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敬爱的陈云同志离开我们5年了。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曾长期指导我国的外经贸工作。值此陈云同志逝世5周年和诞辰95周年之际，我们外经贸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无限怀念敬爱的陈云同志。

一

陈云同志是我国外经贸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外受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内受自然条件的制约，面临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克服困难，党中央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方针，毛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

陈云同志从1944年3月起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当时边区生活十分贫困，生活必需品如粮、盐、油、布等严重缺乏。特别是边区产棉有限，队伍的军服，尤其是冬装难以解决。这些必须通过与国统区的贸易来换取。

对外贸易是边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陈云同志亲自领导下，边区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很大成绩。1944年夏天，边区政府一次短时间内就收进黄金万两，赚取大量金价波动的差价，充实了银行准备金，争取进口了大量必需物资。

当时边区的对外贸易，也即边区与国统区的贸易，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但是实际上比开展真正的对外贸易还要难得多。早在那时，陈云同志就开始领导红色中国的对外贸易。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真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也是在陈云同志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同志来到东北工作。他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北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局常委，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在陈云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南满部队取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重大胜利，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奠定了基础。随着东北战场我军的节节胜利，陈云同志的注意力转向财经工作。他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全面负责东北地区的财经工作。当时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没收的敌伪物资已经用尽，货币发行已达饱和，财政赤字占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三，人民生活困难。根本的出路在于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建立解放区的经济基础。在东北当时的情况下，首要的也是见效最快的就是开展对外贸易。为保证军队供应，支援解放战争，陈云同志亲自组织部署，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当时主要是向苏联和朝鲜出口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同时进口苏联的武器、石油、食盐、布匹、药品、机器零件和朝鲜的棉花等军需民用物资。当时的贸易量已经具有较大规模，每年向苏联出口粮食100万吨。满洲里、大连、绥芬河，是较大的对外贸易中心。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不仅较好地保证了军需供给，也广受农民群众的欢迎，他们说这是“经济上的又一次解放”。东北外贸工作的开展，始终得到陈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关心。他亲自接待苏联的贸易代表，从谈判签约、组织货源和装运的全过程，陈云同志都要过问，逐项落实。发展对外贸易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全境的解放，为东北经济的复苏和大部队顺利进关作战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负责全国的财经工作。1954年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并继续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195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统一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 。

从1958年开始，我国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发生“左”的错误，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严重的挫折，城乡人民生活发生很大困难，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当时粮食匮乏，直接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陈云同志首先提议进口粮食，党中央采纳了陈云同志的建议。国家从1961年到1965年每年进口约500万吨的粮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地区粮食严重不足的局面，保证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稳定了市场，对于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云同志主张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并亲自组织落实。我国先后建立了43种重点商品的基地和专厂。这些基地和专厂的产品，经过多年的扶植和更新，不少品种成为我国出口的重点产品。这项工作为此后我国外贸出口的稳定增长打下了较好基础。

二

陈云同志是思想解放的先锋，勇于探索，敢于突破条条框框的约束，善于借鉴国内外一切行之有效的方式，来开展我国的经济工作。他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支持者，而且一生都在探索发展经济的新路子。

早在1956年，陈云同志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设想，即：国营为工商业主体，个体为补充；计划生产为生产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市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

1973年，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他开始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问题。他多次同外贸部门及银行的同志座谈，指出，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现在离共产主义用金子修厕所的时候还很远，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以便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该占领的地位。他还指出，不要把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银行要理直气壮地担当利用外资的任务。这些观点，对突破当时外贸领域“左”的思想束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的期货交易，也是在陈云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1973年4月到6月，香港华润公司下属五丰行通过原糖期货交易，在完成购买原糖任务的同时，净赚240万英镑。当时，通过商品交易所做期货买卖仍被视为资本主义投机方式，是传统计划经济下的禁区，无人敢涉足。陈云同志提出，我们也可以利用我国国营公司的优势来搞期货，应该搞。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当年10月，他要外贸部起草向国务院的报告，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交易所有两重性，既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同时提出利用交易所进行交易的原则，一是不做投机买卖，而是作为一种保护性措施，使我们不吃亏或少吃亏。二是要慎重，只买进确实需要的物资，要请示报告，每次总结经验。他说，做买卖有赔有赚，但是要以赚为主。三是严守纪律，不能浪费分文。正是在陈云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期货交易才开展起来。这是我国外经贸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启发我们解放思想，推动我国外贸方式及体制改革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对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如统得过多、过死，缺乏竞争，活力不足等，陈云同志发现得较早，并在“一五”计划尚未结束时就提出对之加以改革的设想。他在1979年指出，过去我们计划经济工作制度中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以后，他又赞成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的提法。这些论述，对于推动全党同志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陈云同志在离休以后，仍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三

