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到了“五四”运动前后，面临一次全面的质的挑战和严肃的选择。这种挑战，是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衰老和危机的产物，是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带着生机和活力潮水般涌入的结果。而这种选择，则是现实需求和社会呼唤的理性行动，是中国文学思想的历史合乎逻辑的一次发展。

在这个决定中国文学和精神领域建设命运的前所未有的解体、动荡、混乱、冲突、变革、引进、创造的时刻，如何使中国的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复苏和更生，如何引导中国的文艺学走上一条正确而光明的坦途，就成了一切有识之士不能不反复思考的大课题。

李大钊正是在这个抉择的关口上，以他特有的纯朴和深刻，以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洞悉和了解，特别是以他对先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自觉运用，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浪潮中，举起了自己鲜明的理论旗帜，从而影响并导引了一代乃至数代英勇的文化战士。

比起被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来，李大钊的文学思想似乎没有他那样的激烈、火爆和泼辣，没有他那种“勇冠三军，不愧群雄之首”的气魄，陈独秀当时确乎“影响上比任何人更大”；比起新文化启蒙运动中“暴得大名”的开风气者胡适来，李大钊的文学思想也似乎没有他那样的通俗、时髦和显赫。可是，岁月的流逝冲刷着历史上的各种思想建树，也鉴别着各种学说价值“含金量”的多寡。今天，当我们以反思的心态重温七十年前那场震憾整个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惊奇地发现，李大钊的文学思想以其深沉、成熟、扎实和深刻，呈现着独特的面貌，最本质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精华。

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上，李大钊的观念，是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界碑。

（一）

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但他是1918年下半年开始接受新的世界观――一马克思主义的。当时思想界活动着一批骁将，陈独秀、高一涵、易白沙、吴虞、刘半农、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等。那是一个群星闪烁、人才辈出的时代。可是，只有李大钊为十月革命的炮声所震动，在寂寥而翻转的文坛上，呐喊出社会主义的空谷足音。这里就有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文艺观――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不是别人，比如不是更有名气的急进者陈独秀，也不是那些高呼“打倒孔家店”的思想勇士，而是在人看来质朴敦厚、不苟言笑的李大钊呢？是什么原因成就了李大钊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宣传家的地位？

我们应该努力揭示这个“秘密”。

我同意这样的意见：李大钊最杰出的地方在于他“思想的前进，应用的正确和实践的勇敢”，而“能够兼这三长的，在过去思想史上，几乎只有李先生一个人”①。从总体上这样来评介李大钊是合适的。但要充分揭开“谜底”，还必须从分析大量的思想材料入手。

李大钊并不是一个圣人，也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者。他和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重要人物一样，在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中，也是从急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起步的。他和当时文化思想界的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一样，为了反抗沉重的封建束缚，真是抓到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武器作战，甚至欧洲已经反动的个性主义，在这里也成了打破传统、要求思想自由的革命呼声。西方的文化思潮，对于干涸的中国文化思想界，“有若久旱之甘霖”。我们在李大钊早期的思想横断面中，不难发现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列夫?托尔斯泰的“新村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尼采的“超人哲学”等思想观念的浸润与影响，随处可见他对海涅、莱辛、雪莱、惠特曼等诗人、作家的赞颂。

但是我们同样不难发现，在他提倡的革命民主主义理想中，一种强烈的“救人救世”精神，如奔流的血脉在呯呯地跳动。他的文学观念也和他的社会观、伦理观、道德观一样，表现了对时代“隐忧”和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1913年，24岁的李大钊就写文章，以极其愤慨和沉痛的心情，揭露北洋军阀的盗权辱国、侵蚀共和的罪恶行径，疾呼“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②同年，李大钊撰写了《文豪》一文，相当全面地披露了他的呼唤文学“救人救世”、改造世界的文艺观并探讨了文学发展与社会、与情感、与世界观等的关系。李大钊从步入人生的征途起，就一直昂奋热情，从没有消沉过、悲观过。他从一开始就坚持将文艺作为改造人心、改造世界的武器，这就为他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铺平了道路。

