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缪海稜
延安，革命的圣地，在这里我度过了青年时期最重要最难忘记的一段生活。它影响着我的思想发展，影响着我的健康成长，影响着我的未来旅程，影响着我的一生事业和理想的追求。
我在延安生活过、学习过、工作过、战斗过，我是喝延河水，吃陕北人民的小米、住延安的窑洞长大的；我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奶浆哺育成长起来的。提起凤凰山、杨家岭、枣园乡、王家坪、清凉山……这些地方，我特别感到亲切。在抗日军政大学、在马列学院、在中央党校、在中央大礼堂，在中央机关工作部门，我听过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传奇式的讲课，听过党中央领导同志精采的讲话，特别是听过人们最敬仰的毛主席的深入浅出、夺人心魄的报告、讲话和谈话。他那宏亮的声音、雄伟的气魄、敏锐的目光、深刻的智慧，幽默通俗的语言，巨人的手势，打动着听众，征服着每一个听众的心，使听众自觉自愿地跟着他走，跟着他指示的方向前进。
我直接听过毛主席的演讲，报告不少，例如最著名的《论持久战》，这是震憾中国，震憾世界的洪钟。当时正是国内“亡国论”与“速胜论”甚嚣尘上的时候，迷雾笼罩着重庆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时候，毛主席以极其精辟的持久战理论，针锋相对地驳斥了上述两种错误的唯心主义谬论，好像太阳照耀大地，使人们从大雾中走出来，眼界豁然开朗，使人们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前途，看到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的希望。只有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才是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正道和法宝。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党和边区人民处在重重封锁与困难之中，而革命斗争形势和任务又需要冲破阻力，求得进一步发展，全党需要巩固胜利，加强团结的时刻，毛主席英明地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以整顿三风的伟大号召，在全党进行一次深入的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这次整风学习，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提高了马列主义的认识，提高了革命的自觉性组织性和纪律性，把中国共产党建设为一个能够担当历史重任的马克思主义大党。与此同时，毛主席还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学校、部队都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或纺线或种地，或发展副食品生产或开办小型工厂，用自己的双手既解决了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又培养了劳动观念和实践观念，它和整风运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觉悟与高尚的革命品德。这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充分的准备。毛主席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巨大的。无论在当时，在今天都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在今后也是正确的必要的。
我不仅聆听过毛主席的报告、谈话、指示，而且亲自参加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思想上立场上作风上都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益和锤炼。经过延安的整风学习和大生产运动的洗礼，强化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人生观。懂得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永远保持革命的青春，就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造自己，才能在大风大浪中站稳脚跟。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和党给我的教育和影响之大之深，是难以估量的，如果仅仅记得一些枝叶、片断、点滴，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很难获得整体的感受和认识。当然，离开了具体亲身实感，印象也不会在长久的记忆里生根。下面我想从一些在学习上工作上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来谈谈自己的具体印象和感受。
毛主席要我们“多想”
那是1939年的夏季，我刚从延安马列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负责主持通讯科的日常工作。新华社和《新中华报》社分住在杨家岭后山沟的两排窑洞里，那时新华社的机构简单，只有编辑、译电(分中文、英文、日文)、通讯、油印(刻腊版出参考消息)几个科，不过二十多人。在一间较大的窑洞集体办公室里，四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口号，都是摘抄马克思列宁的名言警句，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有两条：一条是列宁对青年人的教导“学习学习再学习”，另一条是毛主席对《新中华报》的题词“多想”。记得在抗大学习时也读到过毛主席的许多题词，如“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斗争中学习”等等。但是，毛主席为什么要对办报的同志强调“多想”来勉励大家呢？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办报纸、搞新闻工作会在国内国际社会各个领域里碰到各种各样的事物、现象和问题，有正面的反面的，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新闻工作者必须用自己的头脑认真地去思考去分析，弄清楚真象与假象，现象与本质，局部与全局、主流与支流……当然需要多想。孔子说：“行成于思”，“三思而后行，再思可也。”有些复杂的问题，一时想不清楚，想不周到，避免片面性，就需要反复思考。
