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林彪叛国出逃、自取灭亡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纠正“左”的错误、落实党的政策的措施，解放、起用了一大批“文革”前期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让他们重新发挥作用，各项工作都开始出现转机。在打开中美关系新局面、推行新的外交战略之时，毛泽东、周恩来又不失时机地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国外成套先进设备的方案，由此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对外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1972年4月底，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长达二年半之久的陈云返回北京。他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提出：希望安排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春秋到外地下面做些调查。7月22日，毛泽东对陈云来信作出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7月31日，长期不能公开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陈云与王震、苏振华、杨勇等人出席了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此后的1973年和1974年，受周恩来委托，陈云协助周恩来进行了对外经济贸易的指导和研究工作。

两年多里，陈云以他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和特有的领导艺术，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在开拓对外经济工作的新高潮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闪烁着光辉的许多理论观点，对“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建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体来说，陈云在这一时期的重要经济活动和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

一 抓住时机，大胆地提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利用外资的新课题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虽然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占有一定的经济优势，但也面临着新的一轮经济衰退危机。随着苏联、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斗争的加剧，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内部经济协作体系逐渐趋向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往来。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发展本国经济，发达国家则试图凭借经济实力，从发展中国家寻找新的市场和获利更高的投资场所。表现在国际金融领域，便是长这28年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于1973年崩溃解体。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在国内开始批判和纠正“文革”初期“左”的错误的中国也具有了以西方国家为主要经济交往对象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陈云敏锐地看到了这一有利的经济形势变化。1973年6月7日，他在家中约见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不久的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等人，就国际经济贸易作了重要谈话。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他强调这样做的重要性时说：“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1）

针对“文革”前期林彪、江青集团煽动砸烂对外经济研究机构、废弃规章制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陈云鲜明而又具体地提出了一系列恢复研究的措施。首先，要恢复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研究所。他指出：“供求关系、货币关系的变化通通反映到外贸上来了，不搞研究机构怎么能行（2）。”机构恢复以后，要认真研究西方国家领导人如尼克松、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等的国情咨文、讲话材料，提出对策。

在谈话中，他还亲自拟定和提出了要认真研究分析的有关国际金融货币的10个重要问题。10个问题中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了解世界经济形势所必须把握的黄金、货币、投资、赤字等基本数据方面的静态材料，又有分析判断西方各国之间经济矛盾及解决办法的动态问题；既有对过去若干年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活动的规律性总结要求，又有对西方各国现行政策的捕捉，还有世界经济、金融情况的近期、远期估计。这些问题不仅对经过“文革”前期动乱之后的金融贸易恢复工作起到了提纲挈领的关键作用，而且在今天，也仍是把握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活动脉搏的重要视角。

由于林彪、江青集团在前几年中造成的严重思想混乱尚未得到清理，有人担心利用外资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路线，是否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而且将触动“文革”以来对外经济领域被设立的枷锁式规矩。

对此，陈云在谈话中遵循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尖锐地指出：“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针对那些“左”的清规戒律，陈云针锋相对地说：“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3）

陈云的这次重要谈话对外贸经济工作的恢复、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按照他的意见和周恩来多次关于银行要研究国际经济动态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对国际货币、金融变化趋势，西方各国间的经济矛盾及缓和办法，美国的经济状况及国际收支状况，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同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1973年筹措到的外汇资金达10亿多美元，支持了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

二 顶住“四人帮’’的压力，积极开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及管理手段的对外经济工作

1972年2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价值4亿美元的14套化纤、化肥成套设备的报告。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又向国务院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称“四三方案”)的报告，获得批准。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同年9月，中央又批准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技术项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的引进，也是打破“文革”中对外引进停滞局面和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重大步骤。

在中共十大上攫取更多权力、结成“四人帮”的江青集团，对这次大规模引进竭力反对，设置重重障碍。1974年2月，江青到四机部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蜗牛礼品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还说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媚外”。6月，王洪文又在几封来信上批示，诬蔑向国外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在他们的破坏下，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项目被迫中断。

面对压力，协助周恩来、李先念领导引进工作的陈云没有退让，反而进一步要求引进国外设备的同时，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连同必需的附件、配件一起进口，并提出了许多积极而稳妥的意见和措施。1973年10月12日，他在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时指出：“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针对“四人帮”挥舞的“洋奴哲学”棍子，陈云坚决表示；“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4）

