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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海财经会议是中财委成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财经会议,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上有着重要位置。新中国成立前后,局部地区的解放战争仍在进行,通货膨胀引起物价上涨状况严重存在。在大规模战争没有结束前,要使物价完全稳定是不易做到的,但不使物价发生过分剧烈波动,获得相对稳定,人民能安居乐业,工商业能正常发展,是可能而且也是政府必须努力去做的事情。因为新政权的诞生将会营造与解放前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只要政府确定正确方针和对策,是能够收效的。上海财经会议承担了这一社会政治功能。会议从领导思想上明确了克服当时严重财政经济困难的原则、措施。陈云作为主要决策者、组织领导者,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领导经济工作的非凡智慧和胆略,为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作出重要贡献。本文在努力挖掘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会议提出的财经工作指导原则、会议的结果等问题的解读,力图推进对这次会议的价值和中财委主任陈云所起的历史作用的认识。
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由陈云主持召开的上海财经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全国财经工作具有标志意义的历史事件。在这之前,中共的经济工作还局限于各解放区和各城市接管中的经济恢复工作,没有对全国财经工作进行过统一谋划。平津接管后,新中国的成立已提上日程;关系全局、急待解决的财经问题亦接踵而来。为了统领即将诞生的新国家的财经工作,6月,中共中央组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选择陈云主政。陈云到任不久,即主持召开了具有全国意义的上海财经会议。这次会议不仅谋划了解决当时棘手的财经困难良策,也为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治理混乱的经济秩序,克服严重的财政困难,开始艰巨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原则和路径。对这次会议的研究,无论从史学角度,还是从总结党执政经验的角度来说,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学界已有部分成果;但无论从史料的挖掘上,还是依据史料对这次会议的价值和陈云历史作用的认识上,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本文力图在这些方面有所推进。
一、会议召开的背景
跨入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和政治上不断取得胜利,但在财经上却面临严峻局势。
社会经济环境极其糟糕。国民党统治时期已持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并没有随着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解放的烟花一起消失。物价猛涨、市场混乱等经济因素依然存在处于阵痛之中、尚未完全从旧社会脱胎而出的新社会。大量资本在流通领域内进行投机活动,威胁着物价稳定;城乡之间的商路相当部分被破坏,新解放区的小城市及广大农村,仍多以银元或物物交换为交易手段,致使人民币的流通范围不能随着解放地区同比例扩大,而滞留城市。这些情况在新解放的江南各大中城市中犹为严重。加上江南正处于夏雨连绵之际,交通被阻,各地运往京沪的粮食等类物资大为减少;国民党对上海等港口实行封锁,又使上海对外贸易处于停滞状态。货币物资不平衡造成的物价飞涨隐患日益严重。
人民政府财政十分困难。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还在大规模推进,军费需求有增无减。5月28日,毛泽东将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曾山 23日向中央和中央财经部请求拨300亿元人民币应急的电报,批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请他们商酌。 城市接管、经济恢复、公教人员的薪金、旧人员的包容、灾民的救济等等,也使财政费用大大增加。而人民政权尚无统一的税收政策和税收系统,社会生产短期内难以恢复,人民政府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的赤字部分,不得不暂时靠超发货币来弥补。人民币发行量的不断上升,引起市场通货的超量增长,加剧了物价上涨的隐患。
正是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1949年4月、7月在平津沪地区相继出现二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物价的不断波动和财政的严重困难,“对经济恢复工作和人民生活是重大的打击”,“上海等地人民对我们的经济工作颇感失望,各地财经工作同志也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迅速采取有效办法。”于是华中局向中财委提出召开各区联合会议,“研究各地区的财政收支、物资调拨、货币发行等问题。”严峻的现实要求中财委对整个财政经济形势进行全盘分析,以采取对策。于是中财委接受了华中局的建议。
7月10日,陈云为中央财政经济部起草致华东财委并华中、东北、西北财委的电报指出:“三日华中财委向华东财委提议,于上海召集一次华北、华东、华中的金融贸易会议”。“中财部赞成华中局的提议。如华东财委同意这一集会,则中财部可派陈云并会同华北财委及军委铁道部人员出席。” 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15日,陈云又代中央起草了致华东并华中、东北、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电,通告上述各区于7月25日在上海召开各区金融贸易会议,并研究秋征、税收及财政开支问题。会期一星期。请各区“携带目前财政收支材料(包括城市税收、粮食收入、缴获收入、开支人数、科目、赤字)、秋征估算、货币发行与市场状况(银元与人民币占领市场的比例)、物价状况、公营贸易投资数及掌握实物数量等材料,并带货物税办法、出入口管理办法及税则等”。 次日,周恩来批发此电。
