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志凯看来，邓小平是个极具个人魅力的政治家。在涉外活动中，他的言谈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毅力和智慧，而这些极具智慧的言谈同时也给翻译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

小平利用会谈整理自己的思考

青周：您都陪小平会见了哪些国际政要？

高：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副总统布什、前副总统蒙代尔、前国务卿基辛格、国务卿舒尔兹、国防部长温伯格、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前总理惠特拉姆；新西兰总理朗伊、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等。这些会见几乎都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进行的。

青周：为什么小平喜欢在福建厅接见外宾呢？

高：福建厅位于大会堂的东北角，那儿离中南海比较近，不像其他厅，要绕比较远的路；另外，福建厅的窗户正对天安门城楼，从这里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视野比较开阔。当然，还有一个演绎版本，说小平之所以选择在福建厅会见外宾，是因为他一直牵挂着台湾问题，牵挂着祖国的统一大业。

在我看来，虽然这是演绎，但是不无道理。因为，在我陪同小平会见外宾时，尤其是会见美国人时，小平每次必谈台湾问题，而且每每谈到台湾问题，小平总是表情凝重，态度坚决。在台湾问题上，小平毫不动摇。

青周：小平在会见外宾时除了谈台湾问题之外，谈的比较多的问题还有什么？

高：谈中国的改革开放，谈世界的和平发展，谈干部的年轻化。很多外国政要来到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见到小平。他们很多人都把小平当成智者来请教的。像新西兰总理朗伊，他一见到小平，就向小平请教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多第三世界的领导人更是希望学习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经验。

小平会见外宾时，很多话他是不断论述，不断强调。但我在翻译的过程中能够明显感觉到，他每次会见外宾，也在不断整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不断升华，不断发展。

他基本不按说帖讲话

青周：给小平当翻译，有没有令你措手不及的时刻？

高：当然有。其实，每次重要的外事会见，外交部都会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准备说帖(talking points),很多领导人都会参考说帖会见外宾。但是小平从来不用说帖，总是直接阐述的自己的理论和观点。这给翻译的压力是巨大的，如何准确地把握小平的意思，不偏不倚、准确无误地进行翻译，这是一大挑战。

1986年，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夫妇来华访问，会见小平的前一天他们去八达岭长城参观，路上发生了车祸，肇事的是一辆军车。虽然没有伤及多尔本人，但是车祸给美方影响很大。

在小平接见多尔夫妇之前，有关部门的领导向小平汇报了车祸情况。小平听完汇报之后，并没有责备大家。但是，当多尔夫妇入座之后，小平直接对美国客人说： “多尔先生，我要向你道歉”。多尔一时无所适从。小平接着说：“昨天的车祸，肇事的是辆军车，司机是个军人，我是军委主席，没有管好司机，因此向你道歉。”我在翻译过程中，眼睛都湿润了。小平的一声道歉，使美国客人深深的感动。道歉在中文里意思很明确，但是英文中有不同的表达方法，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场合，可以选用不同的措辞。由于我头一天陪同多尔夫妇参观长城，对整个车祸情况和我方的处理十分了解。因此可以选用最适合这个场合的英文措辞来翻译小平的意思。

青周：您给小平当了差不多4年的翻译，他语言有什么特点？

高：小平的用词造句言简意赅，直截了当，生动活泼，口语化特别强，从不拖泥带水。小平的语言是老百姓的语言，来自生活，来自民间，朴实无华。他经常用通俗易懂的俗语来表达大理论，大概念。例如“翻两番”、“留有后手”、“不买脸”、“要对付不要应付”等等。有人说小平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子弹，颗颗击中目标，确实如此。

小平会见外宾时，他善于倾听对方，一旦开始发言，他就像个预言家，一看就是20年，一谈就是50年，一展望就是70年，一憧憬就是100年。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50年不变，100年不变，等等等等，这些是他经常谈论的话题。

当整个民族仍然在彷徨摸索的时候，小平表现出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先知般的洞察力，既有远见卓识，又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执行力。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亲耳聆听他的很多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平的很多预言都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