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讲话中，对解决上海生产困难的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全国经济的中心。上海经济形势的稳定还是混乱，对全国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问题的解决又依赖于全国各地的支援。所以上海问题的解决，具有全局意义。在会上，陈云就敌人封锁，工厂搬家，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的运输，工业生产，金融工作等5个问题从全国范围着眼提出具体对策。归结起来就是，由各区共同维持上海，承担分配的粮、棉等各种所需物资的调拨任务，以保证上海的社会稳定及经济恢复；上海的社会经济稳定住了，反过来就可以有力地影响全国社会经济的稳定。从这时起，在全国开始实行粮、棉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的统一调拨。这一重大举措，发挥了上海这个经济中心在经济恢复中的重要作用。由于全国各地从多方面给予上海支援，还由于解放区的扩大，使上海与全国各地在经济上联成整体，从而美蒋封锁海口、窒息上海经济的阴谋被粉碎，1949年底，上海经济形势逐步趋向好转。

第四，要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解决财政困难和平抑物价。上海财经会议酝酿时，正值1949年第二次物价涨风；会议开始后，涨风基本平息。此时，人民政府已有两次平抑全国物价涨风的经验。物价波动的原因，归根到底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商品因素，投机商人利用物资的短缺，倒买倒卖，挠乱市场；一是货币的因素，由于财政困难，政府超量发行货币，引起通货的恶性膨胀。对这两方面出现的不正常因素，单靠行政管理力量的控制，或是仅依靠物资的调拨，都很难迅速达到预期目标。必须从商品和货币这两方面因素同时下手，运用贸易、金融、财政等多种手段，才可能较快较好地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

在商品方面，陈云根据前两次平抑物价的经验，强调国家一定要掌握足够的粮食和棉纱，能够投入市场；特别是对上海，“有了粮食，控制上海物价就有了相当的把握了”。同时“华北、华东、华中都要保证棉花收购计划的完成”，并“把纱布交中央统一掌握，由中央统一供应棉花”，以保证对上海棉花的供应，维持纱厂开工。为了保证物资供应，陈云强调要加强铁路运输工作，要求华东财委把运输看成一个重要问题，“好好组织，设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这一工作”；主张实行内部贸易自由，特别提出：“华东地区不要禁止粮食运到上海来”，“各地一定要开放粮运，让它自由流通，以维持上海的供应。”　这些措施都已被历史证明是十分有效的。

在货币方面，陈云主张采取紧缩货币发行政策：发行公债，加强税收，尽量减少发钞。对于公债发行问题，陈云在会上作了许多分析。为避免公债发行引起银根过紧，他提出三项手段：调剂通货；调剂公债发放数量；调剂黄金、美钞收进数量。三项手段服从一个目的：“达到我们所预期的金融、物价保持良好的状态，保证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的供应。” 陈云提出加强城市税收。“过去说敌占城市我占乡村，在经济上是敌强我弱，道理就在于城市的收入优于乡村。我们应该逐渐增加税收的比重。”　通过发行公债和增加税收，即可有效控制社会游资，增加政府财政税收，弥补赤字，减少货币发行，使物价上涨因素得到有效抑制。

为了摸清情况，找准相应对策，陈云提出，上海财经会议后，要召开部分专门会议：金融会议，讨论外汇、公债问题；贸易会议，讨论棉花收购问题；物价会议，讨论价格政策，特别是工农业产品比价问题。另外，还要召开讨论工业生产计划的会议。公私企业为推销产品，可以到各地去开展销会，或者和外地工厂联系，相互参观。

陈云提出的上述四点意见，不仅对解决当时财经困难有着指导意义，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财经工作也有重要指导意义。因为这些意见不是学者书斋中苦研所得的清谈，而是丰富财经工作实践经验和高超政治智慧溶合的结晶；是在充分调查研究，了解当时财政经济实情基础上，循着财经工作规律，切中问题要害的见解。其中体现出了领导者必须把握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政治和经济“两者需要很好配合。” 搞经济工作要有政治眼光，作政治工作同样要着眼于经济工作。

三、会议讨论的结果及对会议的简要评价

陈云的讲话给与会者以很大启发。根据陈云讲话精神，与会者在认真分析全国军事和经济基本形势的前提下认为：“财政赤字巨大所引起的通货膨胀，是物价剧烈上涨的基本原因；所以恢复物价平稳的基本办法，主要应从开源节流、减少财政赤字上去寻求。其次便是调拨物资供应上海。”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物价剧烈跳跃，其他地区决不可能保持平稳。由此，中财委推出几项克服财政困难的重要措施： 1、减薪。精简节约在当时已效果不大，而且困难很多，因为军费、政费事实上已不能再减；裁员不如酌量减薪，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2、加强税收工作。在新解放区，乡村要抓紧征粮工作，城市要抓紧税收工作。这两方面都大有文章可做。如上海税收每月原仅45亿，经研究增至160亿。关内各地征粮任务布置了193亿斤小米。3、发行公债。华东、华中同志大部分赞成发，并商议发行2400亿元。4、物资统一调拨。在中财委的统一主持下，各地互相调拨物资。首先是要保证上海所需粮、煤、棉花的供给，并作出具体计划，开始实施。

