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于１９７３年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１９７４年他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筹备四届人大和酝酿国务院领导人选时，毛泽东评价他“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１９７５年１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在这期间，他力挽狂澜，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他强调全国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以铁路交通作为经济整顿的突破口。他指示有关部门先后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三个文件。在短时间内，包括军队、工业、农业、交通、科教、文艺等在内的全面整顿，收到显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起初，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工作是支持的，但是不能容忍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逝世。４月５日，天安门广场发生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乘机诬陷邓小平，他再一次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９月，毛泽东逝世。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应该走怎样的一条路，这是亿万人民十分关切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的历史功勋，由于他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和在动乱中主持全面整顿取得的显著成效，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叶剑英、陈云等的积极推动下，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在１９７７年８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１９７８年３月，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当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整个国家问题成堆，急待解决。他一出来工作，立即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讲话和谈话中，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被冲破。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还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邓小平非常重视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他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改变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

在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出现了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等右的思潮。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持正确方向，１９７９年３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他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

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次大会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他任中央军委主席。十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在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当选为主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提出，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１９８０年，他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十三大前夕，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中共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三大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作了概括，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要实现现代化，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１９８０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８０年代的三件大事，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要求全党要始终如一地搞这件事，扭住不放。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发展生产力中，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点。他认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邓小平高瞻远瞩，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１９７９年他提出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８０年代初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９０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共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

针对旧有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认为，改革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意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充分肯定和支持农村率先发起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并及时总结经验，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１９８４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全面展开。他对这个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对这场前无古人、情况复杂的伟大试验，他确定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指导方针。他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２年的多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的这些谈话，为我们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从领导制度、组织制度这一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现行领导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提出必须进行改革。１９８６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他提出，不改革政治体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邓小平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他主张全面开放，向所有国家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引进外国智力，大量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他作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十几个沿海港口城市，进而开辟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地带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等一系列重大决策。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９２年他两次到特区视察，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全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搞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干扰。对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坚决支持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平息，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他特别强调，改革和建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稳定压倒一切。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都没有错，错在四个坚持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他强调，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１９８５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告诫全党：“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以后他又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

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统帅，对新时期军队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思想。他对当今时代和我国安全环境作了科学判断，使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他提出，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要求军队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保证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自觉地在这个大局下行动，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在他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一百万，这是我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１９８９年在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时候，向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深情地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

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即在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１９８２年９月，他在同英国首相会见时，阐述了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整个过程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我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他的伟大构想即将实现。１９８３年他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强烈表达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他针对分裂中国的图谋，强调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一国两制”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为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范例。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战略。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准则。他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在他的主持下，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对许多国家进行了访问，接待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的局势，他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邓小平一贯重视党的建设。他提出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工作状况、组织状况和领导制度。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中央的权威。他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要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眼，坚决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他曾多次提出辞去领导职务。１９８７年１１月中共召开十三大，他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实现了他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说，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大家要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这是我的政治交代。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１９９２年初他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的这个谈话为开好中共十四大，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必须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１９９３年，邓小平以８９岁高龄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文选》共出版三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汇集了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富有独创性的重要著作，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振兴与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国人民正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胜利迈向二十一世纪。

（新华社北京２月２１日电）

《人民日报》1997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