在引进中，陈云十分注意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和旧中国的有益经验，做好引进前的考察工作。他在国家计委关于一米七轧机和旧轧机订购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上加批语指出：“如要买旧轧机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准备好新配件。过去旧中国有过买旧设备的经验，例如南京的永利化工厂、山西阎锡山的太原钢铁厂、山西的窄轨铁路。据侯德榜说永利厂的设备是便宜的，但要化很大力量到国外去看和检看拆卸装箱。所以我们买旧轧机要慎重从事（5）。”周恩来对陈云的意见十分重视，批示“交计委立即执行，随时检查”。其后，由国家计委组织多个考察团到国外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核验，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在引进“硬件”的同时，陈云还注意利用和借鉴“软件”，即现代金融管理经验和手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1973年10月10日，他在为外贸部起草的向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在今后两年旱对交易所要认真进行研究。”（6）

过去，我国外贸部门在国际市场上购买货物往往只求完成任务，有时价格越涨越要买，而没有掌握好价格涨落的时间差，因此，外商常常乘机抬价，给我们造成多花钱的损失。在新的思想指导下，外贸部所属中国粮油公司接到购入原糖47万吨任务后，不急于购入现货，而是于当年4月购入期货26万吨，然后再购入现货41万吨。待到5月砂糖价格大幅度上涨后，卖出多余的期货。这样，不仅完成了购买砂糖任务，而且还为国家赚取了240万英镑的外汇。

今天，中国金融、外贸体系不仅全面参与了国际商品交易中的期货市场，而且在国内也建立了自己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回溯22年前陈云的这些意见和部署，不能不为他当时表现出的胆识和远见所折服。

2．提出商品价格必须有竞争性，要照顾中间商的利益。经过“文革”前期的混乱，当时外贸部门存在一种极左谬论，认为出口商品提价会导致外商再度提价，是把负担转嫁到国外劳动人民身上；照顾中间商利益是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对此，陈云明确地指出：“商品价格必须有竞争性。要大力推销换汇率高的商品，但决不放弃可以推销的换汇率较低的商品，目的是为了多得外汇（7）。”“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8）。”因此，他要求在价格竞争中，对代理的中间商予以照顾：“要在打开销路的前提下，照顾中间商。”“要给推销商、中间商好处，在价格上使他们有利可图。”“因为外贸部一般不做零售，必须经过中间商，照顾中间商有极大的重要性（9）。”事实证明，这样做主要利润仍是为国家所得。如前述的砂糖期货交易中，为我国代理的中间商费用和利润虽有60万英镑，但我国外贸部门利润却达240万英镑。

三 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扩大对外贸易

60年代后期，由于“文革”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干扰和棉花歉收，国内棉布供应紧张，而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偏低。因此，如果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不仅可以缓解国内困难，而且棉布出口还可获得一定利润。但是，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人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经过调查和分析之后，陈云在听取外贸部汇报时指出：“我们是要坚持自力更生的”，但是，国内棉花产量不够，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他还具体分析了棉布加工出口的有利条件：美国、英国的纺织工业过去很发达，但每工时工资高，棉布成本也高，因此不会大搞棉布出口。印度、巴基斯坦、埃及都生产棉布，但他们的纺织工业水平不如我们。所以，“在棉布出口方面，我们还很有搞头。”“要长期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10）

由此及彼，陈云考虑到在外贸方针的整体安排上，必须注意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他指出：我们要打大的算盘。中国人多，进口化肥设备和化肥，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和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加工棉布出口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11）。”当年，经国务院批准，外贸部门进口了850万担棉花，进行棉布加工。

手工艺品是我国的传统出口产品，但在“文革”中，被扣上“为外国资产阶级服务”、“鼓吹封、资、修”的帽子，工艺品的生产和出口都极度萎缩。1973年12月，陈云在听取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汇报时，特别指出了工艺品出口的重要性。他说：“工艺品是必保的出口商品。”理由有三点：一是绝大部分品种货源充足，可以扩大销售市场；二是这些商品相当多是农民和街道居民生产的，扩大出口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是小商品可以积少成多地创汇。他要求外贸部门除保持和扩大港澳、日本、新加坡等市场外，要千方百计地打开西欧、北美、大洋洲的市场。”（12）

根据他的意见，遵照周恩来要扩大工艺美术品出口的指示，我国的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取得了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还举办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

四 在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的同时，颇具远见地提出坚持独立自主、防止被资本主义利用的战略问题

正如进出口贸易是一种双向性行为一样，在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利用外资问题上，除了利用之外也存在着被利用的可能性。陈云对此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两年多里，他多次指出：外国资本家和我们做生意是为牟取利润，“这和过去上海、天津那些银行、钱庄一样，看到哪家生意做好了，就找上门来了，无非是要些利润。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平均利润率。你信誉好的时候人家找上门来，不好的时候就要逼债（13）。”因此，引进外资、借外债时要考虑到偿还能力，不能受制于人。

关于利用商品交易所做期货买卖，他指出，交易所有投机的一面，“我们这次利用交易所，不是为了做投机买卖，不是为了赚二百四十万英镑，今后也不做投机买卖（14）。”这样做是一种保护性措施，使我们不吃亏或少吃亏。因此，购买期货只买进确实需要的物资，每做一笔要请示报告，总结经验。在购买原料之前要进行风险分析，比如“买外国棉花有时靠不住，事先就要预料到。”

