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陈云先后两次对古籍整理工作作了指示。当年9月，中共中央就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专门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从此，中国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重新走上了有领导、有组织、出成果、出人才的发展道路。10多年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和陈云指示的深远影响和重大的历史意义。作为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15年来的发展，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陈云关于古籍整理指示精神的重大影响和作用。今天深入研究和继续贯彻陈云的这一指示精神，是我们每一个古籍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陈云关于古籍整理指示的出发点，首先是为了教育。他说：“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1）。”这就是说，整理古籍的意义深远，它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教育的千秋大业。当时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正如他所说：“我们的学校教育，注意理工科比较多，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但是，学理工的人也要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才行（2）。”因此，陈云提出：“今后，在继续办好理工科的同时，应该加强大学的文科教育（3）。”学校教育重理轻文的缺陷，不仅在大学中有，普通教育中也有。所以陈云又提出：“从小学开始，就要让学生读点古文”（4）。在成人教育中，也有一个继承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问题。因此，陈云提出：“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得懂。有了今译，年轻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才会有兴趣去阅读（5）。”由此可见，陈云指示的出发点是教育问题，是从小学到大学、从学校到社会，从文科到理科一切方面的教育问题。

陈云所谈教育的内容，在古籍整理指示中已经明确，就是“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6）。”这也是这项重要任务的最终目的。普及中国文化传统知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从来就应该是我国教育的重要内容，当时，全国刚刚经过一场空前浩劫，及时提出这个问题，确是陈云的真知灼见。

然而，谈到继承，则非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保留下来的古籍备受摧残，原已薄弱的古籍研究队伍损失惨重。古籍整理任务十分艰巨。正如陈云所说：“我国的古籍，中华书局说有八万多种，北京大学图书馆反映约有十二万种。现已整理和出版的约两千多种，还差得很远（7）。”因此，要继承，首先要保存和整理，将现在还存在的，尤其是那些濒于灭绝的古籍抢救下来，把为数不多的专家和古籍研究队伍及时组织起来，进行整理研究和培养人才是非常急迫的事。陈云说：“现在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图书馆的安全措施要解决，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8）。”这就是说，保存和整理古籍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如何落实保存和整理古籍的任务？陈云作了非常具体细致的安排。他说：“整理古籍，需要有一个几十年连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稳定的核心力量。目前真正能够独立整理古籍的，一般来说得六十岁左右的人才行。现在这个班子中六十多岁的人，再干十年是七十岁，不能坚持工作了；五十岁的人到那时可以接上去，四十岁的人，再干二十年，也可以成为骨干力量和领导力量了（9）。”这是从梯队来说的。从人员素质上，陈云明确指出：“从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10）。”这样的人才，不易得到。因此，陈云说：“目前，整理古籍的专业人才，有许多分配不对口，要尽可能收回来，安排到整理古籍的各专门机构。一些分散在各地的整理古籍的人才，有的可以调到中华书局或其他专业出版社，有的可以分配他们担任整理古籍的某些任务（11）。”初步有了人才队伍，还要有一定权力的领导机构和可以依托的学术实体。陈云提出，要李一氓主持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要由规划小组提出一个为期三十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第一个十年，先把基础打好，把愿意搞古籍整理的人组织起来，以后再逐步壮大队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可以像国民经济计划那样，搞滚动计划（12）。”“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有的大学文科中的古籍专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要适当扩大规模（13）。”这样一来，人才、机构、规划和可以依托的力量，包括整理古籍后继有人的问题，都得到了安排。

剩下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经费来源。陈云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指示应不惜抽出国家一些宝贵资金，投入这项事业。他说：“为办好整理古籍这件事，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并编制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这笔钱，用于整理古籍所需要的各种费用，主要是整理费用和印刷费用，也包括解决办公室、宿舍等费用。要为整理古籍的专门人才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14）。”他的指示，全面、具体而明确，为10多年来全国的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提供了关键性的物质保证。

