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敢于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要主观符合客观，思想符合实际。不实事求是，就会出现错误倾向。错误倾向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方针政策的问题上，急躁冒进，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一气，此之谓“左”；另一种是在方针政策的问题上，滞后倒退，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一味迁就，此之谓右。我们要实事求是，要坚持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又反对右。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某一种倾向可能是主要的，应该着重纠正，但是，如果把主要倾向看作是凝固的而不是可变的，不注意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某种主要倾向的同时对实际存在的另一种倾向视而不见，任其发展，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斯大林曾经说过；“如果想提出一种对任何时间和条件都适用的辨别主要危险和非主要危险的现成方法，那就愚蠢了。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方法。主要危险就是人们停止和它做斗争因此而让它发展到危害国家的那种倾向（15）。”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陈云最讲实事求是，因而在反对错误倾向时最敢于从实际出发。他不轻易用“左”、右这样的字眼，但在同实际存在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中毫不含糊，并且最善于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在文艺问题上也不例外。

1960年初，当“大跃进”的“左”的错误及其在各个领域的影响还在继续的时候，陈云在谈到评弹工作时就指出：“干巴巴也是缺点，应该是既严肃又活泼。穿插和噱头是要的，以前的滥放，现在又稍失之于拘谨。听众出了两角钱，不是来上政治课，做报告也要讲点笑话（16）。”这无疑是对“左”的影响的中肯批评。

1961年下半年，党中央致力于落实政策，纠正“左”的错误，右的倾向有所露头。这时陈云指出：“对噱头、轻松书目、某些可疑传统书回的开放，应该采取谨慎态度。”又说：“挖掘、开放传统书目，千万不可一下子都放出来，回到老路上去（17）。”这不啻是一帖清醒剂，对于人们集中精力纠正“左”的错误时防止出现右的倾向是极为有益的提醒。

1962年底，当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左”的错误在政治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重又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陈云强调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不能以对现代人的要求来要求古人。他在谈到一部传统书目的改编时说：“书中有一些地方，古代人说现代人的话，是不合适的，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18）。”这在当时那种唯恐“左”得不够的政治氛围下，简直是空谷足音。

1977年6月，我们国家还处于徘徊时期，“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还没有得到清算和纠正时，陈云就对评弹创作发表了许多反“左”的意见，并理直气壮地说：“以前，有一次于会泳、徐景贤在上海听书，说有点‘回潮’，演员就怕了。照这样说，我今天说的都是‘回潮’。我看‘精干毕剥’，‘刮拉松脆’，一点也不‘回潮’（19）。”在幽默风趣的语调下面包含着多么坚决的反潮流精神！

1983年8月，当“文艺商业化”的倾向有所抬头时，陈云尖锐地批评说：“前些年，一些艺人在我们党落实文艺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主要表现是在书目和表演上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20）。”这股“风”现在已发展到“盛怒于土囊之口”的程度，而陈云的这些话是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说的，实在弥足珍贵。

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很不容易，因为这需要有敢于反潮流的胆识。当某种错误倾向像潮水一样涌来时，顺之则平步青云，逆之则引火烧身。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无私才能无畏。陈云对个人的进退安危毫不萦怀，所以他才敢于进逆耳之忠言，开苦口之良药。建国以来，他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政治上曾经几起几落，但他毫不在意，当国家建设遭到挫折的关键时刻，党需要他出来解决问题时，他总是不计得失，勇挑重担，因而被人们称之为“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种无私无畏、任劳任怨的精神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

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很不容易，因为这需要有善于避免折腾的睿智。陈云主张“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他对文艺特别是评弹发表的一些建议，从来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结果。他还主张采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以求得对客观事物比较全面的认识，避免来回折腾。他谈到评弹工作中开放噱头、轻松节目和某些可疑书回应取慎重态度时指出：“应该先经反复考虑后再开放，这样，比之乱开放后再收缩，其损失要小些。”他还说：“有些问题，没有把握宁可慢些，多考虑一下，其缺点是慢，但如果做错了，那就是失。慢和失比较起来，慢比失要好（21）。”“宁可慢些，避免有错。”这里揭示了极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较之那种违反客观规律的“快”来，陈云的主张似乎是“慢”，但其实是真正的快，因为它建立在客观条件许可的基础之上，又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是稳扎稳打、切实可靠的。相反，背离客观规律盲目求“快”，结果必然是来回折腾，求“快”反慢。“欲速则不达”，此之谓也。陈云讲的这些道理看来简单，实际包含了极为深刻的哲理，证诸现实，屡验不爽，值得我们反复咀嚼，深长思之。