关于引进国外成套设备，陈云特别强调注意同时进口配套的设备和零部件，以免被别人事后卡脖子。比如进口旧轧机，要“估计到旧轧机的地下电缆等设备拆下时可能已坏了，用不上。”（15）

关于对港澳的出口贸易，陈云指出，既有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利的条件。有利条件是食品和传统出口品我们可以占领主要市场。不利条件是：香港、澳门是自由港，竞争激烈，国外资本家会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杀价倾销，企图挤垮国货，“尤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对此种不利条件，许多同志还未认识。”（16）

除了估计到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手段可能制造的不利于我的后果外，陈云还提醒在政治方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他指出：“对港澳贸易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时刻警惕港英方面的刁难。要加强对港澳贸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使他们有两点自觉性：一是责任重大，二是能经受特殊环境的考验（17）。”在和外国中间商打交道时，我们的干部“必须严守党纪，不能浪费分文”。如果请外商吃饭“只需要一百元的话，决不要多花一元（18）。”应该严肃教育干部和党员，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在周恩来、李先念、陈云的领导和指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73年到1974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是1970年的45.8亿美元的2.4倍；1974年更达到145.7亿美元，是1970年的3.2倍。一方面，成套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化工业的发展，为我国80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外贸出口创汇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外成套设备的引进。1973年出口总额达到58.2亿美元，是1970年22.6亿美元的2.58倍，1974年更达到69.5亿美元，是1970年的3.07倍。（19）

对外经济工作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和陈云在两年多时间里的大胆开拓和悉心指导密不可分的，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一贯思想和工作作风。正如邓力群予以总结的，陈云用“交换、比较、反复”6个字，深刻地说明了认识的辩证法；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9个字，精辟地表达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20）。陈云在70年代指导对外经济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就是这两句话的生动反映。

(一)从实际出发，大胆提出“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新课题，表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开拓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面对外界的封锁，中国采取了“一边倒”和自力更生的方针；“文革”中，由于错误路线的影响，一度形成了相对孤立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21）。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对外经济工作也有了较大改观，但在“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江青集团仍掌握着一定权力的情况下，这种改变主要反映在具体政策的实施(如引进设备)，总体方针尚未得到突破。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依然存在的压力，陈云审时度势，提出把研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打交道作为主要任务，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结合他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如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利用商品交易所等)进行分析，他所说的“研究”已包括了利用外资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符合科学的管理经验等内容。回溯“文革”前的17年历史，联系“文革”后对外开放的方针，应该说，陈云的这一思想是新中国对外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一个新起点，是其后改革开放思想的先声之一。

(二)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充分考虑不利因素，表现了“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精神。

所谓“交换”，就是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陈云在提出研究、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科学先进成果课题的同时，始终对被资本主义利用的可能性持有警惕，制订了政治、经济上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借债时要认识到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质，考虑偿还能力，防止人家逼债时被动；如对港澳贸易时要考虑到资本家利用低价倾销的不利条件等等。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二是前后的比较。如在制订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方针时，他既调查了“左右”各国美、英、日本、巴基斯坦、印度、埃及等的条件，又分析了我国过去棉花生产不足，今后仍有一个时期不能解决的“前后”状况，从而得出正确的判断。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反复进行调查研究。如在引进一米七轧机设备之时，陈云既坚决支持这一利国利民的举措，又强调要反复调查研究，派人出国实地实物考察，考虑配件、损坏等因素，慎重从事。

应当看到，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不正常状态尚未结束，陈云还没有直接回到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岗位，他的一些卓有见地的构想和措施也难以全部得到贯彻实行，甚至再度遭到批判。1976年6月张春桥、姚文元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又诬蔑陈云主管的外贸部“问题严重”，“在外贸工作上执行的是一条卖国投降主义路线”。这恰好从反面印证了陈云在两年多时间里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的重要性。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22年后的今天，面对改革开放中的引进利用外资新热潮，我们回顾当年陈云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方法和政策，更加感受到其中蕴含着不可磨灭的思想价值和实践意义。“冷”时，可以使我们激发热情；“热”时，可以使我们保持冷静。对此，无疑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陈东林 作者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

　　注　释：

　　（1）（2）（3）（4）（6）（7）（8）（9）（10）（11）（12）（13）（14）（16）（17）（18）《陈云文选》第3卷，第217—218、218、219、224、222、228、224、226、223—224、224、225、219—220、222、228、229、222页。

　　（5）（15）陈云对国家计委关于进口一米七轧机报告的批语(1973年9月3日)。

　　（19）见《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下册附录三。

　　（20）《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