陈云同志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一向平易近人，丝毫没有领导架子。在工作中，具有良好的民主作风。一事当前，总是充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从不搞“一言堂”。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他总是强调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不无限上纲上线。

外贸部的一些老同志回忆在他领导下工作时，对这一点都印象极深，感触良多。每次向他汇报工作时，他都是很详细、很耐心地听，极少插话。全面听取每个人的意见。他认真思考，然后才讲话。每个人在他面前都可以讲自己的不同意见，他从不打断。没有不同意见，他还启发别人讲不同意见。每一件大事，他都要多方面听取各种意见和建议。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下，最后他才做出决定。

在工作中，少数部门的个别同志对陈云同志的正确意见持不同看法，不按照决定执行，结果造成了损失。这些同志受到严厉批评，并在初步结论中被定为“反对陈云”。陈云同志知道后，不赞成这样批评犯错误的同志，更不赞成把反对他写在这些同志的结论中。他说，不要随便说人家反对这个反对那个，不要说人家这个是反党，那个是反对社会主义，同志嘛，是非分清就行了。在他的坚持之下，“反对陈云”被从这些同志的结论中取消，这些同志也通过批评教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973年外贸部开始做期货和进行出口商品价格调整时，每周开会，他每次都到会，和大家认真讨论研究方案。作为国务院领导，经常深入基层参加部门的业务会议，在一线进行指导，这是非常难得的。

原外贸部部长郑拓彬同志，至今还非常清楚地回忆起80年代初的一次他去陈云家中汇报工作的情形。陈云同志第一句话就是幽默地笑着说：“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他总是告诉同他谈话的干部，在他面前不要有顾虑，要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常说，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陈云同志发言说，对功劳要有正确的看法，第一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他特别强调，这样的次序是不能颠倒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四

陈云同志一贯强调，做事情要有全局观点，要抓战略，抓关键。他多次提到“瓜皮帽、水烟袋”的形象说法。他说，过去的资本家，戴瓜皮帽，吸水烟袋，这种人看起来什么都不做，其实是在思考战略问题，在想大事。他提出，作为领导干部要学会“踱方步”，要改进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不要只忙于一些具体的事务，要注重解决大的趋势问题。他强调，我们搞建设，要有大局的观点。看问题，要抓关键。这方面毛泽东主席对陈云同志的评价很高，他说陈云同志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

建国初期，陈云同志就提出，统一和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统一即统一财经管理，调整即调整工商业。这两件事也正是当时经济工作的中心环节。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外贸出口出现较大亏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外汇牌价定得不合理。当时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是1:2.8，他提出应定在1:4左右。80年代末期，由于外贸改革措施不配套，外贸秩序出现混乱。他对此提出，外贸改革要整体推进，要慎重进行，平稳开展。后来的外贸实践充分证明了他的设想的正确性。

1973年陈云同志负责外贸工作，主要抓三方面大事：一是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二是抓大政方针；三是抓国别政策。这三方面也正是当时外经贸工作的核心所在。

五

陈云同志的一生，一贯坚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注重调查研究。他从实践的切身体验中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前者是唯物论，后者是辩证法。他运用这三句话和六个字哲学，使各项工作始终充满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对于每一个问题，他都从全面的调查研究开始，掌握大量材料，找出矛盾，特别是注意抓住带全局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