当时的思想界弥漫着一股愤激的情绪，哀痛于“心死”与“亡群”的现实。1914年10月间，陈独秀曾以仇恨封建军阀的偏激之情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痛说国家的极端黑暗腐败，根本无可爱之处，甚至说与其如此，还不如当亡国之民为好。认为对“国民之智力……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不能无所怀疑”，“立国既有所不能，亡国自在所不免”③。李大钊阅后，给《甲寅》杂志记者投去《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指出独秀君之言，“盖其文中，厌世之辞，嫌其泰多；自觉之义，嫌其泰少。”认为“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夫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间，而容有我，同类之人，而克造国。我则何独不然？”④表现了强烈的救国意识和爱国决心。而这种救国意识和爱国决心，又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保守主义，而是努力改造国民性，改造旧秩序，建立新社会的革命精神。“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⑤李大钊再次重申了文学启迪民智，唤起自觉之社会功能，认为“文学为物，感人至深”，“社会之乐有文人，为其以先觉之明，觉醒斯世也”⑥。

发生在1914年至1915年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的这场论战，尽管还没有集中在反对旧道德、旧文化的焦点上，尽管他们的分歧还是同人间对待救国救民态度上的差异，但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可以把它看成是即将到来的“五四”新文化论战的小小的前奏和序曲。因为它真切地预示了未来中国社会――包括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虽然陈独秀后来也成了初具用无产阶级宇宙观观察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但无疑表明李大钊的思想起点和立场是更高和更积极的。以后的事实也揭橥，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更多地强调的是学问、知识，陈独秀更多地强调的是政治和社会变革，而李大钊在承认前二者的重要性的同时，更多地强调民魂的再造，民众的觉醒，民气的张扬。这正是李大钊超过他人而透出深沉和深邃的地方。

（二）

要成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根本的特征是要接受历史主义基础上的唯物辩证法。在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以前，中国思想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接近于零。朱执信等少数几个留学生的粗浅介绍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发生什么影响。李大钊是在深积垢污，层层黑幕的思想界中摸索着前进的。作为二十几岁的青年，李大钊在思想转变过程中表现出某种曲折性、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动荡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局势和海外多种学说渐进涌入中国的反映。但是，由于李大钊“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而是“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⑦，脚踏实地，稳步前进，所以，他比别人会更早地靠近真理。

在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奋力宣传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主观、武断和盲从；宣传进取向上的乐观主义人生观，反对消极、灰暗、落后的人生观；热情歌颂新生力量，相信新事物一定战胜陈旧与腐朽。他在不少文章中都以不可遏止的激情，表达他那种迫切要求“青年中华”独立解放的强烈愿望，号召青年冲决历史网罗，破除旧说囹圄，站在民主自由前列，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

这一时期，李大钊在文艺和美学观念上的进展也留下了明显的轨迹。

李大钊从日本辍学回国后即与友人办《晨钟报》，并参加《甲寅日刊》及《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晨钟报》被查封，改名为《晨报》重新出版，在李大钊倡议和帮助下创办的《晨报副刊》，是当时国内出现的第一个“副刊”。它对推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916年8月《晨钟报》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晨钟〉之使命》一文，指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⑧这是一段很值得注意的文字。这里不再简单讲文艺具有“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的伟力，而是把文艺视为一种文明的“先声”。尤其醒目的是，李大钊把新文艺兴旺的条件放在依靠“一二哲人”身上，而这种“哲人”又真能成为解放的领袖，精神的导师，这是颇有深意的。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李大钊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一种新的艺术哲学――此时还未到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朦胧预见与期待。他在苦苦地寻找这样的“哲人”，一旦这种“哲人”在世界上已出现的消息传入中国，他就会率先的起而迎接，而他自己在传播和弘扬这种精神的时候，也会历史地扮演中国新文艺勃兴势必赖有的“哲人”的角色。

李大钊在《晨钟报》上“介绍哲人托尔斯泰”，是因他认为“托氏人格之崇高，气魄之雄厚，足为兹世青年之泰斗”⑨；“介绍哲人尼杰”（即尼采――引者注），是因他认为“其说颇能起衰振敝，……尤足以鼓舞青年之精神，奋发国民之勇气”⑩。在没有找到更先进的武器的时候，一切有利打破传统、战取自由的思想都可作为斗争的工具。

