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千年寂寞

1984年1月24日，初春灿烂的阳光里，邓小平和家人一起，来到了尚处于激烈争议之中的经济特区深圳。

下午5点黄昏时分，邓小平站在新建的深圳国际商业大厦22层顶楼天台，凝望夕阳和彩霞映照下的深圳新城区，然后对深圳市委书记梁湘说：“都看清楚了。”

无法知道，邓小平是否在这时就下定了开发海南岛的决心。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回到北京后，他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起这次考察时，提出要扩大沿海城市开放，并且明确响亮地说：“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

这是一个封闭了几千年的海岛。从战国时代到清王朝，古老的中国大陆展开了一幅幅风云激荡的历史画卷，而在海角天涯的海南岛，一个个熟透的椰子从树上静静地掉下来，啪哒、啪哒，一掉就是千年。

在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后，邓小平把开放的焦点对准了海南岛。开发海南岛，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成为他反复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

邓小平的设想针对的是和海南面积相当，但是经济发展远走在海南前头的宝岛台湾：“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同时，他更为看重的是占全国海洋面积三分之二的南海，那里有丰富的油气和海洋资源。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中南海会见外宾时，第一次提到将海南变为特区的设想：

“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经济特区，这就是海南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还有许多资源，有铁矿、石油，还有橡胶和热带经济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7个月后，1988年4月13日，海口市街头张灯结彩，鞭炮声四处响起，许多人手里拿着《海南日报》印发的号外，上面印着这天举行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通过的决议：海南建省。

海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1个省级行政区，同时也成为全国最大、最“特”的特区。

向南、向南！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花常开……”

这首老歌在1988年狠狠地火了一把。当时大多数发往广州、湛江的列车都因为旅客的要求在播放这首歌曲，这些旅客的目的地都完全相同：一直向南、向南，直到海南。

琼州海峡的每条渡船都挤得满满腾腾，码头售票处挂着“票已售完”，密集攒动的人头仍在不甘心地拥挤、求票、叫骂不休。焦急的人们一边咬着菠萝片充饥，一边还不忘四处打听着大特区的生意行情。

这便是当年轰轰烈烈的海南“淘金潮”，当时被称为“十万人才过海峡”。对于这些人而言，已成为特区的海南岛不再遥远、神秘，不再意味着一种不可企及的天涯尽头，而是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

依靠政策的点化之功，这3万多平方公里的“蛮荒”之地，变成了一个对资金具有巨大吸引力的磁场。一直隔海观望的外国和香港大财团闻风而动。国内的企业家也纷纷涌向海南。最初几年，海南吸纳海内外资金400多亿元。

投资热潮催生了海南的房地产热。多少年无人垂青的“蛮荒之地”，忽然间每一寸地皮都值钱起来。当年海南地产界的名人、现任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回忆：“最多的时候有近两万家公司都做房地产，而海南整个岛才600多万人，城市人口不到100万——50人就有一家公司做房地产服务。”

“泡沫经济”成为海南房地产热潮的最后注脚，从海口到三亚，一幢幢烂尾楼成为海南最为触目惊心的“风景”。

房地产业的狂热与产业导向不明确有直接联系。建省以来，海南省先后在工业主导和农业主导、海洋经济主导、贸易主导、旅游(生态)主导问题上摇摆不定，一段时间出现几种导向轮流坐庄的局面。

海南建省之初实行“小政府、大社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以省级行政建制全面推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试验区。但随后不久，种种因素的作用，使得海南的“小政府”体制在1989年到1991年间一而再、再而三地膨胀。再加上一些干部的工作作风等，使海南体制优势和投资环境大打折扣。

如此情形，已和内陆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相差无几。李嘉诚当时和海南省领导见面，就坦率地说：从投资环境来考虑，叫我投资，还不如叫我搞搞慈善事业。

海南经济由此错过了一个绝好的发展时期。

洋浦实验

由于基础差，海南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全面开发尚不具备条件，于是确立了吸引外资从小区域取得突破以加速全岛开发的方针。洋浦被迅速推到海南开发建设的风口浪尖上。