但是，当时我们的社长向仲华同志特别向我们讲述了毛主席为《新中华报》题“多想”二字的背景，还包含着更深层次的意思，要人们善于识别真假马列主义者。当时，王明重新出版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本有严重错误的与党中央正确路线对立的小册子，并到处发表讲演，自称是马列主义理论的权威。他在延安女子大学讲课时，自以为精通马列主义，能背诵马列著作的某些论述，常说他引用的话在马列著作中文版某卷某页，然后当场要他的助手或课代表查证。学生查看，果然不错，弄得一些青年学生误以为他真了不起，能记诵马列词句，一定读过不少书。王明善于夸夸其谈，伪装博学，又很傲慢地吓唬工农分子，一些不明底细的青年人不免受骗，盲从附和。其实，王明不仅在政治路线上理论上反对毛主席，而且是一个十足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典型，历史上既犯过“左”倾机会主义，在抗战中又犯右倾机会主义，终致叛党。毛主席当时提出“多想”也是要大家学会识别真假马列主义，不要被洋教条吓倒，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经过仲华同志的指点，同志们就更感到毛主席题写“多想”的特殊重要性了。
一定要把新华社办好
1939年，新华社在建立和健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农通讯员网工作中，为了培养通讯员的采访写作修养，主办了一个业务刊物《通讯》，这是延安时期新华社出版的第一个新闻业务刊物。我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说明出版这个刊物的性质任务和目的，请毛主席题写刊头，毛主席很快写了《通讯》二字，一式三份，让我们挑选，这就是1939年12月1日《通讯》创刊号上的那个刊头。毛主席的题字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我们更加重视组织和培养工农通讯员的工作。《通讯》虽然是油印的32开本，一出来就受到广大通讯员的欢迎和热爱。从第三期以后就与新中华报社、延安青年记者学会合办，一共出版了八期，直到1941 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创刊，报社另行在副刊版上出版不定期的“通讯员之页”。
那是1940年年终，我受社长向仲华同志的指定，就一年来新华社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给中央党报委员会和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肯定了通讯社在党中央领导和关怀下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并检查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主要是通讯社的消息来源较少，对外电抄收情况不好、不稳定，每天编播发稿数量太少，不适应抗战新形势的需要，提出了改进的意见。没有想到毛主席不到三天就看过我们的报告了，而且在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大意是：这个报告我看过了，通讯社这个工作很重要，一定要把它办好，现在的规模还很小，但是它将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发展的，他们存在的问题应予以适当解决。这个批示是批给当时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人王明看的。当时，王明对毛主席的批示甚为不满，便把向仲华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满脸怒气，以讽刺的语调说，“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嘛，毛主席都说好，那还不好吗!”然后话头一转严厉地责问道，“谁让你们写的这个报告？”我如实地回答“是我写的。”仲华同志忙说：“是我要他写的。”我们认为年终应该向党报委员会和党中央写个工作总结报告，让领导上了解新华社的工作情况，求得中央领导的指示，好进一步改进工作。王明气虎虎地说“为什么不先送我看呢？”我赶快说，我们是送给您和党报委员会的同时送给毛主席的，因为毛主席天天都要了解新华社抄收外电的情况……王明打断我的话：“你们这是向毛主席邀功请赏嘛!”我还想说明我们写报告的动机，向仲华扯了我一把，“不要说啦，他刚入党不久，来社不久，有不对的地方由我负责。”王明更不高兴，“既然你负责，为什么要往毛主席那里送呢？”向仲华又重申了一遍理由：“我们想让毛主席党中央经常了解新华社的工作情况，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好改进新华社的工作。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我们觉得新华社的工作要赶快加强，特别是目前抄收外电的面还很小，我们在外又没有自己的记者。”王明根本不听这些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他故意讽刺向仲华：“老同志怎么还不懂得组织原则？”仲华说：“我们没有违反组织原则。”王明武断地说：“不要和我争辩!下去好好检查自己。”事后向仲华和蔼地对我说：“你是新同志，你不了解党内斗争的背景，今天王明的怒火是冲着我来的。我了解他的底细，他反对毛主席，他是想借此整我们的，使我们俯首贴耳地听他那一套，不要贴近毛主席，此人用心很坏，他老早就不满新华社宣传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政策，你们哪里知道其中的奥妙文章啊!”