在美学上，李大钊鼓吹“调和之美”（应读为和谐之美），认为“宇宙间一切美尚之性品，美满之境遇，罔不由异样殊态相调和、相配称之间荡而出者。”“人莫不爱美，故人咸宜爱调和。盖美者，调和之产物，而调和者，美之母也。”⑾这种“调和”，不是美学上的折中主义，而是美学上对立统一原则的初步表述，是为新文化的存在寻求美学上的根据。1917年4月，李大钊撰《美与高》一文，在详细征引了蔡元培有关法兰西和德意志两民族具有“美”（爱美）和“高”（强力）的特点，由美术与科学发达，因而有道德心的论述后，进一步阐述“美”与“高”的精神与道德的关系，指出我中华民族素有“美”和“高”的条件，“今而湮没不彰者，殆教育感化之力有未及，非江山之负吾人，实吾人之负此江山耳。”要使我们民族成为“美”与“高”的民族，“此则今之教育家、文学家、美术家、思想家感化牖育之责，而个人之努力向上，益不容有所怠荒也矣！”⑿这种“美”和“高”的呼吁，乃是旨在光大优良传统，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信力。

李大钊思想中具有辩证法的因素，很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他较少有当时一些人“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坏”的片面性毛病。他称“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但他也看到，“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象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⒀这种观点，显然比许多人高出一头，更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李大钊始终抱着“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⒁的观念，不孤立地提倡文化建设，不是等待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好了再去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而是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变革中，批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对传统文化既不一棍子打死，也不嗜痂如癖，而是坚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是李大钊又一超过同辈人而具个性的文化品格。

（三）

李大钊为了追求真理，是下了不怕“断头流血”的决心的。他在1917年4月17日的《真理之权威》一文中曾表示：凡是他认为确实合乎真理的，虽然社会上一时不听他的意见，甚至不容他存身，为了爱真理的缘故，他也绝不敢“逡巡嗫嚅”来迎附牵就社会上的看法；假如他的意见确实与真理不合，虽然社会上一时欢迎他的看法，甚至很看重他，但为了爱真理的缘故，他也绝不敢“附和唯阿”，以趋承当时的社会。“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⒂他认为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他很赞佩中外历史上那些不怕说出真理而遭戮辱的人物。这种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的献身精神，无疑推动了他最先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盗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

我们发现，李大钊在1917年至1918年间加快了思想迈进的步伐。他通过介绍日本的托尔斯泰热，抨击中国“文学界思想界之销沉，冷寂若死”⒃；他比鲁迅的《一件小事》（1919年11月写）、胡适、刘大白的诗文早得多地描写了《可怜之人力车夫》（1917年2月10日）；他倡言“新中华民族主义”，提出“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⒄他开始探讨屡起屡仆、奋斗多年的“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列陈十二点，其中，“革命文学之鼓吹”放在第四的显要位置；⒅他痛斥封建的礼教和婚姻，反对文学演剧徒以艺员冰雪聪明之技能，为顽固思想的奴隶，张偶象道德之权威。“希望具有新思潮、新理想之文学家、美术家，对于演剧，宜随时以文学的眼光，加以严正之批评”⒆；他着手研究“暴力与政治”，研究已成社会痼疾的“学生问题”，研究中国外交之困境；他告诫人们“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⒇要打破新旧不调和的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21）。

这其中，李大钊对俄罗斯文学与革命关系的研讨，尤其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新的发端和永恒流淌的血脉。他指出，“俄国革命全为俄罗斯文学之反响。”“俄国犹大洋，文人其洪涛；洋海起横流，洪涛为之导。俄民犹一身，文人其神脑；自由受摧伤，感痛脑独早。”“此诗最足道破俄罗斯文学之特质。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有二：一为社会的彩色之浓厚；一为人道主义之发达。二者皆足以加增革命潮流之气势，而为其胚胎酝酿之主因。”他认为俄罗斯文学“既与南欧各国之文学大异其趣，俄国社会亦不惯于文学中仅求慰安精神之法，如欧人之于小说者然，而视文学为社会的纲条，为解决可厌的生活问题之方法，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22）从而导引中国新文学运动走出进化论的、改良主义的巢臼，踏上一条文艺为社会变革服务，为无产者劳苦大众服务的现实主义大道。

