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并不是专门研究文艺工作的。他在一次同文艺工作者座谈时说过：“各种形式的文艺，都各有质的规定性。至于如何区别，这是你们搞文艺的人的事了，我是搞穿衣吃饭的（1）。”确实，建国以来，陈云呕心沥血于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多次把我国国民经济从危机四伏的困境引导到健康发展的坦途，以致毛泽东曾借用《前出师表》中所引刘备的话，称之曰“能”，并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坦诚地说：“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这个评价是公正的。这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评价，而且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评价。

陈云过问文艺，除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在1943年召开的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以外，主要是在特殊机遇下业余的事。他因积劳成疾，于1957年和1959年两次到南方养病，在疗养期间曾遵医嘱欣赏曲艺。此后或在工作中有闲暇，或因政治上遭冷落，也常接触曲艺，由此对曲艺乃至整个文艺工作发表了不少意见。尽管这是一位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业余的事，是以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的身份提出来的，但由于陈云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深谙无产阶级领导艺术，因而发表的意见闪耀着真理的熠熠光辉，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仍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 强调摆正位置

陈云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身上，如何正确处理党员和文化人的关系。他说：“先得弄清楚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做党员的。可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这种党员是以文化人资格入党，而不是以千千万万普通党员中一分子的资格入党的。第二种是，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毫无疑问，党是要求确立第二种看法，反对第一种看法的（2）。”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文化人，这里的位置必须摆正，决不能颠倒。

摆正位置，首先是党员，这个原则的根本含义是必须坚持共产党员的质的规定性。什么是共产党员的质的规定性呢？按照党章的规定，他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具备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他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比工人阶级的一般成员更忠实，更勇敢，更守纪律，更有牺牲精神；他应当有共产主义觉悟，了解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一句话，共产党员应当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每个党员，不管他从事何种工作，必须在自己身上体现共产党员的这个质的规定性，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党员，而是不够格的党员，甚至是冒牌的党员。

陈云对党的文艺工作者提出这个尖锐的问题，首先是党的建设的需要。自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能不能引导我们民族抵于解放之路，能不能使革命和建设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陈云要求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是党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什么样子呢？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一个原则争论，原则区别（3）。”当然，要求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是一个党员，并不是抹杀文艺工作本身的特点。陈云根据列宁关于“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4）”的论述，强调指出：“每种分工都有它的特点，用做文化工作的方法去做军事工作不行。用做军事工作的方法去做文化工作也不行（5）。”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对文艺工作者可以降低甚至放弃党员标准，允许他们以文化人资格入党，使党成为“各界联合会”。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蜕变成了“各界联合会”，那就只能使党丧失战斗力，名存实亡，只能使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挫折，归于失败。在这个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原则问题上，是不能有丝毫妥协的。

陈云对党的文艺工作者提出这个尖锐的问题，也是发展文艺事业的需要。我们党为发展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艺术规律、符合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方针政策。它们的贯彻执行要依靠最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文艺事业的繁荣昌盛有待于最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党的文艺工作者不必要也根本不可能包揽一切。但是，他应当在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列宁的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对党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严格的要求，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抓住了事物的关键。陈云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召开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要求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是党员，也正是抓住了整个链条上的主要环节。这对繁荣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关系极大。

应当肯定，不少党的文艺工作者是按照陈云的教导去做的，他们不愧为党在文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但是，也应当清醒地看到，陈云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提出的这个问题，今天在文艺界的某些党员身上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文艺界的一些怪现象，有时恰恰不是出在党外同志身上，而是出在共产党员身上。你说作家应当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他说，“社会把作家捧得越高，作家的日子就越难过。我们宁愿让社会放作家一马，把小说看淡一点，小说无非是编出来的，大家看了可供一笑就不错了。”你说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吗，他说要“躲避崇高”，主张“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的文学”。你说文艺工作者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吗，他就提出什么“心理补偿”说，“以毒攻毒”说，“乱而后治”说，“侧翼效应”说，认为一切皆不可预期，凡事都难以捉摸，把文艺效果问题搅成了一锅稀粥。你说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吗，他说：“希望政府将管作家的精力转去管更需要管的事，譬如民航，毕竟作家的活动不会比劫机更危险。”在某些党的文艺工作者中，不懂党规党法者有之，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唱对台戏者有之，只要党员的称号却根本不遵守党的纪律者有之……凡此种种，不是都证明了陈云提出的要摆正位置，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首先是党员这个原则的极端重要性吗？

