方振五部为左路，马鸿逵部为右路，孙部为中路直攻西安，西安城已被镇嵩军围困8个月之久，城内是国民二军李虎臣部及国民三军杨虎城部，兵力不及5000人，而围城之敌军有8万多人，城内军民吃食无着，饿死者狼籍街巷。11月下旬，国民军赶到城下，恰巧孙连仲、刘汝明部也相继赶到，26日，国民军开始全线总攻，激战一昼夜，两翼包抄镇嵩军成功，敌全线动摇，开始向潼关败退，这时守城部队开城夹击，镇嵩军大败。11月27日，国民军解围西安城。

南北革命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奉、直、鲁以及孙传芳的反动军队仍在70万人以上，大大超过了北伐军和国民军的兵力。这时李大钊分析了军阀内部的情况，提出国民军应尽量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1926年12月5日，李大钊给中央的信说：“我以为目下的策略应该是：（一）如能接近鲁张，仍当怂恿他赶快去吃江苏这一块肥肉，驱孙而拒杨；（二）收纳靳田魏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三）联络阎锡山，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张合作。”⑩

关于第一策，是利用张宗昌与孙传芳、张作霖的矛盾，鼓励张宗昌去夺取孙传芳驻兵的江苏地盘。早在9月中旬，中国共产党联系杨度去济南为张宗昌献策，建议张乘虚夺取孙传芳所据守的南京，以报过去兵败之仇。在杨度的鼓励下，张宗昌曾表示愿意归附国民政府。由于张学良突然到达济南，看出破绽，使原来的计划未能实现。

第二策是针对直系军阀驻河南的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寇英杰等部，他们中有些人原是国民军二、三军的旧部，李大钊给中央写信，希望“去函汉口推进此事”。结果，促成靳云鹗等与武汉政府达成协议，大大减少了国民军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的阻力。

第三策是联络阎锡山，使之不与奉军合作。阎锡山老奸巨滑、诡计多端，在战场上，总是以对自己的利害关系为转移，他看到直奉联合势力大大超过国民军，就追随直奉，加入“讨赤联军”。到了1926年秋冬，北伐军直驱湘鄂，政治形势出现有利于南北革命军的时机，阎锡山对冯玉祥的态度有了变化。中共中央及时地提出了“联合阎锡山”和“四省”（陕甘晋绥）联合抗奉”的方针。李大钊在使阎锡山从联奉反冯转变为联冯反奉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1926年12月5日李大钊给中央的信中有详细的说明：“关于第三策，此间早已进行，在一个月以前我便托人向晋阎的驻京代表说：‘国民党中央驻京负责的人很想知道晋阎对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为敌抑为友？’他的代表听了此话含糊其辞，便急忙跑回太原，在太原住了二十天，回来托人告我说，晋阎决与国民党合作，至时彼唯从党令动作。”⑾

李大钊做工作以后，晋阎和奉张的关系呈若即若离状态。张作霖压迫阎锡山，令其合攻国民军，提出要阎“将绥包一带之冯部驱除净尽”，或“向甘陕进击冯军”，皆为阎锡山所拒绝。但是阎锡山与冯玉祥之间，过去曾有不愉快之事，阎锡山见冯军崛起，心有疑虑。因此阎的驻京代表又托人告诉李大钊说：“冯在包头大张旗鼓的作起来，颇令晋方为难。党对此有何善策？”李大钊帮冯玉祥解释说：“冯在包头知公为难，刻已旌麾西指，赴平凉督战矣！他希望阎、冯双方不念旧恶，共同抗奉。之后，李大钊又托人带信给阎锡山，向他宣传当前的大好革命形势，要他权衡利弊，作出自己的选择：“晋阎自第一次革命即督山西，于今十五年矣。革命以来，历督一省而始终未遭更动以迄今日者，百川而外宁复几人？然百川之苦心孤诣历尽，事齐事楚之艰难，而不惜卑身屈节以保此位置者，岂仅为身家一己之尊荣乎？抑将守此以有待，而为吾国家民族完成革命之大事业乎？如使为一己，则吾于百川复有何言，如为民族革命之大事业者，则百川今日所处之境，真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不容或失者矣。现在革命军之势力已足控制长江，国民军亦且雄视西北，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⑿李大钊的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既摆明形势，又说清利害，使阎锡山深为感动。阎复信表示决心与国民党合作。由于晋阎态度的变化，奉军不敢进击包头和穷追国民军，从而消除了国民军绥甘后方之忧。

1927年春，冯玉祥又根据李大钊“出长安会师郑州”的建议，于5月1日在西安举行国民军联军东征誓师大会，接着，冯玉祥赴潼关指挥战争。5月26日大败奉军，占领洛阳。5月底攻占郑州，与北伐军唐生智部在郑州胜利会师。至此，李大钊关于北方国民军与南方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的战略计划得以完满实现。

此外，在北伐期间，北方广大农民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有组织地开展了抗税抗捐、反对土豪劣绅、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这些斗争对牵制军阀军队，配合革命军北伐也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31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②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34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④⑤ （苏）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第47—48页。

⑥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45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⑦ 《中共北方区对于三特区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1926年10月18日）。

⑧ 《中央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1926年11月）。

⑨ 《李大钊文集》（下）第878－879页。

⑩ 《李大钊文集》（下）第884页。

⑾ 《李大钊文集》（下）第885页。

⑿ 《李大钊文集》（下）第885—886页。《李大钊研究文集》

作家:吴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