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那一年，也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前一年，出版了两部重头的党史书。

一部是一九九一年五月出的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此书有“刘少奇同志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一章。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认为刘少奇的构想，实际上“也是发端于毛主席的理论”，“在大的问题上两者是基本一致的”。在具体问题上“也有不尽一致的地方”。对待私营工商业，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一面；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就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刘少奇则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入社会主义。

在引述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主张之后，薄老认为，列宁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自由贸易，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来发展经济等思想，“实际上是提出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十分注意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更加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物质技术管理和文化条件的问题。”“看来，少奇同志的有些想法，是从列宁的这些论述中受到了启发。”“回想起来，应该说当时在我们党内注意学习和深入研究、领会列宁这些论述的同志还不是很多。到了后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一些曲折之后，大家才愈来愈感到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六十一——六十四页）

同时，薄老在这本书里肯定毛泽东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批评，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时期，是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所以“是很难巩固的”。他还表示完全同意历史决议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的结论，因为总路线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的“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转变”，融为一体，“应当说，这是根据实践的要求和经验，对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新发展。”（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二一五、二二九页）

另一部重头的党史书，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出版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同薄老的书观点相接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这一章中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是适时的和必要的”；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言，到一九五六年已经基本上完成，过渡时期已经完结，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实现；“按我们现在的分析，这个情况表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三四〇、三四二、三八三页）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一章和全书结束语中，详细叙述和高度评价了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正规的党史教科书中，也许是第一次作了这样的论述。

《七十年》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论断，就是在讲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一章中，专写了一节“十年建设成就和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

这“两个发展趋向”的提法，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对这十年做出的一个历史结论。这样的结论已经蕴涵在历史决议中，《七十年》用更加鲜明的语言把它刻画了出来。它超越了过去“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和框架：没有把这十年探索中的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东西看作一条贯彻十年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把这十年探索中的错误的东西看作一条贯彻十年的错误路线。更没有把正确都归之于毛泽东而把错误都归之于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如同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也没有把错误都归之于毛泽东而把刘、邓称之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如有些史家所简单化地主张的那样）。它肯定一九五六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和一九六〇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为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批评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从反右派到“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它认为，“如同对正确的东西还要作分析一样，对错误的东西也要作分析”；十年探索中的两种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它的总结性论述是：“十年建设的成就和探索中积累的正确的东西，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取得的。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毛泽东无疑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正确的思想和决策是毛泽东提出的，得到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也是在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付诸实施的。这十年中的错误，毛泽东无疑要担负主要责任。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央主席，而且因为一些重大的错误思想和决策是由他提出或由他支持的，有时甚至是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了比较正确的意见的结果。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总之，十年建设中，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加以总结，无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经验，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这一番超越了过去“两条路线斗争”模式的框架的论述，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好评。当然，也听到不同的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一直不能理解有些指责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至今认为，“两个发展趋向”的概括是合乎这十年历史的。

但这个概括也有一个不足之处：没有用“离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这样一个中心论点来贯穿全部论述。其实，邓小平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同埃塞俄比亚总统的谈话中已经说过：“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说，邓小平已经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角度对过去的历史作了这样的概括。大概是因为那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还没有编成，已出版的小册子中还不包括这篇，编写《七十年》时对这篇谈话中的这句话没有注意到吧。

回过头来看历史，这十年中积极的探索，如八大前后的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的转移、三个为主三个为辅的设计、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点资本主义的思想，庐山会议以前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划分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的界线、批评消灭商品的思想，调整五年中农村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先是从生产大队为基础退到生产队为基础，再退到承认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再退到把生产小队改称为生产队，二三十户大小的生产队（相当于合作化开始时的初级合作社规模）成为“三级所有”的“为基础”的“队”，都应该视为对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逐步纠正（虽然还不彻底）。而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共产风，则是明显地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错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呢？我认为也可以归入“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为这十年（甚至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被认为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过渡时期”。

胡乔木高度评价了《七十年》，专门为此书写了一篇《题记》，又在出版座谈会上发言，称赞这本书“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特别讲到“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段历史比较难写，现在对这段历史不但提出了许多首次发表的事实，而且作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见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六期）这“比较确切的解释”，应该说，就包括“两个发展趋向”的分析。胡乔木把它称之为“夹叙夹议的议”，而且是“成片段”的“议”。

胡绳在同一个座谈会上进一步说：《七十年》“以我们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为总的依据，但又不只是重复其词句，而要在组织材料和论述上有新意”。哪些新意呢？胡绳特别说了一九五六到一九六六年“这十年探索中间，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这个新意。他说：“后一种（即错误）趋向直接引导到‘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而前一种即正确的趋向，正是‘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路线方针的先导。从六十年代的情况来说，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但是从历史全局来看，正确的趋向终于战胜了错误的趋向，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像这样的分析是不是对，有待理论界来评论。也许这是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见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两胡”的这些评价，成为后来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时力图加以贯穿的看法。

 （龚育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  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