怎样改变上述极不正常的状况呢？

一是要加强学习。用陈云的话来说，就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实际的政治”。他说：“要判断我们的文艺工作究竟是不是革命的，合不合群众的需要，除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还有什么旁的办法（6）？”此可谓言之谆谆，我们切不可听之藐藐。

二是要分清是非。陈云早在1947年发表的《健全党内生活》一文中就指出：“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这是应有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否则，就会助长混乱，不能解决问题（7）。”1982年他针对新时期出现的情况，在一次谈话中又强调：“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8）。”这对纠正当前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是非不分，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的堪忧的倾向，无疑是一剂对症的良药。

三是要严明纪律。陈云透辟地阐明了纪律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他说：“纪律与自由，是矛盾的统一。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9）。”“我们的纪律只束缚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妨碍革命的东西，就像游泳术对于游泳的人只束缚他不要淹死一样。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10）。”至于有些人视党的纪律为儿戏，硬要做违反党的纪律的事，那就只有按照党章的规定绳之以法。这几年来，在党员管理工作中，特别是在整党、党员重新登记、民主评议党员中，在严肃党纪、纯洁组织方面并不是没有采取措施，但确实存在着失之过软、失之过宽的现象，文艺界也不例外。这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盛衰荣枯，而且关系到党本身的生死存亡，实在不应当等闲视之，掉以轻心。

二 提出鲜明目标

陈云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把社会主义事业对文艺工作的要求，把党在文艺领域的方针政策概括为一个鲜明的目标：出人，出书，走正路。这本来是陈云针对曲艺特别是评弹提出来的。曲艺是我国最富于民族性和群众性的一种艺术门类，是民族语言的宝库。历史上很多大文学家、大艺术家都从曲艺中汲取丰富的营养。陈云抓曲艺，不仅出于个人爱好，更源于曲艺在文艺百花园中的地位。像曲艺这样的艺术，在社会主义时代决不能任其湮灭，而应让它大放异彩。出人、出书、走正路，这个目标固然是针对曲艺提出来的，却具有普遍意义。如果我们把“书”（书目）理解得宽泛一些，包括“书”（书籍）、“曲”（歌曲）、“戏”（戏剧）、“片”（影视）、“画”（绘画）等，这个目标就完全适用于各种艺术门类。

出人。这就是要大力培养艺术人才。从历史上看，一个文学艺术繁荣的时代，必然是人才辈出的时代。陈云非常重视艺术人才的培养。旧的传统观念往往认为评弹艺术不需要多高的文化，与此相比，陈云主张要帮助评弹艺人提高多方面的修养。他指出：“要努力提高演员的文化水平，包括地理、历史知识。要扩大眼界，增长见识，尽可能地让他们到处走走。”他还提到：“说新书，就要让艺人看报纸，看《参考消息》，了解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鉴于各门艺术的相互贯通，陈云主张汇集相关人才，促进知识互补，以形成发展艺术的人才优势。他说：“要欢迎研究文学、戏剧、音乐的同志来研究评弹，请他们帮助，这对评弹是有好处的。”还说：“有一些新的文艺工作者参加评弹工作，很好。有适当的评弹艺人参加作协、音协、剧协的活动，也是有好处的。”为了使评弹艺术后继有人，陈云尤其重视艺术新苗的培养，他提出“评弹界也应该有自己的学校”（11）。在他的倡议下，评弹的发源地苏州终于办起了一所评弹学校，他亲任名誉校长。由此可见，陈云不仅提出了“出人”这个繁荣文艺的根本问题，而且在这方面有不少具体的建议和实践。