同志们读了毛主席的批示都十分高兴，受到无限的鼓舞，都比过去更加认识办好新华社工作的重大意义，决心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无论是抄报的译电的编稿的搞通讯员工作的还是刻钢板搞油印的，都说毛主席在百忙中还那么关心新华社工作，我们还能安于现状，不求进步吗？我们抄不好外电，译不好电稿，油印不清楚参考消息，那将影响毛主席及时全面了解国内国际情况，还会影响党中央的决策呢!
的确，毛主席对新华社的工作是十分关心的，每当重大事件发生时，毛主席总是特别关照新华社要尽一切可能抄收各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电讯，而且把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同盟社发的英文译稿和塔斯社、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比较查看，找出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由于当时新闻电台用莫尔斯抄收，电力弱，信号不强，抄收电稿不清楚，有时只能猜译；翻译员称之为认“天书”。1939年、1940年间毛主席住在杨家岭，新华社译出的电讯稿重要的要及时送给他看。毛主席在夜间工作，第二天清晨毛主席派通讯员把他看过的电讯稿退回新华社刻印。最引人注意的，大家都争着看毛主席在译电稿上作的标点、记号和批示，有时指出译文的脱漏和疑问，或指示要把几个通讯社发的同类消息报道加以比较，把说得不一致的段落标出来，有时对国际上某一重大事件的认识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不仅批示要特别注意抄译，而且提出处理的意见。毛主席还亲自动手为新华社撰写消息和评论，有时在电讯稿上加眉批或旁注。同志们每天抢着看毛主席圈阅过的电讯稿，关心看他批示的话，把这看成是一件快事，成为议论的话题，也以此作为对自己难得的教育。的确，同志们从毛主席批示的电稿中得到不少的教益和启示，看出他观察事物的敏锐和深刻，看出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看出他从零散纷繁的国际电讯的蛛丝马迹中寻找事物的本质和发展动向。在那个时期，在被封锁的延安山沟里，毛主席主要从新华社日常抄收的电讯中来了解天下大势，有时派他的秘书来到译电室探问最新的消息。毛主席在参观清凉山千佛洞印刷厂的一次讲话中曾经说过：党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多种渠道，但主要是靠新华社靠你们的。我们知道毛主席每天忙于党务军机大事，忙于对敌斗争，但是不管怎样忙，每天必读新华社的电讯。他多次指出新华社要重视搜集国内国际各方面的重要情况。不仅延安时期、战争时期如此，在全国解放后，在和平建设时期党面临的情况、任务和局势更复杂了，毛主席仍然重视从新华社得到的信息并关心着新华社事业的发展。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为皖南事变大声疾呼，怒斥国民党反动派
我很难忘记毛主席在皖南事变时的极度愤怒心情，当毛主席得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时，几夜没有睡觉，一是痛心新四军人员无端遭受重大的损失，一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怒。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研讨后，连夜把皖南事变的情况通告全党全军，并立即亲自起草为皖南事变发布的命令和谈话：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当时，已是深夜，寒风呼啸，新华社接到毛主席送来的紧急文稿，指定新华社赶紧抄一份播发全国各界，派人将原稿送交印刷厂紧急排印。向仲华同志指定我负责亲自送稿到清凉山千佛洞印刷厂作为特急稿处理，以便第二天一早在《今日新闻》(铅印)上头版头条刊出。
夜色漆黑，伸手不见掌，从杨家岭到清凉山的路是崎岖不平的，我顺着延河岸边向东走，要经过延安女子大学和王家坪，大约有三里多路，我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拿着木棍，把文件紧裹在怀里，冬季寒风凛冽，听见远近有狼嚎，我顾不得寂静中的这些可怕的声音，只管往前赶路。我知道狼是怕火怕灯光的，因此，提着灯并不胆怯，只是河边的沙石路凹凸不平，不好走，跌跌绊绊的，虽然寒气逼人，还是走出一身汗来。一到印刷厂，工人师傅听说是毛主席为皖南事变撰写的紧急文电，都立即抢着赶排赶校赶印，很快就完成了这项重大任务。我回到杨家岭新华社窑洞，天已经有点蒙蒙亮了。忙碌一天的同志们还在睡梦中。
我在校读清样时，对中央军委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特别感兴趣，感到它蕴藏着难以估量的重大意义，谈话彻底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由来已久的蓄谋，国民党反动派早就图谋与日寇勾结起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早就图谋用反共反人民军队的手段来实现它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目的，皖南事变不过是整个阴谋计划的一个规模最大的突然行动的大暴露。
谈话一方面指出共产党和爱国力量面临的严峻形势，一面指出不管反动派如何捣乱，最后必将失败，抗战必然胜利，并指出取得胜利的各种有利条件，指出反动派必须受到惩处。
这篇谈话义正词严，分析透辟，以事实为依据，以法理服人。谈话以坚定刚毅的语调说，“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出何等代价……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事实的发展和结局是日寇和亲日派的惨败。这篇谈话气势磅礴，力能拔山，使人读了既能明白皖南事变的背景，认识国民党反动派丑恶的嘴脸，又能激起全国人民对反动派的仇恨，而更加团结起来进行抗日爱国的斗争。我又一次深深感到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伟大，高瞻远瞩，力挽狂澜、不可摇撼的稳如泰山的巨人气概。