党中央就此作出的决定及其贯彻，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的极大注意。事实上，近10年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发挥出并正在继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陈云说：“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15）。”的确，浩如烟海的纷繁古籍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决定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应是百年大计，是长久的课题。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研究古籍的群众学术团体，它走过的15年历程，充分显示出中国古文献研究的强大生命力和陈云关于古籍整理指示的重大作用。研究会的宗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整理祖国文献，批判地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为实现四化多作贡献（16）。”1979年研究会成立初期，正值粉碎“四人帮”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全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由于人们对于古文献的观念认识不一，有的尚未完全从“扫四旧”中转变过来，古籍资源匮乏，研究人员缺少，各大学都在恢复之中，加之研究会本身无专职人员、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等原因，研究会举步维艰。但是，会员们白手起家，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了起来。到了80年代初，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遇上了好时光。陈云的指示和党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决定，适时地为研究会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使研究会从此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近五六年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促进科学研究，提高学术水平等方面，成绩更为显著。

研究会每年开年会一次，自1982年起，每年出版学刊一辑。1990年开始正式出版《历史文献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研究会每年举办的年会多结合开会地区的地方特点，讨论有关学术专题。如1986年在山西夏县司马光家乡开会，纪念司马光逝世900周年，讨论司马光和《资治通鉴》。在昆明年会上，讨论郑和下西洋。在福建同安年会上，纪念北宋宰相、天文学家苏颂制造水运仪像台900周年，会后点校出版了《苏颂集》。在清代史学家钱大昕、王鸣盛的家乡嘉定年会上，讨论了钱、王二人的史学成就和乾嘉史学，以及嘉定人民的抗暴斗争。在汕头年会上，讨论了潮汕文化。在西安年会上，讨论了汉唐文化。在呼和浩特年会上，讨论了历史文献与民族文化。在陈寿故乡四川南充的年会上，讨论了三国文化。在河南驻马店年会上，讨论了中原文化与传统文化。

研究会创建时只有会员几十人，其中仅有2人为教授。现在已有会员700人，取得高级职称的达到2/3以上。当初会员集中在内地，现已遍及全国，包括西藏、海南和台湾、香港。近年来，法国、韩国、马来西亚有的汉学家也已先后入会。

研究会的科研成果除了会刊《历史文献研究》上每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外，还表现在论文集的出版和由本会组织编写的专题性研究论著的出版。15年来，曾列入研究会科研计划并已出版的集体著作有：

　　《〈册府元龟〉新探》（中州书画社）

　　《中国史学家传》（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选注》（岳麓书社）

　　《中国古代史学家传记选注》（岳麓书社）

　　《中国古代军事家传记选注》（岳麓书社）

　　《古籍整理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论丛》（河南人民出版社）

　　《古籍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吉林人民出版社）

　　《司马迁和〈史记〉》（北京人民出版社）

　　《三国人物评传》（三秦出版社）

　　《中国历史典故辞典》（三秦出版社）

　　《嘉定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

　　《汉唐史籍与传统文化》（三秦出版社）

　　《苏颂研究文集》（鹭江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选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史记〉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

　　《〈三国志〉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

　　《〈汉书〉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

　　《〈后汉书〉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

此外，山东教育出版社委托研究会编写的“二十五史辞典丛书”，除上面已出版的几部外，其他各部也将陆续问世。“二十四史选注讲丛书”已出版2卷，后面8卷亦将出版。“中国人物评传丛书”除已出版《三国人物评传》外，其余即将出版。至于会员个人发表和出版的论著更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仅就编、撰的专著看，80年代以来，已有近千部书出版。