四 讲究领导艺术

陈云尽管对文艺工作过问不多，但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的领导艺术。他善于根据文艺的特征和规律，为文艺工作者提供繁荣文学艺术的条件。

充分信任又不一味迁就。陈云高度重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早在30年代末，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他就强调要充分发挥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尖锐地批评了“不加分析，笼统地说知识分子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那种错误观点。他回顾了五四运动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指出：“在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22）。”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坚持这个符合实际的科学的估计。这是陈云充分信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根本依据。充分信任不等于一味迁就。陈云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知识分子往往有个毛病，叫做小事大方，大事小气。这里说的“小事”指日常的生活细节，“大事”指革命的紧要关头。他殷切地希望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中克服这个缺点。他还要求文艺工作者防止两种倾向，即特殊和自大。对此他反复说理，情真意切。这种爱之深、责之严的态度同那种要么骂杀要么捧杀的做法迥异其趣。

循循善诱而不强加于人。陈云从小对评弹就耳濡目染，从50年代后期起又多方接触，作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内行。但他对具体的艺术问题从来不作“指示”，而总是要求文艺工作者自己通过讨论和比较去研究解决。他说：“对疑难问题，可以用争辩的方式逐步取得一致意见。这也就是走群众路线。”当然，陈云也不吝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与评弹工作者的谈话记录和信件就有300多件，其中汇集了他对评弹艺术的真知灼见。但这些意见都是以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的身份提出来的，特别是对一些具体书目的意见尤为慎重。例如，关于《珍珠塔》的整理，他不仅谈了自己的看法，还征求当时主管文艺的周扬的意见，转告给评弹界的同志，并一再叮咛：“我仍然希望你们反复钻研一下《珍珠塔》的整理工作，不要因为我和周扬同志说了这些意见，使整理工作受影响（23）。”这既区别于那种“少过问，少介入”之类貌似超脱开明实则放弃职守的自由放任主义，又区别于那种对怎样写、怎样演指手画脚的简单粗暴作风，因而使文艺工作者感到如坐春风。

多做实事而不崇尚空谈。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如果停留在口头上，喊得再多也无济于事。关键是要为繁荣艺术做些实事。陈云在日理万机之余，对评弹艺术极为关心，常常于细微处见精神。例如，他对传统书目《描金凤》中从苏州坐船到朱仙镇或开封一节有些怀疑，不能断定明代是否有这样的一条水路，唯恐违反历史事实，闹出笑话，就特地请教了中国历史研究所的同志。经考证，这条水路在隋朝就通船了，明朝仍是通的，于是他把这个考证结果打印了寄给评弹团的负责人和老艺人，供他们参考。为了帮助评弹艺人提高文化水平，他还送给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一册《简明中国通史》，一本《中国分省地图》，一部《辞源》。其中地图和《辞源》还是陈云自己用的。他在信中说：“送这几本书的意思，是想引起朋友们对于历史和地理进行考查核对的兴趣。”陈云对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他曾提出建议，希望评弹的伴奏乐器琵琶不用钢丝弦，说：“不用钢丝弦，有利于保护艺人的嗓子，延长艺术生命（24）。”他就是这样处处为文艺工作者着想。

“文艺工作者的良师益友”，这就是陈云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这就是陈云的领导艺术的集中体现。（马蓥伯《求是》杂志社）

　　注　释：

　　（1）（11）（12）（13）（16）（17）（18）（19）（20）（21）（23）（24）《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中国曲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0、24、95、、106、14、64—65、78、89、114、64—65、49、83页。

　　（2）（3）（5）（6）（7）（9）（10）（22）《陈云文选》第1卷，第273—274、274、275、277、347、197—198、276、180—181页。

　　（4）《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

　　（8）《陈云文选》第3卷，第274页。

　　（14）1984年2月2日《人民日报》。

　　（15）《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9页。

　　      《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