出书。这就是要生产优秀的文艺作品。繁荣文艺，归根到底要落实在出一批艺术精品上，否则喊得再多，也只能是一句空话。陈云十分重视评弹书目的创作和改编。在书目生产上，他主张整理旧书和创作新书并举。各门艺术都有自己的所长和所短，毫无疑问，应当扬长避短。但无论何种艺术，如果不能根据本身的特点，对亿万人民改造旧世界、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作出某种审美反映，仅仅是“老说老书，老书老说”，那么，它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有鉴于此，陈云大力支持新书目的创作，提出“对新的东西要撑腰”。对于整理传统书目，陈云也很重视。传统书目经过历代艺人的加工、提高，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这一份遗产我们理应加以珍视，并经过整理，使之流传下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创作新书目的借鉴。陈云主张对整理旧书目采取慎重态度，要“去芜存精，保留其无害的部分”。他认为对于同一个传统书目，整理方案可以“百花齐放”，通过竞赛比较，存优汰劣，取长补短。艺术生产，不论是“创新”还是“整旧”，关键是要掌握艺术的客观规律。陈云强调：“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他本人对评弹艺术的特点也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例如他说：“戏剧是现身中的说法，评弹是说法中的现身”；“评弹应以说表为主，但也要适当注意唱的部分。开篇可以成为独立形式演唱”，就是对评弹艺术特点的切中肯綮的概括。一个艺术精品的产生，往往要经过千锤百炼的过程，熊瞎子掰苞谷的做法不可能繁荣艺术。陈云指出：“书目要在演出中不断丰富加工。现在，有的书目是演出一个丢一个，叫‘一场呒结果’（12）。”这实在是切中时弊之论。陈云对于“出书”，不但大声疾呼，而且身体力行。他对评弹新作《真情假意》的扶持是众所周知的。他还曾抄录一份评弹长篇书目表寄给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的负责同志，供研究参考。这些本应由“搞文艺的人”做的事，却要由“搞穿衣吃饭的”陈云来做，怎能不使我们倍受感动和鼓舞！

走正路。这就是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走正路不走邪路，很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适应观众和提高观众的关系。各门艺术，包括评弹艺术，都要注意研究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审美心理，努力适应他们的欣赏要求。青年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完全脱离了青年观众的艺术是没有前途的。陈云说的“不要让青年就评弹，而要让评弹就青年”，“在就青年中去锻炼，出人才，出艺术”，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适应不等于迁就。观众的艺术趣味有高尚和庸俗之分，先进和落后之别，积极和消极之异。如果一味去迎合低级趣味，那就成了迁就，就会背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文艺负有提高观众的鉴赏能力的任务。陈云指出：“就青年，不停顿于迁就，要逐步提高他们。”他还反复强调：“群众喜欢听的书不一定是好的。”“书目中那些黄色的内容，过去很能卖钱，现在仍会有人欢迎，但危害是很大的，其害处不下于传播封建思想。所以，调情的、下流的、色情的都要不得，这种传统不能挖掘。群众欢迎，也不能要。这一点绝对不能让步。”这充分体现了适应群众与提高群众的统一，受群众欢迎与对群众有益的统一。走正路，不走邪路，还要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陈云指出：“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这个原则是正确处理艺术生产中两个效益的关系的指针。陈云反对艺术商业化的倾向。他要求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前后这一段评弹的历史，说：“不研究这段历史，就不能了解评弹艺术发展的全过程。在这一段期间，评弹艺术趋向商业化，庸俗、黄色的噱头泛滥。”这实在发人深省。他说这话是在60年代初，那时文艺商业化的倾向不过是稍有苗头，如今，当这种倾向甚嚣尘上之时，我们回过头来读陈云30多年前说过的话，不能不为他的远见卓识所折服。怎样反对和抵制一味迎合低级趣味、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有害倾向呢？“扫”固然必要，但最根本的是要以健康有益的精神产品去“挤”，正如陈云所说：“我们要用走正路的艺术去打掉歪门邪道，去引导和提高听众（13）。”同时，加强评论这个“评”也很重要。陈云说得好：“批评也罢，自我批评也罢，都是我们党解决思想性质问题的行之有效的老方法。我们在文艺界也要提倡这个方法，使它形成风气，逐渐为人们所习惯。应当相信，只要是充分说理、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妨碍文艺的繁荣，而且是文艺繁荣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14）。”如果没有正常的文艺批评，一有批评就斥之为“大批判”、“打棍子”，乃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许正确的观点争，文艺工作要走正路不走邪路，不亦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