他主张，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在大的决策之前，他都要进行细致翔实的调查研究，从不走马观花搞形式。他常常经过调查研究解决领导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屡屡取胜。不但自己这样，他也严格要求其他人去这样做。他大力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搞调查研究，广交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

建国初期，他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采取切实措施，迅速稳定金融物价，结束了国民党政权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这段历史是众所周知的。

1952年，陈云同志开始主持编制和组织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他特别注意及时总结经验，从具体国情出发，反对当时经济工作中的贪多求快、急躁冒进的倾向。他提出，要把苏联援建的156项骨干工程，一项一项地摸清楚，一项一项地向中央汇报。他指出，我们应当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必须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绝对不要照抄照搬。实践证明，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实际出发，注意综合平衡，安排和实施得好，为我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4年，中国畜产进出口公司的牛皮收购发生困难。外贸部以部党组名义提出，要提高牛皮的收购价格。报告送到陈云同志处，他马上就进行了批示，并对此做了很详细的指示。他要求外贸部要进行细致的调查工作，指出，如果牛皮收购价过高，则可能会导致农民宰杀耕牛，影响农业生产；价格过低则收购不上来。要弄清牛皮与牛肉、牛皮与粮食等几个重要的比价。外贸部门遵照陈云的指示，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1961年我国开始进口粮食，他对此进行很明确的指示。要求首先要调查研究，摸清世界粮源，了解国际市场的情况，然后再买。外贸部门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出色地完成了粮食进口任务。

“文革”期间，“四人帮”之流诬蔑外贸部门低价竞销“养肥了资本家”，胡说什么高价是马列主义，低价是修正主义。由此造成了许多商品乱提价，严重脱离国际市场价格，导致出口大幅下滑，外国产品挤占我国传统市场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明确地指出，一定要按市场价格，要卖得适当，随行就市。根据陈云同志建议，成立了价格小组，由外贸部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交流情况，统一认识，提出方案，保证调价工作的顺利进行。从此，出口商品由不切实际的高价逐步降下来，我国出口市场得以逐步恢复。

宝钢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建设的第一个特大引进项目。因准备不足，不久就遇到了麻烦，陷入上下两难的困境。陈云同志不顾自己年高体弱，受党中央委托去宝钢调查。他到上海后，每天忙个不停，全面认真地了解情况。他听取了上海市委有关同志意见，还召开座谈会，听取了上海冶金局和上钢各厂意见。他还实地考察总体规划，与宝钢领导、技术人员和有关同志谈话，开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还把建设宝钢与建设鞍钢相比较。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8条建议，发表了“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的讲话，决定把这一项目进行到底，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他对宝钢提出严格的要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实践证明，这8条建议是综合治理的方案，是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党中央批准了陈云同志提出的建议。宝钢一期工程在1985年建成投产。今天的宝钢已建成年产1100万吨钢，总资产达1030亿元的钢铁集团公司。宝钢投产至今，利润总额230亿元，上交国家利税250多亿元，出口创汇20多亿美元。宝钢20年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对宝钢建设的决策是正确的，陈云同志对宝钢的调查研究是他晚年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又一大贡献。

六

陈云同志以祖国和人民的大局为重，在对外活动中不畏压力，坚持立场、原则，坚决捍卫国家利益。1958年5月，中央派出以陈云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的统一定价问题。当时的国际形势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相互对立，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整个世界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社会主义要统一市场、统一定价。当时的中苏关系仍十分友好，国内还是“一边倒”的提法，一切向苏联老大哥看齐。但是陈云同志告诫随团同志，不要他们说什么，我们就赞成什么，我们要有自己的原则。苏联提出了一套对自己极其有利的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的价格方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异口同声支持。而陈云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在代表团成员草拟的意见稿上划一个大大的鲜明的红杠，认为这一观点值得重新考虑。由于中国代表团的据理力争，坚决反对不平等的定价原则，会议没能达到苏联方面预想的结果。

哲人已远，风范长存。陈云同志离去了，但他的精神将永存。他的思想、作风、品格，将深深地教育和影响着外经贸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我们要学习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品德，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知难而进，努力完成各项外经贸任务，为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来源：《缅怀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