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到1974年，陈云曾出来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期间，周恩来总理让陈云协助抓外贸。当时，林彪集团的覆灭，曾使国内出现了短暂的相对宽松的环境。国际形势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尼克松的访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中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也进一步好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陈云针对我国外贸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见解和对策，为我国的外贸领域注入了勃勃生机。

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随着世界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并转化为生产力，各国经济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平等互利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成为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

其次，客观事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还会在长期内存在下去，并且在一些方面占有优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将处于一种长期相对和平与竞赛的共存状态。

第三，发达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直接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逐步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而发达国家则希望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从发展中国家攫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因此，双方的经济关系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又有着一些共同的利益。

此外，这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原来主要面向苏联和东欧转而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

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但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发展起来的极左思潮却在人们的思想上形成了巨大的障碍。“左”的思想一方面认为帝国主义既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很快要灭亡的，现在正在做“垂死的挣扎”，资本主义没有利用的必要；另一方面，以为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就不敢接触资本主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了解非常少，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也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

对此，陈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73年他出来工作不久就首先提出“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观点。

1973年5月5日，在听取外贸部周化民等同志汇报外贸计划和价格方面的情况时，陈云就提醒他们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他还以价格为例，说明了研究资本主义一般情况的重要意义。他说：“现在消息真快啊!美国的播种面积，各地的气候变化都会很快影响市场价格。”“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和过去上海交易所一样很敏感。我们进出口今年如按八十亿美元算，在价格上如果差百分之一，一年就要差八千万美金，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6月7日，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陈云又一次明确指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了。”“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现在离那个时候还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

8月4日，在外贸部价格小组会议上，陈云针对新闻单位不注意报道国外商情的情况也作了委婉的批评。他说：“新华社关于商情的报道少，可同人民银行、外贸部合作。外电有关商情的报道要充分利用。例如最近二十国财长会议的发言要全文译出来。”

这一时期，陈云不但要求外贸部门的同志注意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非常注意研究资本主义。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他特别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银行的同志围绕这些问题帮他搜集资料，供他研究。这些问题包括：

世界黄金年产量多少？其中主要产金国的年产量多少？800亿欧洲美元都分布在哪些国家和地区？美、日、英、西德、法各国度过危机的办法是什么？每次危机间隔时间多少？美国和日、英、法、西德各国在贸易和货币方面存在的问题，估计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对外国银行给我们的透支便利的利害估计等等。

事后，根据银行提供的资料，陈云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目前经济危机与一九二九年危机的比较》、《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等笔记。

陈云关于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指示和身体力行的表现，对冲破当时外贸领域里“左”的思想的束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外贸领域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

不要把自力更生与利用资本主义对立起来

建国以后，自力更生被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条基本方针确立下来。自力更生的原意是鼓舞人民群众依靠本国力量发展经济。它与利用资本主义并不矛盾。

50年代，在坚持自力更生和主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同时，我们也曾积极开拓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当时，我们同西方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都建立了贸易关系。尽管当时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但我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从西方国家进口了许多经济建设急需的物资。

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当时，日本经济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为了同西欧竞争，大企业集团打算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扩大出口。中国有关部门抓住这一时机，于1963年6月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打开了西方国家从技术上封锁中国的缺口。随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9个国家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成套设备和技术。为了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中国还通过法国转口，买进了美国的大量小麦。这些在当时都没有引起大的争议。

但是，6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严重歪曲了自力更生的方针。他们攻击引进技术是“崇洋媚外”、“爬行主义”，出口创汇是“出卖资源”、“外汇挂帅”。他们还把按照国际通用的原则做买卖诬蔑为“右倾迁就”、“丧权辱国”、“叫洋人牵着鼻子走”，并集中攻击对外贸易部为“卖国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谈资色变，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交往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等工作受到严重干扰。1973年，尽管林彪集团已经覆灭，但这种极“左”路线并未得到纠正。这时，陈云出来抓外贸工作，其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陈云并没有被这种“左”的势力压倒，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明确提出了不要把自力更生与利用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原则。对“左”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当时我国外贸领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能否利用国外信贷资金。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许多国家的闲置资金找不到出路，因此，千方百计试图挤入发展中国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由于“左”的思想的束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迈不开步伐。1973年6月7日，银行的负责同志在向陈云汇报历年来的资金运用情况时，特地就这一情况进行了汇报，他们说：我们可以从外国银行得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汇信贷资金，但是在国内碰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即这样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党的路线，以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即要把国内的一些规矩变动一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利用国外的信贷就行不通。陈云听后立刻明确指出：“你是说一个是不是合法问题，一个是规章制度问题。我看，首先要承认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立一个新的办法，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有条有理，不会和国内冲突的。总之，只要承认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来。”

