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开始扭转脱离实际和关门主义的白区斗争策略

1933年冬，为了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加强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成立白区工作部。

同年12月5日之后，陈云根据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情况，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连续发表文章，在肯定某些成绩的同时，着重批评白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陈云在《粉碎五次“围剿”面前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一文中指出：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的开展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然而我们为什么没有开展起来呢？因为我们工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最重要的是没有积极地组织、发动与领导广大群众的日常斗争。他指出：已往的观点，“仅仅注意发展组织”，想“等到组织好了再领导斗争”，这是不能得到预期效果的。党“必须领导群众一切日常斗争，才能从群众切身的经济的政治的要求上，把群众斗争发动起来”。他特别强调：“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是组织群众与领导群众为政权而斗争的最重要的步骤。”这些日常斗争，就是“反抗强迫修路，反对限制卖盐（白区群众贩运盐、布等日常必需品进苏区，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来源）等等白区群众生活上的迫切要求”。“党在每一个环境中，每一个斗争中，提出的口号，必须是群众自己斗争的口号，每个口号必须为群众自己所了解，而且为了这个口号来斗争（9）。”他还指出，我们在城市中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也必须“放到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任务上去”，例如，要求改良待遇与反对失业饥饿；在敌军的士兵中，也要认识日常经济斗争的重要性，发动他们“要求发清欠饷”、“要求发清伙食尾子”、“反对官太太的‘合作社’的剥削（强迫士兵高价购买官办‘合作社’的日常用品）”、“反对长官的压迫”等，“这些斗争的发动，都可以提高士兵反对国民党的情绪。”（10）

陈云强调注意领导群众日常的斗争，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斗争，是总结了“左”倾教条主义不顾条件、不顾群众觉悟，每一次斗争必须联系政治口号的经验教训，是白区斗争策略转变的开始。“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他们在白区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方面总是搬用一套机械的公式——小斗争发展成大斗争、大斗争定会发展成为暴动。他们常常提出过高的要求，把政治要求机械地加在群众的经济要求上，不顾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一些群众不理解或接受不了的政治口号，即刘少奇后来所批评的“只管原则，不去实事求是”（11）。这样就不能真正发动群众，常常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也就无所谓积蓄力量。

在1934年1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陈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并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在实际指导白区工作中，他注意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灵活地广泛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重要思想。1934年5月，他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福建事变中党在福建的职工运动》一文，批评党在福建事变时领导工人斗争中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出，我们在福建事变中“争取群众的基本策略，应该灵活地广泛地运用统一战线，这个策略的实际运用，就是一方面在反帝反国民党，反对资本进攻，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等等口号之下，聚集和联合共产党影响下的，和一切无组织的工人，来共同地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南京政府，来共同地争取共同要求——反对资本进攻，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真正广泛地开展工人群众的反帝反国民党反资本进攻和组织工人自己工会的运动。如果拒绝或过早地破坏这个必须的统一战线，那就非但不能开展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客观上实际上帮助了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12）。”这段话的基本精神，筒言之就是聚集和联合一切派别的工人的斗争力量，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当然，这段话仍然有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与反帝反封建并列起来和下层统一战线的“左”倾观点，但提出联合一切派别的工人，这在转变斗争策略方面是一个明显的进步。文章指出：“如果我们精细的检查我们在职工运动中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成绩的原因，这就必须指出我们福建党与工会工作的同志，不曾正确地了解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具体工作中不会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拒绝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这种关门主义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开展，阻碍了党去争取群众。”（13）

陈云在文章中列举了关门主义的表现，主要是：

（一）只是清高地空喊一些口号，没有去实际地领导斗争。他说，在福建事变中，“我们党的任务，必须去领导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建与厦门的暴行，发动与扩大这个运动，组织工厂学校的反日的大会示威，组织各个工厂的反日会，进行抵制日货，检查日货，以这些群众行动来开展反日运动。”“但是，在这些具体的实际工作上，我们除了召集准备不足的一个反抗飞机轰炸的大会以外，其余没有进行”，没有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反日反蒋与组织抗日人民军的空谈变成实际的行动。

