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Iliad,xviii,I.125.

这是胡适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写在日记上的一段话。注明是《伊利亚特》第十八章第125行。他不是直接从该书中摘录的。日记中说，英国十九世纪的宗教改良运动未起时，其未来的领袖纽曼（Newman）、傅鲁得（Froude）、客白儿（Keble）诸人久以改良宗教期许。三人将其所作的宗教诗歌合为一集，纽曼取荷马诗中这句话题其上。其意若曰：“如今我们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日记中又说，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

多年后，胡适又一次重译这句话时，作了稍许的改动。那是他为清华二十周年校庆的题辞：“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并加了注说：“当英国‘牛津运动’初起时纽曼取荷马此句题他和几个同志的诗集，我现在也用这句话来祝清华二十周年纪念。”

还是后来的翻译，更符合原意。

一九一七年六月中旬，胡适离开绮色佳（哥伦比亚大学所在地）起程回国。回国前三个月写在日记中的这个名句，可说是胡适彼时对所有留学生的期许，也可说是对自己的勖勉。

在未回国前，因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随后又发表多篇诗文，胡适已是国内文化界瞩目的新锐人物了。正因为有此声誉，前一年年底刚就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便延揽这位刚刚毕业的留美博士，为他正在锐意改革的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一个未曾谋面的留学生，仅凭看过几篇文章，便聘之为教授，这在北大乃破格之举。未回国之前，胡适已然知晓北京正在开展的新文化运动的局面。他这样说，该是多大的气魄。

是这样说了，后来也就这样做了。

胡适回国后十多年的作为，这里就不说了。要说的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应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美国学者J.B.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是一部研究胡适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力作。书名中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指的就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书中对胡适在这一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公允翔实的论述。在该书第三章《文学革命》中，说到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作用，还有他的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20世纪最初10年的后期，这场生机勃勃的反传统运动之物质的与精神的中心就是国立北京大学。1917年秋，胡适入北大文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1916年年底以后，蔡元培（1868—1940）任北大校长，他为把北大提高到其学术上和思想上的杰出地位做了重大贡献。他的愿望是把北大建成一所真正自由的学校，一所能容忍所有观点的学校。由于他本人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激进派，一位转向革命的古典学者，所以毫不足怪，北大在他的主持下很快就成了怀疑派和反抗者的聚集之地。1917年陈独秀（1879—1942），这位受过日本和法国教育的《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被任命为文科学长。李大钊（1889—1927）与陈独秀一起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早期中国皈依者。1918年初，他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来入法学院。教授语言学的钱玄同（1887—1939）是一位古汉语语言学家，章炳麟的门徒，他自称自己是“钱疑古”。他也是最早涌现出来的和最热情的新文学支持者之一。在北大的教员中还有受过英国训练的社会学家陶履恭（字孟和，1887—1960）以及在日本接受过教育的政治家高一涵（1885—？）。在北京的还有，既在北大教书又是与北大集团来往密切的作家周作人和比他更有名气的兄长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是位相当有才华的散文作家。在1917到1920年之间芸集北京的正是这批非凡的青年人。26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虽然规模较小但却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他知道，无论他说什么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至少在那些日子里——也会得到人们恭敬的聆听。（《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85—86页）

这个稍嫌冗长的叙述，画出了一幅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将帅图。蔡元培是当之无愧的主帅。对陈独秀的作用，虽着笔不多，将他列为蔡元培之下第一人，却是恰当的。《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北大文科学长，这两个身份点到了，也就足以说明他的作用。李大钊、钱玄同、陶孟和、高一涵、周作人、鲁迅，一个个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而胡适，却是这个“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动者，或者说是主要责任人，陈独秀和胡适之间，曾有过一次没有交锋的论争。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文化界发生过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将参战的文章辑为一书，名为《科学与人生观》，成书前请陈独秀和胡适分别写了序。陈序写于同年十一月十三日，胡序写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这时两人都在上海，胡看了陈的序后，有不同意的地方，写了篇《答陈独秀先生》让陈看了，陈写了篇《答适之》，这两篇小文章，作为“附注”附在两篇序文的后面。相互辩驳的文章，一个最大的遗憾是，若不能无休止地辩驳下去，截止的一方，多少总会占点便宜。这次的情况恰是这样。为书写序，书出来了，就等于辩驳停止了。陈独秀的《答适之》写在胡适的《答陈独秀先生》之后，就占了这样一个便宜。文中他说：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要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这样的话，胡适看了肯定不受用的，可是书出来了，辩论停止了，也就没办法了。这不受用存在心里，总有一天要了结的。胡适这个人，只要他认为有道理的，迟早总要说出来。 他要说的道理，总有地方可以说。

不到一年，机会来了。一九二四年八月间，为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写导言时，便把他的这股不平之气放了出来。文中引用了陈独秀上面那段话之后，接着说：独秀这番话是站在他的经济史观的立场上说的。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可以解释得了的。比如一千一百年前的临济和尚和德山和尚的门徒们，在他们的禅林里听讲，忽然不用古文，而用一种生辣痛快的白话文来记录他们老师的说话，就开创了白话散文的“语录体”。这件史实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有什么相干！还有明清以来一些文学流派的发达，也和产业的发达与否，人口的集中与否，没有什么因果的关系。于此可知，文学史上的变迁，“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语），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而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的。

在分析了白话文运动起来的各种原因之后，胡适一点也不抹煞个人在这一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他借用陆九渊的一句话，说是：“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静、陆子敬，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意思是，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大点儿说就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有他胡适的参与和没有他胡适的参与，是不一样的。这也正是一九一七年他离开美国前，在日记中引用前人的话所表达的心志：我们这次回来了，事情就不一样了。