1988年5月，海南省政府与香港企业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协议，确定在洋浦半岛上划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开发区，其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该公司，期限为70年；区内一切基础设施建设及招商全部由外商负责。

然而这个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没来得及实施，一场空前猛烈的风波骤然掀起。

1989年1月，五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认为洋浦开发租地70年给外商“丧权辱国”。3月25日，五位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公开指责“洋浦模式”为“新国耻”，“何异引狼入室，开门揖盗？”

之后，200余名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递交了提案。洋浦问题进入了中国最高的议事殿堂，它拨动起了人们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敏感神经。

“改革”还是“卖国”的争论使洋浦实验停了下来。喧嚣不已的洋浦荒岛，又恢复了往常的沉寂。

最先明确表态支持洋浦开发的中央领导人是国家副主席王震。他在海南给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上批示：“洋浦地区30平方公里的开发由熊谷组承包事，完全可行。谨建议：中央、国务院批准……”

1989年4月28日，邓小平平息了这场争论，他在海南的报告上作出了改变洋浦命运的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

历经数年，1993年4月10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派出机构——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挂牌成立。曾留学瑞士8年，时年46岁的博士江上舟就在这种背景下就任“特区中的特区”的行政首脑，正厅级。开发区当时设立七局一办，公务员一共66人，这是一个高度精简的“小政府”。

无奈洋浦“生不逢时”。1989年遇上争论，1992年开始起步，花3年时间完成基本建设，却正撞上国内的治理整顿、银根紧缩，随后1997年又遭遇东南亚金融危机。

1997年，两位开创者江上舟和胡传典先后离开洋浦。随后，洋浦开发区撤销法定机构，转而设立5个事业单位，不少制度如公共财政、无纸化办公等，已不再实行。

洋浦一再错失良机的同时，在2000公里外的上海，邓小平关心的另一个开发区———浦东新区，隆隆的施工声取代往日的宁静，这个曾被人遗忘的地方开始沸腾。

洋浦与浦东一前一后。十多年后的今天，浦东背倚物阜人丰的长江三角洲，已迅速发展成中国金融重镇，而洋浦面朝一望无际的南海，又重新寻找前进之路。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洋浦的痛也是海南的痛，而海南的开发无疑也是邓小平未了的心愿。

作为中国最大的特区，海南陆地面积是其他四个特区的数倍，又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资源富饶，生态优越。然而办特区14年来，发展速度和经济实力都落后于其他特区。

一些专家和实际工作者认为，这背后的重要原因是海南错过了一些最佳战略机遇期。

在最初几年，海南因为政策优势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但最后导向了“房地产泡沫”。洋浦本来准备实行中国最开放的政策，有望成为带动海南整体发展的突破口，但是囿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又使它一拖再拖。

随着时光的流转，中国进入全面开放阶段，市场经济的确立又要求全国必须实行统一的规则。这样，特区不“特”，一些优惠政策不独特区才能享受，海南不可能再走依靠特殊政策“后来居上”的道路了。

这个时候，失去政策优势的海南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为相似，它面临的已不是单个的特区发展的问题，而是转变成了普遍的后发地区如何赶超的问题。

大量的后发地区不可能完全按照“沿海模式”、“特区模式”发展起来了，因为利用特殊政策短时间内吸纳资金、技术、劳动力已不太现实。那么，后发地区的发展路径是什么？它靠什么招商引资谋求发展？在地区差异日益加大的今天，这是一个让人困惑又事关全局的问题。

海南省管辖占全国海域面积2／3的南海，最大的资源优势是海洋。有专家认为，21世纪的头10年是中国开发南海资源的重要时期，也是充分发挥海南经济特区后发优势的最佳战略机遇期。最近，海南省省长卫留成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上说：“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战略，将促进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充满活力的经济区域的崛起。”“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海南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海南将围绕建设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热带海岛休闲度假胜地的‘一省两地’方针，以特色参与合作，以合作促进发展。”

一句诗人的诗，也许切合邓小平的心愿———荡漾在南海碧波中的海南岛，能真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