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时针指向1997年7月1日零时。香港，自这一刻起正式回归。

欢庆的盛典、绽放的笑容、灿烂的礼花，却掩不住一丝悲伤。会场上，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致词时伤感地说：“历史将会记住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邓小平先生。”

就在100多天前，邓小平逝世。

时间倒回1992年，皇岗口岸，在这个离香港最近的地方，邓小平曾远眺香江，迟迟不肯离去。

邓小平说：“我自己是争取活到1997年……我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就是坐着轮椅也要去，哪怕是站一分钟也好，他曾对女儿这么说。

但谁也没想到，当1997年的春天悄然到来的时候，他的心愿成了永远也无法实现的遗憾……

“香港之死”破产

香港的回归过程却一波三折。1995年6月，香港回归之际，《财富》周刊的一篇报道，曾经在世界上引起震动，在封面上，是大大的几个字：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Kong)。

4年后的5月9日，《财富》杂志选择在香港举办全球财富论坛，编辑总监考尔文在新闻发布会上尴尬地说，“预言并没有发生，那是一个错误。”

如果能看到这戏剧性的一幕，邓小平或许会心一笑。他最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经他手创的一国两制，在香港回归后落实得怎么样？香港的明天是否会因此而更美好？

其实，“香港之死”涉及的是大量港人移民海外现象、法制与立法局选举制度等，表述香港前途暗淡。一般认为，该文代表了西方对香港回归后的普遍看法。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九七之后冲击香港的，是经济而非政治问题———刚刚回归的香港，喘息未定，就迎头遇上“亚洲金融危机”。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狙击战，港府终于击退了“金融大鳄”索罗斯，渡过了危机。

2000年，香港经济增幅高达10.5％，是13年来香港的最高增长率。以总量计算，2000年香港创造的货物和服务已超过了1997年金融风暴前的水平。

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结尾是，2001年5月8日的《财富》论坛年会开幕晚宴上，一位观察仔细的记者发现，会场的席号中没有任何与“四”有关的数字，即没有第4席、第14席、第24席、第34席、第40席……美国人知道港人对“4”的忌讳，会场没有“4”。《财富》杂志是在对外宣布：香港没有“死”。当年策划“香港已死”封面专题的编辑总监GEOFFREYCOLVIN，在回答记者“如果现在《财富》为香港做一个封面专题，你怎么形容香港”时，他思考良久，最后的答案是“活力(Vitality)之都”。

2003年6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港，他给香港回归六周年带来了一份礼物———《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按照安排，从2004年后，273个税目、4000多种香港产品，将可以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在去年酝酿、今年成局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香港将会发挥包括金融、物流、旅游资源、专业服务等多个领域的优势，充当区内高增值服务中心，带动区内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到2004年，香港连续七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也是香港第10次获得此一殊荣。

此时，曾站在皇岗口岸，依依不舍凝望香港的邓小平，已逝世7年。

政制20年纷争

对于“一国两制”的实施来说，经济指标只是结果，而政治体制的建构，才是考验这一制度的试金石。

这场围绕政治体制的拉锯战，起于20年多年前，延绵至今，其中波澜起伏、惊心动魄，当下仍是一个举世关注的焦点。

1984年6月23日，香港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钟士元、邓莲如与利国伟上京，与邓小平见面。当时英方正抛出“三脚凳”策略，将两局议员推上台，举着“港人意愿”的大旗，从侧面影响中英谈判，迫使中方让步。

英方的意图，是想假借民意，最终使得香港成为一个与中国大陆分离的“独立政治实体”。

邓小平见到钟士元等三人后，表明绝不接受“港人”是谈判的一方，“我们一直不承认(三脚凳)，我们只承认两脚，不承认三脚。”意思是，港人是中国人，应站在中国的一边。

事实上，政制问题争论最烈，是在1989—1990年间。今日的矛盾，同样来源于当时。

按照当时两国达成的共识，香港采用行政主导制政体，逐步推行民主制，立法机构议员最终全部经普选产生。但应循序渐进。

1989年风波发生后，英国似乎后悔了。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回忆，当年12月4日，撒切尔夫人的密使将一封信交给了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信中称，英方迫于巨大的压力，准备“大大增加”香港1991年立法局直选议员名额———由10席增至20席。

英国人的这个想法没有实现，此后中英双方虽取得折中的方案，立法局的直选名额，1991年增为18席、1997年增为20席，但政体仍确定为行政主导。

在此状况下，1992年7月，曾任英国保守党主席的“强势人物”彭定康走马上任，出任最后一任香港总督。甫一上任，就宣布香港政制改革，迅速提高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企图以既成事实，压中方接受。

“小平给我们下了两道明确的指示”，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张浚生回忆：一道是“中英可以谈判，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另起炉灶”，一道是“对英斗争一点也软不得”。

1993年，《邓小平文选》三卷已经编好，准备公开发行。小平要求中央办公厅把《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这一篇提前发表，他说：“支援一下前线的同志。”

随着香港的顺利回归，小平的远逝，当年的一幕幕已定格为历史。

最新一轮纷争，出现在2004年初。一些人抛出2007年和2008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普选的要求，一时间搞得沸沸扬扬。但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附件释法，明确了2007年以后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如何修改的程序等，为香港最近的政治改革争议画上了句号。

关于香港“循序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许仍将不断有人挑起争议，“一国两制”的构想，将在实践中展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和魅力。

尚未完成的作品

没有到回归后的香港去走一走、看一看，无疑是邓小平的遗憾。但他更大的遗憾，应该是台湾。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对来访的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最早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但是，浅浅的一湾海水，却成了中华民族最大的国殇，成了每个炎黄子孙心里的乡愁，成了小平心里的最大遗愿。

然而，面对大陆的善意，台湾却是渐行渐远。

1998年7月22日，李登辉发表书面谈话，指称“一国两制”，“具有暧昧性，矛盾性，又缺乏民主性”，故要“再一次坚定拒绝”。

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在李登辉的“配合”下登上“总统”宝座，台湾完成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政党轮替”。对于“台独”势力来说，“一国两制”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必欲去之而后快。

在今年香港回归七周年前夕，台湾有关方面竟然指责，“七年来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在主权移交之后都不断倒退，中共违反承诺的相关事证也不断增加，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七年已徒托空言，未来更不可能移植到台湾。”

对于台湾的指责和污蔑，大陆进行了坚决的反驳，在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14周年座谈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指出，香港基本法把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用法律形式完整地体现出来，并在香港成为现实。

面对日益膨胀的“台独”势力，中央政府屡次发出警告：尽最大努力和平解决，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台湾有识之士认为，“一国两制”是台湾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心愿，谁也阻挡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