根据陈云提出的财经工作思路，会议确定了1949年8至12月全国财经工作部分计划：

1、关于解决财政困难的具体安排。8至12月预计财政赤字为7130亿元（内有银行用款555亿元）。物资调度抵付开支817亿元；公债收入抵付开支2100亿元（上海收美钞、黄金合300亿元另计）；推动货币下乡，公粮附征货币500亿；三项合计为3417亿。收支相抵赤字为3713亿元。公粮征收占农业收入比率不能小于60%，最高不能超过20%。要力争税收与公粮收入相等，因此，从8月起各区就要用力整顿税务，盐税先增加到每担30斤小米，逐渐增加到50斤小米。

2、关于物资收购及货币发行。为保证生产，公营贸易机关必须进行必要的物资收购。首先是收购棉花，以保证纱布生产。其次要收购丝茶、桐油、烟叶、生油、猪鬃等出口物资以刺激继续生产。粮食除征公粮外是否大量收购，需秋收后看粮价情况而定。收购物资资金总数为4700亿元；计现钞收购3400亿元，包括预备金450亿元，物资周转900亿元（包括中财委掌握之600亿元），粮食周转400亿元。为保证收棉供棉计划实现和掌握出口物资，各区一致认为，应成立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和丝、茶、桐油公司，直接由中财委领导。8月至12月，财政赤字为3713亿元（包括银行资金555亿），收购物资需要现钞3400亿元。两项合计需发行货币总额7113亿元。

3、关于国内贸易与金融问题。由于货币已经统一，各解放区间、省区县间应实行贸易自由，要废除一切关卡、证照等妨碍贸易自由的措施。各种物资除特别规定外，全国解放区均得按照政府法令自由流通。特别是某老区所实行的粮禁，限制粮食出境的措施，必须立即取消。要设立粮食交易所、花纱布管理委员会对市场进行管理。要制定全国统一的货物税税目和税率。全国各解放区大中城市应畅通汇兑，以调节金融。一般采取低汇率多汇兑的方针，汇兑额不加限制。但在新区物价失调时，经中财委同意可提高汇率，限制汇兑额。各区汇兑采取逐级集中的清算制度，汇兑及清算详细办法由中财委责成人民银行总行拟定，中财委批准后宣布。关内与东北因实行两种货币汇兑另行规定。建立发行库，把财政金库，银行营业库与发行库分开；会议对发行库的职能作了具体规定。

4、关于国外贸易问题。出口统销的目的是用我们可以垄断、左右国际市场的土特产争取高价出售。目前只有猪鬃、大豆具备此条件。除此之外，桐油、茶、丝等产品暂不统销。关税的税目、税率必须根据国家工业与民族工业的生产状况来决定。

5、关于各区间的财经关系。中财委是各区财经工作的后盾，各区间财经调度统一由中财委负责。各区间可互设总办事处，办理财经往来事宜。另外，要求各区财委准备召开工业生产会议，其中包括纺织、机器、燃料、药品等方面的会议；还有金融、贸易、税务、邮政、农业等方面的会议。要组织上海工业考察委员会，由中财委、华东、东北、华北、西北派人组织，了解上海工业生产状况，并提出各方面意见，作为召开各系统专业会议的参考。

显然陈云主持召开的上海财经会议，根据诸多方面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所提出的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措施和1949年8至12月财经工作安排中，确定的发行公债、整顿税收以紧缩通货、加强征收公粮、成立全国统一内外贸易的专业公司、统一集中掌握与调运物资，以及“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召开各类专业会议等各项措施，已完全超出中央原定的“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的框架，并改变了原来预定对上海作必要疏散的计划。会议从金融、物价、财政、贸易、管理以及军事和政治多角度确定的解决通货膨胀和财政困难的方针政策，大大提高了人民政府在稳定物价斗争中的主动性和计划性，也为即将执政的中共各级财经干部认识和解决财政困难提供了基本工作思路。

上海财经会议拟订的工作方针和措施，得到了中央充分肯定。9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听取陈云报告上海财经会议的情况后明确说：“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

总之，新中国成立前后，局部地区的解放战争仍在进行，通货膨胀引起物价上涨状况严重存在。在大规模战争没有结束前，要使物价完全稳定是不易做到的，但不使物价发生过分剧烈波动，获得相对稳定，人民能安居乐业，工商业能正常发展，是可能而且也是政府必须努力去做的事情。因为新政权的诞生将会营造与解放前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只要政府确定正确方针和对策，是能够收效的。上海财经会议承担了这一社会政治功能。会议从领导思想上明确了克服当时严重财政经济困难的原则、措施。陈云作为主要决策者、组织领导者，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领导经济工作的非凡智慧和胆略，为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作出重要贡献。新中国第一年的财经历程表明，上海财经会议决策的实施，对解决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起到重大作用。也正是因为这次会议确定了正确的财经工作方针，使得中共经受住了从推翻国民党政府到建立新政权过程中政治角色转换的考验，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了基础。上海财经会议也因此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迟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