毛主席是用宽边宣纸写的文稿，不受拘束，字体流畅，笔底千钧，字里行间显示着摧枯拉朽，不可阻挡，无所畏惧的气魄。当时，我们缺乏文物保护的意识，几个同志争着保存一张手稿以为珍贵的纪念，可惜后来在战争中丢失了。一想起此事，就不免自责惋惜。
记得第二天天亮，吃过早饭，我又受命赶到延安城内经国民党肤施县邮电局发了急电，发给重庆《新华日报》和全国新闻界，使皖南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
青年记者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
1941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出版党中央的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把《新中华报》、新华社出版的《今日新闻》并入《解放日报》，几个新闻机构都搬到延安城东关的清凉山上，在组织上业务上新华社仍然保持独立的机构，但是党和行政领导都统一在一起，两社共一个采访通讯部，我也调入《解放日报》采通部工作。
当时中央印刷厂、新华社和口语广播部以及新闻出版发行部门都住在清凉山，于是清凉山便成为党中央延安时期的重要宣传基地，那里聚集着一批有马克思主义办报经验的知识分子和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革命青年，他们在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接受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教育，经过政治思想和新闻实践的锻炼，从这里培养了一批有作为的朝气蓬勃的新型新闻工作者，成为全国解放后新闻界的领导骨干。
在这里能及时听到毛主席的指示，听到党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评论。我担任解放日报记者，有更多的机会参加一些重要会议。
记得1941年11月6日，第二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毛主席应邀要在这天下午到参议会上发表演讲。在开会之前，毛主席在边区政府交际处的休息室接见部分党外高级民主人士参议员。大家早就在静静地等候着，大约不到两点钟，毛主席穿着普通的八路军棉衣来到休息室，他迈着刚健稳重的步伐，笑容满面地和大家亲切握手交谈，一一询问姓名，哪个地方来的，现在做什么事，……人们都十分欣喜的回答，并向毛主席致敬问好。
当时我是《解放日报》青年记者，在场采访，毛主席也和我握了手，看了看我，亲切地问了我的名字，便幽默地说：“大海也不平静，有时也有波涛起伏啊!”接着问我《解放日报》社有多少记者？从哪里来的，读过什么书？我一一回答，谈到学习时，我冲口而出地说：“什么书都喜欢读一点。”毛主席看出我的幼稚，便和蔼地说：“青年记者嘛，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这时我感觉到我的答话反映出我的学习缺乏重点，没有根基，学无所主，自以为是。毛主席的话虽然简短，但是，切中了青年人的要害，抓住了做好记者的根本。毛主席这次谈话给我的影响是深刻的，后来我在工作中犯某些错误，归根到底也还是缺乏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毛主席在这次参议会上的讲话，中心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突出地讲共产党人要善于与非党人士共事，要懂得无论什么时候，共产党员都是少数，党外人士是最大多数。“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员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共产党之所以得民心，正在于此。
第二年，1942年5月，毛主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解放日报》曾派记者参加，在会上他主要就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方向、文艺工作的原则以及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问题即文艺为人民服务和怎样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问题，就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有针对性地发表了系统的重要讲话，这对记者也是同样适用的。毛主席当时还要记者和干部读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概论》、《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后来又加上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书。毛主席还要党的宣传工作者研读鲁迅晚年的杂文，他赞扬鲁迅杂文观察问题非常深刻，富于辩证法，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尖锐泼辣的文风，指出鲁迅的心和读者的心是相通的，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记得1941年5月，毛主席就曾经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过《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深刻地系统地阐明结合实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学习态度和方法，还举出一副对联，给那些好空谈不好切实学习的人作了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至今发人深省。
“脱帽，敬礼，赔不是!”
