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多数普通市民是在1997年的2月17日得知小平病危的消息的。

这一天，深沪股市双双跌停，分析人士以“健康问题”这个含糊的词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解释。

但消息并未得到官方的证实，2月18日，深沪股市双双涨停。

就在股民们尚在庆幸“一场虚惊”之时，2月19日早晨，噩耗传来。伴随着从各种工具中反复播放出的哀乐，股市再次以跌停开盘，但在收盘时，大多数股票均已收复了全部失地。

三个交易日里，两个跌停和两次涨停，如此奇异的走势在全球 资本市场的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但更奇异的是，即便是在大盘跌停之时，大多数股民最热烈讨论的，仍是小平逝世这一事件的本身，而不是自己真金白银的得失——许多经历过这一幕的投资者不约而同这样回忆。

这种奇异的市场走势和市场心态，至少分别表达了两个信息：即便在纯粹的经济和资本市场领域，小平在当时依然是最具心理影响力的人物；小平的个人魅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某些阶层和许多个人对现实利益的诉求。

而小平的去世，最终却并未像许多习惯于“政治思维”的中国人所预测的那样，成为中国股市的“最大利空”。在后面的50个交易日中，上证指数几乎翻了一番，而且它至今也没有回到过1997年2月19日跌停时的“悲痛底”——855点。

1997年和小平的逝世，对于 和中国的改革同样是一次最重大的心理考验，而在这一年穿越了历史峡口的中国经济航船，尽管承载的吨位日重，尽管仍时常遭遇暗流和险滩，但它毕竟始终在改革的单行线上前行。

1997： 穿越峡口

和中国的改革同样是一次最重大的心理考验，而在这一年穿越了历史峡口的中国经济航船，尽管承载的吨位日重，尽管仍时常遭遇暗流和险滩，但它毕竟始终在改革的单行线上前行。

“我最大的愿望，是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小平的这个最大的遗愿，也成为了他最大的遗憾。

但这并非香港回归盛典的所有遗憾。由于在“7·1”前后，香港突遭数十年来空前的暴雨洪灾，这不仅使得香港街头的庆典氛围大受影响，让提前数月甚至数年便高价预订香港房间的游客颇为失望，也迫使新一届香港政府的官员们几乎是穿着庆典礼服便投入了救灾行动。

几乎在同时，香港和中央政府迎来了更大的考验。冥冥中似有天意，1997年7月2日，也就是香港回归的次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美元联系 汇率制度，泰铢当日应声而贬20%，并由此引发一场席卷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金融风波。

这两件在时间点上颇有些诡异的事件，在后来看来很有些象征意义：与大自然的竞合和与国际市场的互动，在此后的10年中，不仅成为香港，也是影响整个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和命题。

事实上，如何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和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战略性挑战，这一趋势因为两件发生在1997年的事情而得到空前的强化。

就在一代伟人溘然而逝后仅仅3天，2月22日，全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诞生了，这不仅标志着人类在细胞工程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功，也首次将对现代科学的争论上升到了伦理的高度——它意味着“人类摘取了生物学上的禁果，篡夺了上帝的专利”。

更现实的危机来自亚洲金融风暴。当危机开始向整个东亚和东南亚蔓延时，不仅中国证券市场已经持续了一年半的大牛市被彻底终结，远隔数万里的美国股市也应声而跌——在世界经济历史上，这是美国金融市场首次在整体上受到亚洲市场的能动影响。

在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动荡之时，在九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却进行了近几届来变动最小的一次换届：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只出现了三张新面孔。

中国国内政局的稳健运行，后来被实践证明了其极为深远的意义。因为此时不仅中国经济航线上的外部气候和水文状况正在发生几十年未有的变局，整个中国经济的内部运行环境，也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个微妙却是几千年未有的转折。

根据1997年的一项统计，中国600余种主要商品中，除棕榈油一种外，全部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全面告别了短缺时代。中国的经济活动的最重要使命，已经由保证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基本需求向更高层次迈进。

中国经济的航船从此终于穿过了历史的三峡，进入豁然开朗的中游平原。但在视野突然开阔之时，航速却不可避免地突然放缓——消费需求不再是拉动经济的超前因素，习惯于以外延扩张为主要增长手段的中国宏、微观经济主体们，突然失去了最重要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方法，一时间不知所措。

国内外经济环境同时发生的转折，对1998年的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