按照胡适的说法：文学革命的主张，起初只是几个私人的讨论。到民国6年1月，方才正式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和平的讨论。胡适对于文学的态度，始终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后来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说得更详细。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痴太深，故不配做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23）然而却基本延续了他1915年便已表明的“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24）的文学改革思路。相比较而言，真正将文学从作为呼唤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工具转变成反对黑暗统治、创造崭新世界的战斗武器，真正实现文艺从和谐型形态向崇高型形态的历史性美学转换，真正推进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观念性跃进，真正完成文艺的内在要求与文艺为社会革命服务使命间矛盾的解决，应该说是从李大钊的身上开始的。是李大钊给中国新文学这个新生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是李大钊，在哲学、史学、社会学和文艺学等诸领域最先走到了唯物史观的门口。他正“翘首以迎其新文明之曙光”。

正因此，他才极其敏感地认识到十月革命的重要性，当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黑暗的中国时，他才比谁都早地发出震撼环宇的战叫：“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5）

（四）

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便“以矫健之笔致，犀利之文词，使中国新文坛气势为之大昂”（26）。由于他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前期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时那种资产阶级民主启蒙运动所带有的明显的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该杂志以新的无产阶级战斗姿态出现在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反动派，指出了中国人民奋斗的光明前景，并推动着中国先进分子去关心和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此时李大钊最鲜明的思想色彩是突出了劳动人民的革命伟力，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国家民族的命运同劳动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文学观念上，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更紧迫的课题。

在《劳动教育问题》（1919年2月14、15日）一文中，李大钊强调，“Democracy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现代的著作，不许拿古典的文学专门去满足那一部分人的欲望，必须用通俗的文学法，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的道理”（27）。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他特别希望青年“到农村去”，因为他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28）

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杂感《光明与黑暗》（1919年3月2日），可说是在中国美学史上第一篇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写成的论文，文章虽然短小，但却在现代美学与近代美学中间刻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光明与黑暗的区分，就是美和丑的区分。劳动创造了美。美总是和劳动、工作、创造不可分离。人的美，人生的美，就在于劳动和创造之中。这种美学观念的意义无疑是划时代的。

李大钊象恩格斯一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写出了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样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他鼓励青年在新旧思潮激战的当口，“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29）。他号召热情的青年，快快起来，选定方向，“努力去作人的活动！”他说眼下世界上最苦痛最悲惨的人就是那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然后“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30）

据许德珩回忆：团结在大钊周围的、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一部分爱国青年，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这时已经常在一起活动。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越来越露骨，咄咄逼人，民族危机日益紧迫和严重；由于军阀政府腐败不堪，软弱无能，他们深感宣传、教育、出版等等行动不能满足斗争形势的需要了。他们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越来越经常地讨论着一个问题――“直接行动”。“直接行动”，是李大钊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时多次提到的，即不经当局同意批准，发动群众，直接采取正规范围以外的行动，以达到革命的目的。……“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鼓舞着爱国青年中的核心分子，从而迅速传播到广大学生中去，即将到来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大风暴就是这样在酝酿着。而大钊同志在五四前夕的文章中（指《“五一节”May Day杂感》――引者注），第一次把“直接行动”公开地提了出来（并认为“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一引者注），这实际上是五四运动到来前的一个信号。（31）

1936年大连大众书店印行的《烈士传》一书中，关于李大钊的一篇曾有这样的记载：李大钊在《晨报》任主任编辑，“即从此将民族革命的思想，马克斯（即马克思――引者注）的学说渐渐的从北京晨报纸张上，灌输于一般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所以当时晨报的读者突然增加数倍”（32）。认为“五四”“这一运动之所以兴起，自然是中国青年学生受到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基于本国环境的变动而起的反帝反军阀的运动，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还是在于当时北京大学的一些先进教授，曾以民族革命思想经常灌输于青年学生所致。”（33）

由此可以看出，“五四”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领导而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文化观，以至斗争策略，都在运动中起了主导和领路的作用。这个历史的结论，是任何怀疑都掩盖不了的，也是任何否定和冲淡所抹杀不掉的。这个结论本身，就证明了李大钊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也证明了李大钊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