研究会对文献学理论研究和古籍的整理、注释、翻译等研究，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在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上，以每年年会为契机，先后对嘉定、潮汕、陕西、内蒙、四川、河南等地的地方文献和人文历史展开研究，促进了以上地区乡帮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15年来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吸收人才，学者们能够济济一堂研究古籍文献，每年能被各地接待举行年会，科学研究能够得到支持，科研成果能够得以发表，除了因研究会领导团结、会员努力、办事心齐以外，也与中央和地方学术部门、行政部门的各级领导，以及社会上包括企业界在内的各界支持是分不开的。但归根结底，是由于党中央关于古籍整理问题的决定得到贯彻，陈云指示的精神逐渐深入人心的结果。

长期以来，我国整理研究古籍事业几经坎坷，从50年代后期开始，本已薄弱的古籍工作即逐年冷落。“文革”初期，古籍文物被当作“四旧”毁弃，破坏的规模是全国性的。大批知识分子成了“革命对象”，许多造诣较深的古籍文献专家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迫害。这一危机只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改变。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学者，对古籍整理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从孔子删《诗》、《书》作《春秋》，司马迁博览“天下遗文古事”著《史记》，到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都是中国独有、世界仅见的功绩。当然历代学者受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各有功过。正因此，才应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真正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更好地展开对历代古籍的整理研究，予以批判继承。所以，陈云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受到教育战线的广大学者由衷地热烈拥护。一位教授激动地说：“要向陈云同志行九叩之礼。”大家一致认识到，陈云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其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存亡继绝，抢救了濒临损毁的大批文物古籍和延续了中断的历史文献研究队伍的发展，从“左”的路线干扰和文化浩劫中扭转了局面，使中国历代整理研究古籍的传统得以继续；更重要的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确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大批的中国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对总结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经验，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厘订我国的历史疆域，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7）。”今天，我们整理研究这份珍贵遗产，并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真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将会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领域。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形成符合我国历史传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这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途径，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通向无产阶级文化（18）。”因此，历史绝不能割断，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必须发扬，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战略意义，还在于对子孙后代的教育。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认为：“从一定的意义说，古籍研究整理工作是认识祖国的工作。……因为古籍著作，其中优秀的部分，是我们民族的重要结晶。我们民族为什么能这样悠久，为什么能有这样连绵不断的历史，而且为什么能跟别的民族和国家不同，这都需要在我们古代典籍里找答案，这才能对祖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19）。”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也说过：“李约瑟说，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不论东方人、西方人现在一谈就是四大发明，其实何止是四大发明，发明够一百项之多。……现在根据李约瑟的说法，中国文化至少是占一半的力量，跟希腊、罗马平分秋色。而这些事情由一个外国人发掘出来，我们中国人到今天没有发掘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对古典文献、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加以发掘（20）。”为了培养年青一代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使我们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和社会青年，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使他们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要为中国奋斗。正如列宁所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21）。”而我们的敌人历来是企图从否定我们的历史开始来灭亡我们国家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刘乃和教授说：“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我们要时刻教育青年知道自己祖国的辉煌历史（22）。”无数事实证明，没有爱国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世界观也不能真正确立。

总之，陈云关于整理古籍指示的精神，在宏观方面，着眼于古今中外，国家未来，明确历史不能割断，历代文明信息是靠古籍载体传递、延伸；在微观方面，着手为整理古籍出成果、出人才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周到部署。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正是在陈云指示精神的指引下健康发展，完成着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任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在培养劳动者素质这个关系到提高生产力第一要素的关键问题上，陈云关于整理古籍的指示的确发挥着百年大计的作用，意义深远，功在千秋。（王酉梅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注　释：

　　（1）（2）（3）（4）（5）（6）（7）（8）（9）（10）（11）（12）（13）（14）（15）《陈云文选》第3卷，第289—291页。

　　（16）（22）《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纪念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15周年专辑》，第4、33页。

　　（17）《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第533—534页。

　　（18）《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4页。

　　（19）白寿彝：《在古委会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载《高校古籍整理十年》第68页。

　　（20）邓广铭：《在古委会二届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载《高校古籍整理十年》第123页。

　　（21）《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8页。

　　《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