（二）不懂得得利用合法组织形式与合法机会去争取工人群众。文章指出：“当着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允许’工人组织工会与开始登记时，党与工会完全没有利用这种可能去公开地在群众中去组织工会，反而是单独依靠自己狭小的力量去组织群众，对于文化委员会与黄色工会在工人中的活动，采取完全忽视与不愿‘同流合污’的清高的态度。”陈云说，“关门主义最标本的例子”是，当着黄色工会高叫组织工会时，“我们党的支部与工会不但始终不理，等到黄色工会向着我们工会小组的会员登记时，我们拒绝登记。我们把成千的同一职业的工人组织工会的运动完全不理，而满足几十人名词好听的‘赤色工会’。”拒绝登记后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准备当文化委员会组织了该业黄色工会时，我们的小组才加入黄色工会进行革命反对派的工作’（14），这种狭隘蠢笨的关门主义，非但不能组织工人群众的工会，而且相反的，将给黄色工会以后在群众中宣布我们破坏工人的团结”。陈云在这里实际上是批评来自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他指出，组织工会是工人的要求，决不能简单地看成文化委员会要组织工会，那么，我们“就不但不应拒绝登记，拒绝组织工会，相反的要积极领导来组织自己的工会。当然，文化委员会的企图是要组织一个他们控制与垄断下的工会，党的策略是要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但是，在那种情形之下，我们也要参加文化委员会的登记运动，“只要把组织工会与改善工人生活的经济斗争联系起来，我们将完全可能争取群众于我们影响之下。”他批评说：“这种关门主义也同时暴露出我们同志把赤色工会看成不是群众工会，只是工人小团体，或者赤色工会总比群众工会高一些的错误的观点。因此将许多政治条件来阻止工人加入工会”。因此，他论述了什么是赤色工会。他说：“只要工会是工人自己管理的，只要工会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只要工会脱离党政机团的关系，只要工会掌握在共产党员领导之下，虽然还有许多工人不了解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革命，或者名称不叫赤色工会，但这个工会也无疑义地就是赤色工会。”陈云接着指出，福建政府文化委员会改组一些国民党的黄色工会，成立总工会，这是共产党利用合法去争取群众的好机会。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引起积极的注意，总工会所召集的一些工人的群众代表会等，我们没尽一切可能去参加，争取在会议上发言。我们对于海员、码头、各工厂黄色工会的工人，采取了‘清高’的关门主义，因而我们对于争取工人群众的工作，没有什么成绩可言。”（15）

陈云在这篇长文中，从实际出发，敢于尖锐地批评党和工会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并以大量的事例揭露错误，论述了他关于白区斗争策略方面要充分利用合法的思想。这说明在陈云担任白区工作部部长时，白区斗争的策略已经开始有了转变。

1934年6月7日，陈云为中共中央编印的一本内部学习的小册子所写的前言，即《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进一步总结过去“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更明确地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党在白区的一切组织的任务，“是要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如反对苛捐杂税，要求减捐减税，要求自由买米买盐，反对抽丁筑路，要求筑路给工资，等等”；在城市中“要抓住工人和贫民任何的细小的不满，领导和组织他们的斗争”，这样，才能争取更多的群众。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陈云指出：“在领导斗争中，不是要提出许多要求，不是要提出过高的群众还不了解或不能立刻为这些要求而起来斗争的口号。在提出要求时，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适合他们的需要，并估计到争取每个日常斗争胜利的可能性。我们领导的艺术，不在于口号提得多，提得高，而在于每个口号为当时当地群众所能接受，并立刻起来斗争。”他还提出，“组织上的发展和争取每个日常斗争的胜利，是检查领导斗争的成绩的主要尺度。”（16）

从上面概略摘引陈云关于白区斗争策略思想的论述来看，不仅标志着党的白区斗争策略的开始转变，也是他对于我们党关于白区斗争正确思想形成的重要贡献。

无论对苏区工人斗争中的“左”倾错误的纠正，还是对白区斗争的策略，陈云都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意见。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在会后撰写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样重要的历史文献，就决不是偶然的了。（盖军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　释：

　　（1）（2）（3）（4）（5）（6）（7）（8）（16）《陈云文选》第1卷，第9、13—14、9—10、13—19、9、11、9、10、26—27页。

　　（9）《斗争》第37期，第14页。

　　（10）《斗争》第38期，第13页。

　　（11）《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

　　（12）《斗争》第58期，第16页。

　　（13）《斗争》第59期，第16页。

　　（14）这里引的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指示。

　　（15）《斗争》第39期，第16—19页。

　　《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