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我军主要创始人之一。在长达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他始终和毛泽东在一起，创建人民军队，开辟革命根据地，指挥人民战争，使我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使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他在参加并领导我国革命的武装斗争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朱德将其科学地归纳为“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略战术”三个部分，对其每个部分，都有卓越的建树。这里，我着重阐述他对“人民的战略战术”的丰富和发展。

我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主要手段，是进行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的年代里，朱德一直是我军的总司令，和毛泽东共同指挥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族战争及若干个战役战斗，从卓绝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出丰富的军事理论。

（一）提出了游击战争的指导原则。 对游击战，朱德早已有了经验。经过十年代使用以少胜众的战法，廿年代中期在莫斯科学习时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和“必要时拖队伍上山”（《朱德选集》第126页），到南昌起义后指挥部队在粤北打小仗，逐步形成了游击战的思想。1928年4月，朱德率领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成立红四军后，经过多次反对敌人一省的“进剿”和两省的“会剿”的实践，更增加了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条件。从1928 年5日开始，朴素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便在红四军中产生出来。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是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实践的产物，也是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总结的成果。

“十六字诀”，是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游击战争的正确原则，是我军战略战术体系的可靠基础，是积极防御战略的雏型。它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在作战指导上最重大的问题，在我军军事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抗日战争中，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他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持久战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指挥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取得很大的胜利，并从实践中总结了许多经验，写成《抗敌的游击战术》、《八路军抗战一周年》、《论抗日游击战争》、《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训》、《华北抗战的总结》等理论著作，运用、充实和发展了“十六字诀”。这些著作阐述的游击战原则，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集中反映这样几个主导思想：

--抗日游击战争是“大众战及民兵战”，“它的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朱德选集》第31页）；

--游击战争同样“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依此“来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最主要的作战要素，是政治要素”（同上，第39，第54页）；

--游击战的要诀是：熟虑断行，主动机动；不打硬仗，不攻坚锐；胜不骄惰，败不馁颓；稳扎稳打；绕圈子，打敌人；化整为零，化零为整；

--游击战的法则，大体分为袭击、埋伏、扰乱三种，游击队唯一的进攻战法就是袭击（《抗敌的游击战术》，1938年3月）；

--游击队的活动方针：①破坏敌人后方交通和仓库，袭击飞机场；②暴露敌人的企图；③震恐敌人的军心；④破坏敌人政权，恢复自己的政权；分散敌人兵力；⑥破坏敌人的经济、给养；⑦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根据这些思想、原则，朱德在著作中对游击队的组织、编制、政治工作，对游击战的各种打法，作了详尽的论述和规定，使游击战法具体化了，游击战理论系统化了。

（二）和毛泽东一起提出“诱敌深入”的原则。 对付强敌的围攻，我国古代就有“退避三舍”、“孙膑减灶”的成功战例。“十六字诀”表述为“敌进我退”。1930年2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在江西吉水水南战斗中，采用“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方针，歼敌一个旅大部、将游击战指导原则发展为游击性运动战指导原则。以后在敌人十万大军“围剿”面前，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根据当面情况和古今中外以弱胜强的经验，特别是几年来运用“十六字诀”的经验，于1930年11月1日，在给部队的命令中提出“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简称 “诱敌深入”）的作战原则。实行“诱敌深入”，就是在强敌进攻面前，我军先后退，放弃一些地方，引诱敌人进至预定地区，使敌人不利，自己有利，然后举行反攻，集中兵力，歼敌一路或一部，粉碎敌人的“围剿”。实践证明，这是弱军战胜强军的一种有效战略。

根据这一指导原则，朱德先与毛泽东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歼敌七万多人；后与周恩来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歼敌三个师。经过这几次反“围剿”，朱德明确提出：“我们的战略以各个击破为原则。”“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 （《朱德选集》第9页）进攻时 “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同上，第15页）。这就是避实就虚、歼灭战、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和原则。这些，在反“围剿”和以后的作战中都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三）创造了大规模阵地进攻战的先例。 由于敌强我弱，我军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主要进行运动进攻战，基本上不进行阵地进攻战。但在1947 年下半年转入战略进攻以后，需要夺取敌人的城市，阵地进攻战的地位明显提高。为此，毛泽东提出：“必须极大地注重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士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1129页）当时我军虽有一些夺取小城市的经验，但缺乏夺取大中城市的经验。

在这种情况下，朱德作为党中央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晋察冀解放区，组织和指挥了石家庄攻城战役。石家庄是华北敌人战略要地，兵力为两万四千多人，工事坚固。为了攻克这座城市，朱德深入部队，召开各种座谈会，和干部战士共同研究打法，提出“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有组织、有步骤地去进攻，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朱德选集》第212页）在朱德指挥下，晋察冀军区野战军仅用七天时间，就攻克了这座有近三十万人的城市，全歼守敌。

攻克石家庄，意义很大：一、使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为该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创造了有利条件；二、动摇了敌人防守大城市的信心，使我军增强了攻下大城市的信心；三、取得了攻城的经验。战后，朱德又将攻城经验整理成材料，发给全军，对全军的阵地进攻战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朱德强调指出：“二十年来我们在军事上所苦恼的，即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无法攻破，但近半年来学习的结果，已经能够攻破敌人较大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了，攻克石家庄是第一个试验成功的，然后陆续攻克了洛阳、潍县、开封、兖州等城市。”（《朱德选集》第240-241页）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司令员、石家庄战役现场指挥杨得志同志也说：“石家庄战役，还使我军获得了较完整的攻坚战斗经验”（《毛主席指挥我们打胜仗》、《历史研究》1 9 78年第2期）石家庄战役成为我军由大规模运动战到大规模阵地战的转折点，是和朱德的组织指挥分不开的。

（四）提出了战略决战的思热。 解放战争经过第二年度的战略进攻之后，我军总兵力已达敌人总兵力的四分之三，经过新式整军运动，部队政治素质和作战能力都有很大提高。解放区面积已达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为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我军后方更加巩固。而国民党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和人口，但政治上、经济上已陷入严重危机，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军事上，被迫将“分区防御”改为“重点防御”，固守重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这一切表明，我军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和时机均巳成熟。

党中央和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这样的战争形势，1948年2月指示东北野战军“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57 -458页）9月初批准打济南；9月上旬对东北野战军强调：“（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毛泽东选集》·第1231页）这实际上就是战略决战的开始。

为此，朱德于1948年8月至11月，在解放军总部战况汇报会上，明确地提出战略决战的思想。他首先指出：“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接着，他规定了各个战场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方针，指出：“对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华东野战军有十七个纵队，中原野战军有六个纵队，“这些就是我们同敌人进行决战的物质基础”；“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傅作义的力量虽比我华北军区部队力量大，“但我们还是一定能够解决他。”“东北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　（张迁遗）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　198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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