说过上面的话，接下来说：

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逼上梁山》一篇是要用我保存的一些史料来记载一个思想产生的历史。这个思想不是“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产生出来的，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到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从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哲学，到一个朋友的一首打油诗；从但丁（Dante）到却叟（Chaucer）马丁路得（Martin-Luther）诸人的建立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国语文学，到我儿童时代偷读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种种因子都是独一的，个别的；他们合拢来，逼出我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来。我想，如果独秀肯写他的自传，他的思想转变的因素必定有同样的复杂，也必定不是经济史观包括得了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7页）

上面提到的几组事件，每一个相对应的事件中，都有一件或两件与胡适自己有关。毋需一一诠释了。单说“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和“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吧。

胡适在《逼上梁山》一文中，对此有详尽的叙述。文章一开头就说，提起当时讨论“文学革命”的起因，不能不想到那时清华学生监督处的一个怪人。那个人叫钟文鳌，是一个基督教徒，受了传教士和青年会的很大影响，在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监督处做书记，职务是每月寄发各地学生应得的月费。钟想利用他发支票的机会来做一点社会改革的宣传，便印了一些宣传品，和每月的支票夹在一个信封寄给留学生们。他的小传单有种种花样，大致是这样的口气：

“不满二十五岁不得娶妻。”

“废除汉字，取用字母。”

“多种树，种树有益。”

支票是留学生们每月渴望的；可是钟文鳌先生的小传单未必都受他们的欢迎。留学生们往往拆开信，把支票抽出来，就把这个好人的传单抛在字纸篓里去。

　可是钟先生的热心真可厌！他不管你看不看，每月总照样夹带一两张小传单给你。”胡适平时是厌恶这种青年会宣传方法的，总觉得他这样滥用职权是不应该的。有一天，又接到他的一张传单，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说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胡适一时动了气，就写了一封短信去骂他，信上的大意是说：“你们这种不通汉字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工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

这封信寄出去之后，胡适就有点后悔了。等了几天，钟文鳌先生没有回信来，他更觉得不应该这样“盛气凌人”。心想，这个问题不是一骂就可以完事的。自己既然说钟先生不够资格讨论这件事，够资格的人就应该用点心思才力去研究这个问题。不然，就应该受钟先生的训斥。

那一年恰好美国东部的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胡适是文学股的委员，负有准备年会时分股讨论的责任。他就同赵元任商量，把“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由他们两个人分做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赵元任专论“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的题目是“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

当时胡适并没有明确的改良中国文字的主张，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应当讨论。由此切入，到了一九一五年夏天，他就开始和梅光迪等人讨论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问题了。到一九一六年六月，他的白话文的理念已基本确立。而一件小事的发生，又将他逼到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

这年七月八日，任叔永、陈衡哲、杨杏佛等人在美国凯约嘉湖上摇船游玩，近岸时小船翻了，又遇着大雨，虽说没伤着人，大家的衣服全湿了。任叔永做了一首名为《泛湖即事》的四言长诗，寄给在纽约的胡适看。经过一番书信往还，胡适故意要气气这位好朋友，便写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诗回答他。此为胡适做白话诗之始。

赵家璧找人分头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各集时，找的都是在这方面最为权威的人士。新文学的“建设理论”，当然非胡适莫属了。胡适也不客气，全集收文五十篇，他自己的就有十九篇，连上那篇序言，就是二十篇了，占了少一半。而那篇叙述他在美国怎样思考改革中国文学语言的《逼上梁山》，列为全书的首篇，且单独作为一辑，名为《历史的引子》。于此也就可知胡适对自己在新文学理论建设上的自负了。

他的这种自负，历来研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也都是承认的。美国学者J.B.格里德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分析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说：

胡适这篇标题谦谨的文章有所保留地陈述了这场准备就绪的运动的意义。一定程度的缺乏自信，以及与此相关的顽强的自我保护，是胡适个性中的固有特征。对他奉行的价值观的坚定信心，对历史变革进步目标不动摇的乐观信念，使胡适不仅成为知识分子坚定信念的表达者，而且也成为一个个性令人愉快，值得信赖的人。在许多方面，他是成功的新派知识分子的典范，一个成功战胜早年逆境的青年，一个未受中国社会及政治崩溃精神打击的幸存者，新文化时代出现的名星之一，善于表达，富于创造，是新文化理想最有说服力的倡导者。（《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第261页）

同是这位J.B.格里德先生，在他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则干脆说：“胡适一直为他作为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所起的作用感到骄傲，而且比起他其他的种种努力来，这点也是尤应值得人们纪念的。”（第84页）

就是陈独秀，后来也改变了看法。一九四○年，蔡元培去世后，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说过：“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现在可以说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其主将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这三个人。若有个区分的话，应当说，蔡元培是一位统帅，陈独秀和胡适两位是这位统帅帐下的两员主将。

说统帅未免虚幻。若论战功，这三个人都是主将。同是主将，他们各自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蔡元培是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任北京大学校长，没有他的到来，没有他对北大的改革，就不可能聚集起那么一大批优秀人才，也就不可能在两年后引发五四运动。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他引进北大的，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环境，才有他们后来的发展。陈独秀是舆论阵地的创建者，没有他办《新青年》，且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那么大的声势，就不可能起到开启民智、号召民众的作用。正是有了《新青年》，才有了胡适的参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胡适提倡白话文而肇其端的。胡适是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这个方面军的当之无愧的主将。没有他率先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总要迟上好多年，也不会有那么明确的指向性。

可以这样说，蔡元培是一位韬略深远，而又知人善用的主将，陈独秀是一位攻城略地，摧枯拉朽的主将，而胡适则是一位勇于除旧布新，注重建设的主将。正是他们三人的积极配合，互相欣赏，各自发挥各自的最大的能力，这才造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初期那种生机蓬勃的浩大局面。(作者：韩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