1941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创刊后，我担任报社记者，在延安市采访，翌年春，我作为报社特派记者兼陇东专区通讯处主任，在陇东专区六个县乡进行巡回采访、调查研究，将近一年。1943 年春，忽然接到报社通知，要我速回报社参加整风学习。开始在报社整风，学习中央关于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谈学习心得体会，端正对整风运动的认识，对党的认识，回顾自己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提高对马列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觉悟。心情是舒畅的，大家有说有笑，自己找思想差距，也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感到革命队伍生活的亲切温暖。
后来运动转入审干阶段，康生搞了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假坦白典型，号召有问题的人要主动坦白，否则，查出问题，要从严处理。人人要交代清查个人在国民党区的社会关系、家庭历史。当时康生怀疑一些从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共产党输送来延安的革命青年，是国民党的“红旗政策”，是受反动组织指派怀着特殊的目的来延安的。一些热心革命，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投奔共产党的纯洁青年，怎么接受得了？处在被围攻之中，只得坚持为自己清白的历史和政治面目采取辩护，寻求证明的老实态度。因为当时从同一个地区来的青年，说明的历史环境和来历都是一致的，康生便认为这些人互相订立“攻守同盟”；加之，有的人经不起考验，作了假坦白，更造成混乱，互相纠缠不清，于是，实行隔离审查。我被转移到一个与世隔绝的位于偏僻山沟的单位接受审查。每天纺线、学文件，交代思想和“问题”，不能自由行动。处在这样的境地，当然，心情是压抑的，苦闷的，也是怀疑的，但是，对党还是信赖的。后来慢慢的让三三两两的上山砍柴、背柴，望见天日，可以相互笑谈、歌唱，更坚信共产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考察，特别是经过周恩来副主席领导的南方局做了深入的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彻底查清四川地下党的情况及其领导的外围革命组织的活动，是可信赖的。这时一些假坦白的人也以悔恨的心情重新澄清了做假坦白的荒唐编造。整风审干运动中出现的极左的偏差，这时已经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纠正，宣布了毛主席的指示：“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审干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这样被审查的青年干部都增强了对党的信任，认为所谓的“问题”迟早会“水落石出”。同时，党组织对被审查者逐个进行严肃认真的甄别。和我谈话的负责同志对我讲了整风审干的重大意义，弄清队伍，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可以更好地战胜敌人。还诚恳而郑重地传达毛主席的话：凡是搞错了的同志，都要给予纠正，并且要向他明确宣布经本人同意签字的组织结论，还要向他们“脱帽，敬礼，赔不是”。就是说，宣布去掉强加的莫须有的帽子，向他们举手、道歉，赔不是，好同志就是好同志，受点委屈不要放在心上，大家一条心，好好干革命，今后要努力学习，未来的日子，要走的路还很长呢!我当时禁不住哭了。也在思想作风上作了自我批评。真金不怕火炼，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真理，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虽然对康生搞的那一套极左的做法，破坏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甚为不满；但是，通过这次整风审干运动，证明最英明最伟大的还是共产党，还是毛主席，“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共产党的政策是深得人心的。心里真的理解了，也就没有疙瘩了，我高高兴兴地回到报社，恢复原来的记者工作。
摘自：《缅怀毛泽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