就在中央与各大区商定召开上海财经会议期间,邓小平从上海回到北京。他向中央反映:目前上海“煤粮两荒。接收旧人员十五万,工厂原料缺,运输贵,开厂难,学校多,税收少,开支大,被迫大发行。农村全部以物易物,或光洋市场。情况严重,提出厂校及人员疏散,向各解放区求援”。陈云得知情况后,7月16日,给东北财委副主任李富春、叶季壮去电,请叶来沪开会前,“研究在万不得已情况下可否挤出十五万至二十万吨带壳粮,并准备迁一部分工厂学校到东北。在精神上准备若干程度上冲破原定经济计划。”
中央对邓小平报告的情况进行了研究,感到情况严重,随即派陈云7月19日动身赴沪,向华东局面达中央讨论的情况。21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电,指出:“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首先要用大力进行苏浙皖三省农村工作,以获得农民群众的拥护,否则上海及任何城市的困难都不能彻底解决。其次精兵简政,节省国家开支,现在即开始作起。再次有计划的疏散。“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 根据中央指示,华东局随后作出疏散工作和机关部队精简工作的具体部署和规定。
7月22日,陈云抵达上海,开始对上海的财经情况进行调查。他与上海及几个已解放的大区财经负责人交换意见,初步摸清上海和各大区财政收支、粮食和棉花积存、黄金银元外钞库存、货币发行和流通等情况以及物价上涨趋势。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27日,中财委代表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有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陈云主持了会议。这就是中国现代经济史上有名的、中财委成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上海财经会议。
二、陈云对财经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根据当时财经形势和中央指示,中财委要求会议达到的目标很明确:找出克服上海经济困难的办法;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解决财政问题,全力支援解放战争。会议分综合、财政、金融、贸易四个小组详细研究上述问题。由于要讨论研究的问题很多,会期超过原定一星期的期限,延至8月15日才结束。
会议期间,陈云分别在8月8日和15日两次作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措施,以及对当时财经工作具有指导性的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有:
第一,要用政治的观点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当时的情况是: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作战费和600多万脱产人员的费用,很大部分是依靠发行钞票来解决的,财政十分困难。如何看待所遇到的财政困难呢?陈云认为:目前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应该看到财政困难的局面是会逐渐改变的。“今冬明春如无特殊情况,全国除台湾、西藏、西康、新疆及青海的一部分外,都可以解放,解放区的人口将达到四亿四千多万”。随着新区工作的开展,我们的回旋余地会越来越大,困难会随之减轻。到那时我们“是在一个发展的环境中,加一点税不会出大问题。如果赤字不大,可以用增加税收的方法,努力求得收支大体平衡,以便使经济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所以,“现在决定一切的是部队打胜仗,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是为了战争的胜利。” 薄一波在回忆中说:会议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分析。“解决财经困难的根本办法,还是要依靠军事上的胜利。不论财经工作有多大困难,仍然要把支援战争放在第一位,在支援战争的前提下谋求经济的稳定”。
第二,要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角度考虑解决财经问题。克服财政困难,稳定物价,关键要财政收支平衡,消除通货膨胀。如何达到此目的?陈云认为,最根本的措施是把“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节流很重要,开源更重要。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提出的许多克服困难的决策都是从发展生产角度去考虑的。中央原来曾委托陈云同华东局商量,是否用搬迁部分工厂的办法来疏散减轻上海负担。经过对实际情况反复研究商议后,陈云明确指出,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特别是纱厂不能搬。因为工厂不是随便搬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生产的,不具备一定条件形成不了生产能力。所以,“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许多工厂搬走了事。”“应将解决目前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陈云还提出:要“力争上海主要行业(纺织、印染、纸烟等)的开工率维持到三分之二。”面粉厂要继续生产。五金机器工厂多,修铁路、造船可以利用这些工厂。至于“改造旧上海,主要的是使生产事业得到恢复和稳步发展”。
第三,考虑财经工作必须有全局观点。陈云认为,要想稳定物价,制止通货膨胀,必须具备全局观点。一个地方物价上涨,必然会影响其他地方,个别地方用提高价格来限制物资外流的“自卫”办法,是要不得的。“只有让物资自由流通,物价保持平稳才行”。现在关内的钞票统一了,在处理金融、财政问题上,必须有全局观点。“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从全局的观点出发,陈云提出,要设立由中财委直接领导的花纱布公司、土产公司;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的发行库;税目、税率和食盐外销要统一管理;各地区大宗物资的调拨,要经过中财委的建议。为了把握好全局,陈云提出:“各大区财委机关要组织成为一个司令部。现在各地区财委只有几个人,这样不行。财委要设置专管各方面工作的组织,如金融、财贸等处。”“我们今天面临的是管理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局面”,以前的机构,已完全不适应今天的需要,过去的那一套经验也应付不了现在的局面。“必须吸收党内外各方面有知识的人来共同工作。”陈云还认为,各地区之间也要密切联系,“必要时各地区都在友区设一个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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