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笔者访问荷兰时，见到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李大钊等五人致孙中山的信。该信藏于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斯内夫利特档案中，原文为德文。荷兰拟将这部分档案及其英译本编辑出版，现参照英译本编者安·塞奇教授的英文手稿，将该信全文翻译如下：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同志致孙中山的信

（1923年6月25日）

北方的政治危机正处于最后阶段，很快即可见端倪。公众舆论表示出日渐增长的积极性，这给我党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时机，我们万不可坐失，我们以国民党身份要求您裁决下列两个问题：1．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为此，应特别注意北京、湖北、湖南、上海和广州等地。如果这些中心地区的组织不完善，整个工作就会肤浅分散。2．最近的北京危机不是近几天来事态发展的结果。早在黎元洪在北京出任总统前，曹锟就觊觎政权。安福系（段祺瑞）不能与直系和解。吴佩孚、冯玉祥与曹锟的关系和黎元洪、张作霖与段的关系实质相同。甚至即使派系内发生什么变化，其斗争也仍将是在北洋军阀头目曹锟和段祺瑞之间进行。这场斗争与民国的改进并无关系。直系是我党的敌人，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能屈从于段和黎元洪。再者，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想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旧军队有10倍于我们的兵力。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起初，我们的力量不会强大，但我们会发展成一支劲旅。列强每天都在处心积虑剥削我们，并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人作他们的代理者。用空话央求他们的承认来壮大我们自己，不仅会伤害我们的运动，而且会丧失革命气节。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议会在全国人民眼中一钱不值。北庭议会是曹吴豢养的。如果我们试图让国会议员来穗，那么人民怎么能把我们看得比吴和曹锟好呢？

南方诸省的将领们扩张军队、压迫人民而犯下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即令我们把这些人烧掉，在他们的骨灰里也找不到丝毫的革命民主的痕迹。即令我们用一切办法把这些将领们联合起来，那么南北方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而绝不会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我们岂能让千百士兵为此丧生并把沉重的负担加于百姓身上？这样也还会有危险，即因为我们在中国这一隅的地方主义而把国民革命的速度减缓下来。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广州的战事，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家政局危急之时去胜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如先生在“五权宪法”中所阐述，而不只限于群众游行）。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会丧失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居于首位的重要任务，唯有您可为之，因您是4年前护法运动的领导者，我们深知中国尽快获得解放和我党获得发展的必要性，特致函先生，望能采纳我们的建议。盼复。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80号）

这封信写于1923年6月25日，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准备时期。当时，孙中山虽然看到了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了积极的准备，但是，却还没有完全放弃在军阀间的樽俎上做工夫。1923年6月北京发生政变，直系军阀曹锟伺机而动，准备拉拢和收买国会议员选举他当总统。孙中山一方面于6月15日发出《致护法国会议员函》，希望在北京的参加过护法的国会议员进行抵制；一方面频繁派人赴奉天，与张作霖商洽联合反直。同时，孙中山也寄希望于以军事力量尽快平定广东，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行动上，6月1日他亲临前线督师，把改组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这一根本大计放在一边，这对于实现国共合作，开创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是不利的。

为了加速国民党改组，动员人民力量，尽快形成国民革命统一战线，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国民运动和国共合作。大会闭幕后4天，即6月24日，李大钊和其他4位中央委员一起开会，讨论北京政情。决定“1．发表一个对于时局的主张”。这就是7月发表的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2．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联合致函孙中山，要求他在华南停止军事行动，到上海去，组织工商学的国民会议，把现有的各〔农民〕联合会组织成为农村自治政府；3．尽快在上海召集一次劳动大会；4．指示各地方支部组织学、工、商参加的游行以支持国民会议的要求”。①

6月25日，中共三大新选出的中央委员拟出致孙中山的信。马林也于同日把这封信译成德文，寄往莫斯科，并在信上附言道：“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五名委员，以跨党的国民党员的身份，今天就中国政治危机事致孙中山信的德译文寄给你们。李大钊和陈独秀同志仍在设法同孙中山谈一次话尽快做出一个决定。关于这一点，我也经常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人谈过。如果这些左派和孙中山一起都不同意朝新的方向前进（因为他们至今还不相信能够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群众性的政党），李大钊在北京和其他同志在别的城市就要着手把国民党的地方支部争取过来去实施党的新策略”。

从这封信和马林的附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在国共合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①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4－26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李大钊研究文集》

作者:李玉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