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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像巧合一样。1986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第一期，邓小平的头像登上封面，他被评为年度的世界风云人物。

上一次是1979年，也是第一期，他被评为年度人物。“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时代周刊》说，“西方人可能会觉得非常费解。”

1986年，世界再次聚焦中国，聚焦邓小平。“现在我们满脑子想的是改革，”1986年5月20日上午，82岁的邓小平对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霍克说。

这一年，中国的改革重点，由农村开始转向城市，邓小平这样描述：“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新华社老记者杨继绳后来作过一个统计，“到1987年止，邓小平一共76次提到政改，其中最集中的，是在1980年和1986年。”

如果现在来回顾，1980年是邓推动政改的起点，而到1986年，则达到了高峰。其间历经波澜，跌宕起伏。

值得载入史册的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当时受到普遍的欢迎，紧接着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也在宽松的气氛中召开，人们称之为“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

当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要求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方法要细密，步聚要稳妥”，“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

由此暂缓的改革，在1986年又重新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他在6月10日的一次讲话中，一字一句地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

对于上次的搁置，邓也作出了解释：“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邓小平一连串的讲话，使政改一时成为了全国的热门话题，当年5月，《人民日报》重新刊登了他1980年的讲话，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并要求在次年7月之前，拿出具体文件。

从事后的统计来看，1986年，邓小平涉及政改的讲话，一共达11次。

政改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毫无疑问，政改的紧迫，来源于经济改革的压力，1986年的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对此作出了解答，“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事实上，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邓小平当年的讲话中，已经划出了清晰的界限，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吴江回忆，当时总结出了四句话：“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提高效率。”

以此为内容的政改，在邓小平看来，“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9月28日，十二届六中全会。在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邓小平对决议中是否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表态了，“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退休与接班

另外一件一直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事，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1972年，一位从北京下放到江西的老干部，参观了瑞金红都糖厂，在车间里上楼梯时，有人上前搀扶，这位老干部摆了摆手，说了句，“不要扶，我还可以干20年。”

说这话的老干部，就是邓小平，时年68岁。

如果从1972年算起，到1992年南方讲话，果然干了20年，如果从他1977年第三次复出，到1997年逝世，也是一个20年。

这20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春秋，中国这艘航船，在他掌舵之下，演绎了一个个传奇。

满怀“再干20年”豪情的邓小平，却在1986年，屡次提出了尽早退休的要求。

早在3月份，香港谣传邓小平病倒，股票市场随即大跌，邓小平25日露面接待丹麦首相，他故意这样反问：“邓某人不在了，中国是否就会变？”就是这次露面，邓讲到了“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华莱士9月来访时，邓小平告诉他，“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

3个月后，他又对来访的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说，“拿我来说，已过了82岁了，还能干吗？该让路了。”

实际上，邓小平的这个想法由来已久，早在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并决心从自己做起，向这一政治顽疾宣战。

邓小平退休的想法，在次年的十三大上，只得到了部分实现，在辞去其他职务后，他以一名普通党员身份，留任中央军委主席。

3年后，邓小平辞去了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宣布退休。中午吃饭时，邓小平感慨地说，“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大孙女眠眠当即笑他，“爷爷真是理想主义！”

毫无疑问，邓小平强力推进的领导人退休制和干部年轻化，使党内开始了大规模新陈代谢，1982年的几个数字可以作为例证：党的12大选举产生348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新当选的211人，其中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最年轻的是胡锦涛，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39岁。他们在此时进入政治的核心舞台。

选举与民主

同在1986年，另外值得记述的一条线索是民主选举的次第展开。198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进行了重要补充和修改。一是实行了差额选举，二是有代表联名推荐候选人。这是一次依法民主选举的成功实践。

在民间，广西宜山县罗城一带农村的村民开始了自己的民主探索，村民们商量着管理防火、防盗等社会公共事务，每家每户按手印，最后订立契约性质的村规民约，慢慢演变成村民委员会。

当时民政部门还归中央政法委管，政法委书记彭真很重视，派人下去调查，随后决定由民政部牵头起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这部在基层进行民主尝试的法律，经过了整整3年的审议，终于在1987年11月23日通过，在会上，彭真高兴地说，“他们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就会逐渐学会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就会逐渐学会把一个县的事情管好”。

村民们对可以自己来选“村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发展到1999年，四川省遂宁市的步云乡，进行了一次直选乡长的试验，随即因违反现行法律的规定―――乡长、县长由同级的人民代表来选举，而不是直选―――这一做法后来被制止。

民政部一位副司长告诉记者，我国乡镇规模过大，现在一个乡镇有十多万人口，相当于一个小国家，这么大的范围，村民自治的经验是不适用的，因为村庄是一个“熟悉人社会”，而乡镇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选举的过程和方式都得改变，得有竞选班子，得有纲领，还要筹措竞选经费，而选民还要有从多个新闻机构获得中立信息的权利，这都需要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配套的系统工程。

尖峰之后

从1986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按照统一部署有步骤地迈进。

邓小平当时最为重视的是1987年的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报告提出了具体的政改设想。邓小平后来不止一次讲到，十三大报告很好，“一个字都不能动”。

报告分析说，我国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

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设想是：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可以说，1986、1987年政改受关注的程度达到了顶峰。此后由于成熟的条件没有适时出现，这方面的改革并没有如人们预想的那样迅猛地发展下去。取代的，是稳妥而又小心翼翼的心态。

对于政改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邓小平无疑有充分的认识。他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就我个人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我在有生之年要搞，我们这一代要搞，年轻一点的同志要搞，我们的娃娃将来也要搞。”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政改的未竟事业，成了小平的一大遗愿。

从1987年至2004年，此后又历经了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都有涉及，把政改作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追求目标在进行。而“绝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则成为一个反复强调的原则，在这几次党代会上，“党内民主”也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此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新概念，并将它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一位学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是对我国政治国情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这必将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