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少奇同志认识比较早。一九三七年，我刚到延安时，恰好和少奇同志一起住在中央军委招待所。“皖南事变”以后，少奇同志担任新四军政委时，我又在军司令部工作。一九四二年三月，少奇同志奉调回延安，到党中央工作，我跟随军部领导同志一起送他到老黄河边。

多少年来，我一直把少奇同志作为我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楷模。初见面时，他就对我说：“要有一个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头脑。”他的亲切教导，一直鼓舞着我努力工作，鞭策我刻苦学习。他那兢兢业业的品格，克勤克俭的作风，更是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就象学生反复聆听老师的教导那样，常常回忆起这些往事。

但是，十多年前猛烈刮起的一场风暴，把历史弄颠倒了。林彪、江青一伙在一九六八年向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所谓“审查报告”以莫须有的罪名，诬蔑刘少奇同志在新四军工作期间，勾结汪伪，背叛祖国，从而达到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恶目的。

现在，林彪、“四人帮”已经不齿于人类。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恢复了他应有的崇高声誉。我是一个幸存者和当事人，觉得更有责任澄清历史事实，抹去林彪、“四人帮”泼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污泥浊水。

新四军军部派我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间。“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在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的领导下，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反共军的进攻，声威大振。但是，由于敌伪在经济上的严密封锁，也由于新开辟的根据地尚未巩固，我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当时的部队给养，主要依靠征收公粮。虽然采取了二五减租、交租交息、合理负担、发展生产等政策措施，仍然保障不了部队的供给。最缺乏的是医疗器材、药品、布匹以及日用物资，因为这些物品必须到敌占区的城市里去采购。处于这种境况，加强敌占区的工作，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支援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了当务之急。正是这个原因，组织上派我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已入睡了。突然，一个警卫员叫我起床去见陈毅军长。陈毅同志见我进门，放下正在批阅的文件，开门见山地对我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到上海去辛苦一趟，利用你的亲戚朋友关系，筹募捐款，采购药品，了解敌情，早去早回。你有什么困难么？”我自知责任重大，立刻回答说：“没有什么困难”。他说：“好！你去见少奇同志，听他有什么指示。”

从陈毅同志屋里出来，我即刻赶到少奇同志那里。

少奇同志一见我，就问：“陈军长找你谈话了吗？”我回答说：“刚才去过，已经交代给我出去工作的任务。

”接着，少奇同志拖了把椅子，示意我坐下来仔细谈谈。少奇同志先是询问了我在上海的一些社会关系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当时，我看他神色有点疲倦，就说：“今天太晚，首长身体不好，可以休息了，明天再安排时间谈吧。”他摇摇手，喝了一杯浓茶，提起精神对我说：“还早哩！你看，我这里一堆报告，部队里的吃饭、穿衣等许多问题，都要我们处理呀！”我见少奇同志执意要谈，就问：“首长对我出去工作有什么指示？”

他很严肃地说：“我们到敌占区去工作，主要是依靠群众支持我们的抗战事业。为了争娶分化、瓦解敌人，我们也要利用敌人的矛盾，开展对敌斗争。你可以利用社会关系进行工作。”为了在工作中更有把握些，我又问：“在敌伪方面，我有一些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去找他们呢？”少奇同志思索了一下，说；“对汉奸亲日派，我们采取对其亲日的方面加以打击，对其动摇的方面加以争取的政策”，接着，他特意加重语气说：“但须注意，在目前抗战的不利情势下，不可与汪伪上层的汉奸头子轻易接触，要提高警惕，以防他们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破坏我们与国民党的团结合作。”

经少奇同志一说，我更加明白了这次出征上海的目的。我要告辞了，但少奇同志却象母亲送孩子出征那样，左叮右嘱。他先是说：“你这次出去，要走我们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可以派小部队护送你到江边，这样行动比较安全。”接着，他又问我：“出去的便衣和旅费准备好了吗？”我说：“这些问题请首长不必操心，我自己会处理。”少奇同志又说：“你的爱人程瑞蒙同志临时调到农村去做新区开辟工作了，你又很快就要走，可能一时见不到她，组织上会通知她，你放心吧！”听了这一席话，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少奇同志就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干部。你想到的问题，他想得比你远；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却替你想到了。当我站起来准备走时，他又叫住我说：“我们苏南区党委做供给工作的一位同志，在上海被敌人逮捕了；你出去打听一下，找适当的关系营救他。好，祝你一路平安。”

在上海，我呆了一个月。一九四二年春节前，我就回到了根据地。在军部的驻地苏北阜宁单家港见到少奇、陈毅同志时，我把捐款和采购来的医疗药品交给组织，并汇报了一些情况，他们都非常高兴。

这就是所谓“刘少奇派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的全部情况。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派我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是为进行对敌斗争去筹募捐款，采购药品的。林彪、“四人帮”诬蔑是刘少奇同志派我作为他的个人代表去进行投降叛卖活动，完全是颠倒黑白。至于以后三次出征上海和南京，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新四军，林彪、“四人帮”移花接木，罗织罪名，足见其手段之卑鄙！从少奇同志在我临行前的一席谈话中，能见到所谓“勾结”、“乞降”的影子吗？丝毫没有。这里，充满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充满着一个共产党人对汉奸和日寇的蔑视，充满着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对普通党员的关怀和爱护！

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不容伪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为此专作这篇短文，一是为澄清历史真相；二是告慰已经长眠于九泉之下的老领导——刘少奇同志。（原载五月十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1980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