针对当时“左”的思想的束缚，他还特地指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是不是合法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东西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过去没有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有些同志没有看到，所以要向他们解释这些。”

陈云的这些指示和论述，对当时盛行的“左”的思想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击。根据陈云的指示，中国银行在“文革”中、后期开办了对国内企业的外汇贷款业务。尽管数量不大，但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并且摸索了宝贵的经验。

70年代初，能否利用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也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1973年10月，陈云在听取外贸部副部长陈树福等汇报广州交易会的情况时，明确指示说：“我们是要依靠自力更生的。但是，现在国内棉花不够。……国内棉花要做到自给有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出口，可能要八年、十年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利用就是傻瓜。”“有人怕用外国的棉花靠不住。但计划中打算用的国内棉花，有时也有靠不住的。买到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以从中赚一笔钱。买不到棉花，赚不到这笔钱就是了。买外国棉花有时靠不住，这事先就要预料到。如果三年或五年中有一年买不到棉花，其他年份能买到，还搞不搞？我看还是要搞。要长期的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提出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些思想，与陈云的这些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党所接受，但20年前，在“左”的思想横行的年代，提出这样的想法是要有很大勇气的。

　　在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问题上，陈云同“左”的思想的斗争也是旗帜鲜明的。1973年，在周恩来等的主持下，国务院决定从国外进口一套3亿美元的轧钢设备，但“左”的势力从中进行阻挠，他们主张只进口主要设备，不进口附件和相应的原材料。在他们看来，连附件都要进口，破坏了自力更生的原则，是十足的“洋奴”表现。对此，陈云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主张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要把有关的附件和原材料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二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有人批评这是‘洋奴’，就让我们做一次‘洋奴’。”

陈云就是这样：看准了的事，就坚决地说、坚决地做，从不顾及个人得失。正是由于陈云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抗争，“文革”中后期我国在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72年至1977年，中国从西方十几个国家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谈成了包括化肥、化纤、石油、化工、轧钢、采煤、火电、机械制造等方面的222个进口项目，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要采取灵活的贸易方式

商场如战场，国际市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因此，要在对外贸易中掌握主动，就必须采取灵活的贸易方式。1973年至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外贸时在这个问题上也做了不少工作。

当时对外贸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能否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的问题。1973年4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尽快购买年内到货的原糖47万吨。当时国际市场砂糖求过于供，货源紧张，价格趋涨。五丰行认为，如果我们立即大量购糖，必将刺激价格上涨，可能出了高价不一定能按时买到现货，为了完成购糖任务，五丰行采取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每吨82英镑左右。然后立即向巴西、澳洲、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买现货41万多吨，平均价格89英镑左右，从5月20日开始，市场传说中国购入大量砂糖，纽约、伦敦砂糖市场大幅度涨价，然后，澳洲、巴西先后证实我向其购糖，市价又进一步上涨，至5月22日涨至每吨105英镑。我因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从5月22日起至6月5日将期货售出。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利润60万英镑外，我五丰行还多赚240万英镑。

五丰行当时为了完成任务，破例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但怕违反政策，事后主动向陈云请示。陈云听取汇报后，当即指出：“我们可以利用交易所。”“交易所是有两重性的：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的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的投机性的一面，忽视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因此，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

后来，陈云专门就此事向国务院写了报告，提出：“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陈云的指示和建议，解除了外贸部门工作人员的思想顾虑，提高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从此以后，在我国对外贸易历史上开始出现了期货贸易的方式。我们不但通过交易所买进商品，也通过交易所卖出商品，贱买贵卖，又买又卖，搞活了外贸。

陈云在外贸方面所作的努力，如果坚持下去，我国的外贸工作一定会冲破“左”的束缚，走上较为正常的轨道。可惜的是，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加上周恩来患病住院，这一工作不得不停止下来。但陈云的这些探索，仍然对当时我国的外贸工作起到了积极影响，也为后来的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

来源：《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